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世界秩序之間的關係是過去20多年的一個國際性焦點話題。但是，把中國經濟與世界秩序，尤其是把中國經濟的增長及發展前景與世界秩序這兩個問題如此緊密地、直接地聯繫起來，還是最近的事情。儘管世界秩序一直是國際關係的主要問題，不得不承認，主要研究一國經濟與世界秩序之間的關係的首先是經濟學家，他們的貢獻非常重要，從國際關係學的角度，該如何看待、分析中國經濟與世界秩序之間的關係？
中國經濟和世界秩序的關係
先看經濟學是怎麼看待秩序及其重要性的。根據清華大學錢穎一教授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已故的諾斯（Douglass North）等的思想遺産的研究，在人類社會歷史的三種狀態，即原始的無秩序狀態、有限準入秩序的自然國家狀態、開放準入秩序的現代社會狀態中，“自然國家狀態比無秩序狀態更有利於經濟發展”，而現代社會的開放準入秩序”則更使“經濟得以快速增長”。在每一種狀態中，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是相互決定的。因為“在現代社會中，經濟的開放準入與政治的開放準入並存，經濟上的競爭與政治上的競爭也一同出現。在人類歷史上，從自然國家到現代社會的轉型是一個非常偶然的事件，它首先發生在歐洲，並逐漸傳播到全球。”
世界經濟的形成、增長和持續的過程也是世界秩序的形成、增長和持續的過程，即世界經濟本身産生著世界秩序。一些國際關係理論也支援這樣的看法，例如著名的“貿易和平”論。但世界秩序的供給也是國家和國家組成的國際體系提供的公共産品，正是這一公共産品根本地支援了世界經濟。在過去30多年，世界經濟發生的主要變化是全球化，全球化更新著新的世界秩序。正是因為全球化，柏林墻倒塌德國統一、歐洲共同體變成歐盟，不過在歐盟誕生的同時蘇聯解體、世界貿易組織誕生、中國崛起、中美關係“進入相互依存時代”。同時，全球化也使得已有的代表現存世界秩序的國際機構的內生問題更加暴露。全球化摧毀了舊秩序卻沒有建成新秩序，全球治理的需求增加但供給不足。
世界秩序提供了解釋過去30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個理論。一般地説，中國只要加入現有國際機構為代表的世界秩序，就大體解決了中國需要的世界秩序問題。不過，現有國際機構代表的世界秩序存在著許多問題。未來的中國經濟要想繼續增長，更加需要世界秩序的保障。現有世界秩序獲得必要的改革，走向更加合理化，才有助於包括中國經濟在內的世界經濟的增長。中國能否爭取一個與更符合自身經濟增長需要的新的世界秩序呢？
回答這個問題，需要評估過去30多年，也就是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外部環境”或者“國際環境”。對這一歷史經驗的研究可以得出一個基本結論：中國經濟的成功發展得益於這一時期存在的世界秩序。
如同任何國際體系中的成員，中國一直高度看重“國際環境”。在《鄧小平文選》中就有很多關於中國“改革開放”的“國際環境”的論述。“國際環境”是包括世界秩序在內的；或者説，“國際環境”大體等於世界秩序。任何經濟增長都不可能脫離國際環境或者世界秩序。中國經濟從1979年就開始逐步地“對外開放”，而開放經濟更加依賴於世界秩序。如果是世界無序，根本不存在開放的可能。
中國于20世紀70年代初逐漸改善了與世界體系各個構成部分的關係。中美關係獲得戰略突破。1971年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這一時期，中國與世界的關係逐步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形式上和內容上融入了現有世界秩序，即變成現有世界秩序的一部分。當然，這一融入直到現在仍然在進行。一是因為世界秩序是常新的，任何國家與世界秩序的關係都是常新的，必須在世界秩序中存在、行動，才能維持與世界秩序的良性互動。最近幾年，中國大幅增加了在聯合國的會費以便與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適應、在聯合國維和的框架下提供了越來越多的維和部隊、是聯合國主導的國際發展合作框架的主要驅動力量、對非洲和平與安全肩負的國際責任增加、中國加入了IMF的數據標準和特別提款權（SDR）、中國也積極與非普遍性的西方屬性明顯的國際組織建立了密切聯繫，如在2015年中國成為國際能源署（IEA）的觀察員、在歡迎一些歐洲國家加入亞投行的同時中國加入歐洲復興與開發銀行。
一句話，中國與未來的世界秩序之間的關係的基礎和出發點是過去30多年形成的中國與世界秩序之間的關係。
中國經濟與世界秩序之間的轉捩點
