——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黨組成員隆國強
隆國強：執行力強是中國體制的一大特點，確保決策的科學性在中國體制特點下顯得尤為重要。智庫以服務於黨和國家的科學決策為根本任務，是我們彰顯制度優勢、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要環節。
要從提升國家巧實力的高度認識智庫的重要性。巧實力就是“硬實力+軟實力”，就是中國人愛講的“軟硬兼施”。智庫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提升中國巧實力的觸媒。
政府要對智庫參與決策進行流程化的設計並嚴格地落實到決策的全過程中，不能把智庫視為“説起來重要、做起來次要、忙起來不要”的“花瓶”。
智庫有著獨特的問題意識和科研方法，提供的政策建議難免和決策者的預期存在出入，這就要求決策者具備“忠言逆耳利於行”的智慧和胸懷，不能因為聽著彆扭就試圖引導甚至是干預智庫的獨立研究。
智庫要擺正心態，盡其所能，不能把是否得到領導的批示作為衡量自身價值的唯一標準。
除了少數綜合性智庫以外，大多數智庫要走專深路線，聚焦于某一專業領域深耕細作，力爭成為經濟、外交、科技、國防等方面的“單打冠軍”。
記者：近日智庫界普遍關注的一件大事，是5月17日舉行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在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中，十余次提到“智庫”，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重要性和受重視程度由此可見。我們留意到，總書記講話中是將智庫建設與加強和改善黨對哲學社會科學工作的領導結合起來談的。仔細領會講話精神，您對智庫的地位和作用有什麼新的理解與認識？
隆國強：在我看來，哲學社會科學和政策研究之間的關係好比理科和工科的關係，前者的理論性導向決定了其與現實政策之間存在一定的距離，而後者的應用性導向則恰如溝通理論和應用的橋梁，幫助黨和政府在制定政策時把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結合起來，提高決策科學性。
正如總書記在座談會上梳理的那樣，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建立健全決策諮詢制度”，到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強調“實施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工程，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再到中辦、國辦《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出臺和第一批國家高端智庫試點工作正式開展，直到這次座談會將智庫建設置於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大格局中加以強調，可以看出，黨和國家對智庫建設的重視是一脈相承、不斷深化的。
我個人認為，應從以下三個方面把握智庫的重要性：
要從中國問題的複雜性出發認識智庫的重要性。當前，中國發展進入了新階段，面臨著在經濟新常態下統籌區域、城鄉、人與自然協調發展等一系列錯綜複雜的新難題，舊經驗無法解決新問題，這就亟須我們匯集各方智慧，用好智庫，為黨和政府的科學決策提供支撐，避免出現系統性、顛覆性的失誤。
要從中國體制的特點出發理解智庫的重要性。執行力強是中國體制的一大特點。然而決策先於執行，因此，如果決策科學，強執行力就會轉化為中國獨特的體制優勢，相反，一旦決策失誤，將會出現十分嚴重的後果。由此，確保決策的科學性在中國體制特點下就顯得尤為重要。智庫以為黨和國家的科學決策服務為根本任務，可以説是我們彰顯制度優勢、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要環節。
要從提升國家巧實力的高度認識智庫的重要性。我們對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首先提出的“軟實力”這一概念已經很熟悉了。缺乏軟實力，經濟、科技、國防等硬實力就“使不上勁兒”。近年來，“巧實力”概念又盛行起來，我認為，巧實力就是“硬實力+軟實力”，就是中國人愛講的“軟硬兼施”。智庫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提升中國巧實力的觸媒，值得我們高度重視。
記者：在新形勢下，智庫建設動力充足但也阻力重重。正如總書記所説，各類智庫在取得成績的同時也存在著“重數量、輕品質”“重傳播形式、輕內容創新”等問題，那麼，您覺得智庫建設還有哪些問題值得注意？這些問題又當如何解決？
隆國強：總書記對智庫存在的問題點得很透、很準，歸結為一句話，就是研究品質不高、內容創新不足，提出的政策建議與前瞻性、針對性、儲備性的要求還存在差距。在我看來，人才、學科、體制機制既是産生問題的原因，也是解決問題的抓手。
首先是人才問題。高品質的智庫離不開高品質的人才。智庫人才的特殊性在於他從事的是公共政策研究，無法像科技人才一樣去申請專利，而既具備政策研究能力又在主觀上具有高度奉獻精神的智庫人才目前極為短缺，因此，從客觀角度來講，我們亟須創建一套符合智庫特點的人才機制，將高水準且富有奉獻精神的人才聚集起來，使他們心無旁騖地研究自己擅長的問題，為黨和政府拿出“管用”的決策建議。
其次是學科佈局問題。總書記期望智庫拿出前瞻性、針對性、儲備性的研究成果。我理解，“針對性”指向當下，“前瞻性”和“儲備性”則面向未來。我們常説很多智庫在從事低水準重復研究，其中“重復”就反映了學科佈局的不合理。比如在國際關係領域，中美關係研究一直紅紅火火，但中亞、中東、東歐問題的研究則相對冷清，“一帶一路”構想提出後，不少冷門地區的智庫專家嚴重供不應求，甚至出現空白，這就警示我們，既要重視當前的熱門問題研究，也要重視那些和現實距離較遠、和熱點關係不大的“高冷學科”，在學科佈局上富有遠見，才不至於“人到用時方恨少”。
最後是體制機制問題。在我看來，體制機制改革是推動智庫建設的“綱”，綱舉目張，只有理順體制機制，推動智庫建設的各項措施才能事半功倍。創新智庫管理方式，第一是要尊重智庫獨有的運作規律和組織文化，不能把智庫視同行政機關進行管理。第二是要為智庫研究提供良好的條件。智庫不能“閉門造車”，因此，要破除資訊的地區分割和部門分割，推動政府資訊公開。第三是要強化智庫管理部門間的統籌協作。智庫管理涉及很多政府部門，很多體制是“外生”的，智庫體制改革是一個系統工程，必須所有相關部門協同配合，按照總書記提出的“既能把握正確方向又能激發科研活力”的要求，對智庫的管理機制進行大膽創新。2015年11月中央深改組提出的國家高端智庫試點方案，就是突破現有體制機制的一個有益探索。
記者：總書記在座談會上還提出要“把黨政部門政策研究同智庫對策研究緊密結合起來”，這裡的“結合”可以説是一門藝術，那麼，除了您剛才講到的資訊共用之外，您認為決策者和智庫還應在哪些方面著力才能更好地打通“政智渠道”，實現“政智通暢”？
隆國強：把黨政部門政策研究同智庫對策研究緊密結合起來需要政府“有所為有所不為”，也需要智庫認清定位，擺正心態。
一方面，政府要在完善決策諮詢制度方面“有所為”，要對智庫參與決策進行流程化的設計並嚴格地落實到決策的全過程中，不能把智庫視為“説起來重要、做起來次要、忙起來不要”的“花瓶”。與此同時，政府要在尊重智庫獨立性方面“有所不為”，作為第三方，智庫有著獨特的問題意識和科研方法，提供的政策建議難免和決策者的預期存在出入，這就要求決策者具備“忠言逆耳利於行”的智慧和胸懷，不能因為聽著彆扭就試圖引導甚至干預智庫的獨立研究。要給智庫營造相對寬鬆的研究環境和相對充足的研究空間，保障智庫研究的客觀性。另一方面，智庫要堅持“圍繞大局、服務中心”的定位，研究黨和國家決策急需的重大課題，使自身的對策研究更好地對接政府的政策研究。但要注意的是，政府施政的著眼點和智庫資政的著眼點畢竟有所不同，所以，智庫要擺正心態，盡其所能，不能把是否得到領導的批示作為衡量自身價值的唯一標準。
記者：正如您所説，打通“政智渠道”需要政府和智庫雙向發力，那麼，除了外部環境對智庫的約束之外，您認為智庫應該從哪些方面加強自身建設？
隆國強：智庫自身建設可以從人力資源提升、組織文化建設和工作條件保障三方面著手：首先，智庫要做好人力資源的提升工作。智庫要有自己的人才班底，同時，對於外部人才，要“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對於高端人才，要“別開生面不拘一格”。各類智庫都要形成相容並包的人才環境，同時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最大限度地激活人才潛力。其次，要加強智庫的組織文化建設。大學有大學文化、企業有企業文化，智庫也要有意識地培育智庫文化，如經世濟民的責任意識、淡泊名利的謀士情懷、唯實求真的科學精神、協同創新的團隊意識等等，要在智庫營造尊重知識、鼓勵創新的良好風氣，形成自己的“核心價值觀”，並通過人才薪火相傳，積澱出持久的吸引力和長遠的影響力。最後，智庫要為研究人員提供必要的工作條件，不求奢華但求方便實用，如內容豐富的資料室、數據庫、圖書館，用以成果發佈和同行交流的場地，以及充足的調研經費等。
記者：按照中央規劃，我國智庫的七路大軍要在2020年形成“定位明確、特色鮮明、規模適度、佈局合理”的總體態勢，結合總書記講話，您對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在未來的格局和體系有哪些判斷和期待？
隆國強：首先，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體系應該是多層次的，各類智庫要分工明確、定位明晰。在服務對象上，有的智庫服務於中央政府，有的智庫服務於地方政府。中國地域廣大，一個省的面積基本相當於歐洲的一個國家，其問題的複雜性和多樣性需要一大批精通地方性知識的智庫給予接地氣的智力支撐。在研究領域上，除了少數綜合性智庫以外，大多數智庫要走專深路線，聚焦于某一專業領域深耕細作，力爭成為經濟、外交、科技、國防等方面的“單打冠軍”。其次，中國特色的智庫群一定是多元發展的，官方智庫依然在智庫群中發揮主體作用，但社會智庫和企業智庫也會不斷壯大。此外，各類智庫在進行決策諮詢的同時還要做好政策解讀和政策評估，主動發揮引導輿論、服務社會、凝聚共識的作用；同時還應著力提升國際化程度，站在巨人和前人的肩膀上形成研究問題的國際視野，立足於全人類優秀的精神文明成果開展智庫研究。只有形成多層次互補、多元發展、多功能兼備的智庫體系，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才能如總書記所説，圍繞國家重大戰略需求開展前瞻性、針對性、儲備性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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