在改革開放前，中國是現有國際秩序的一個批評者和反對者。在改革開放後，融入現有國際秩序並從中受益的中國卻日益感到這一秩序存在的問題。尤其是，這一秩序尚未做好必要的改革以便容納諸如中國等巨型的“新興經濟”。按照匯率計算，中國在2010年取代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國際金融機構中中國擁有的投票權、決策權卻排在日本之後，即日本在現有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地位仍然高於中國。如果再考慮到歐洲的話，中國在現有國際金融機構中的決策權仍是有限的。美歐一直主導現有國際金融秩序。於是，中國在2009年後強烈要求改革現有國際機構。
中國不僅要求改革舊秩序，而且主動地推出了在全球化低潮的現在成為全球化主要驅動力的“一帶一路”以及與其配套的新的國際機構，如金磚合作機制下的新發展銀行、亞投行等。“一帶一路”是新的國際貿易，尤其是其中的國際投資，將帶來新的世界和平和世界秩序。新發展銀行和亞投行等幾乎意味著不同於目前的佈雷頓森林體系的新的世界經濟秩序的雛形，具有很大潛力，有助於新的國際規則和國際規範的創新，即這些新型機構並沒有完全複製現有國際金融機構的制度與治理，即沒有按照國際權力等級結構而安排這些機構的內部治理；中國並沒有如美國在世界銀行那樣在新發展銀行或者亞投行中佔據否決權，但卻發揮了世界經濟大國之一的中國的規範性權力，讓這些新的國際組織成為非霸權性質的新型國際合作。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著名學者艾肯百里（John Ikenberry）與許多西方學者一樣認為目前的世界秩序正在進入“後美國的”“後大西洋（主導）的”時代，但不認為這是現有世界秩序的“危機”，而是現有秩序的“成功”，因為中國等全面加入現有國際機構，現有國際機構儘管由此多元化了，但是更具有全球性了。他認為美國要與中國合作共同打造、共建21世紀的世界秩序。
“一帶一路”和金磚合作等不包括美日，並不反對美國主導的現有世界秩序，反而在尋求加強開放的世界秩序。在美國和日本，一些人認為從“一帶一路”到亞投行挑戰了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挑起了目前的與中國的“國際秩序之爭”。
對“國際秩序之爭”可以廣義地理解。這裡的“爭”包括爭奪和爭論。爭奪意味著目前至少有兩種甚至兩種以上的世界秩序在發生衝突。有美國人認為中國目前説的和做的代表著一種不同於美國的世界秩序。中美之爭是兩種世界秩序的衝突。這一判斷誇大事實、判斷錯誤，因為中國並沒有代表著一種新的世界秩序，也沒有離開現有秩序去推進替代性的全世界秩序。這一誤判如果不能得到及時糾正，則可能加劇中美衝突，甚至不幸重復歷史上美蘇“冷戰”的“大國政治”悲劇。美蘇“冷戰”的主要內容之一正是世界秩序之爭。當時，蘇聯代表了與美國截然不同、涇渭分明的世界秩序。中國在20世紀50年代“一邊倒”加入蘇聯主導的世界秩序，“另起爐灶”中國外交政策。1949年的“另起爐灶”就是對中國外交政策的原則和實踐的革命。而爭論如果是明辨，則最終會有助於中國與世界秩序之間關係的更新與換代。
根據我國正在實踐中的與美國建設“新型大國關係”的外交政策，中美要妥善管理關於國際秩序的爭奪和爭論。國際秩序的衝突的後果是可怕的，即重創世界經濟。無論中美都需要世界秩序，而不是世界無序。
當然，中美學術界應該繼續辯論國際秩序問題。這種學術爭論有助於目前的國際機構的革新、重建和新生，也有助於提供21世紀的屬於中美、屬於世界的共同的世界秩序。未來的美國經濟能在目前的世界秩序下持續嗎？未來的中國經濟到底需要一種什麼樣的世界秩序？中美能否合作共建、共同塑造一種前所未有的共用的世界秩序？遺憾的是，在“國際秩序之爭”中，諸如此類真正的學術問題在中美之間尚未得到爭論。
“另起爐灶”未必不好，關鍵要看是什麼“另起爐灶”，以及如何“另起爐灶”。“另起爐灶”的路徑很重要。中國需要總結一些國家在世界秩序中“另起爐灶”的歷史教訓。這一教訓包括上面提到的20世紀50年代中國的“另起爐灶”。蘇聯本身就是世界秩序“另起爐灶”的案例。在給定的或者既定的世界秩序下的“另起爐灶”的經驗也要充分研究。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後，日本提議的組建亞洲貨幣基金組織（AMF）因為美國的反對而胎死腹中。不過，日本後來聯合中國、南韓、東盟等搞了東亞貨幣合作的“清邁協定”。歐盟是“另起爐灶”的經驗，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美蘇冷戰主導的國際結構下的“另起爐灶”，是今日以規則為基礎的世界秩序的一個重要的地區支柱。
美國本身就是在不斷地“另起爐灶”。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就是“另起爐灶”。但是，對待別國的“另起爐灶”，美國的反應是不同的。美國反對1997年日本提議的“亞洲貨幣基金組織”，但是，對於“清邁協定”就反對不了。歐盟的成立得到美國的支援，因為美國需要與西歐一起塑造二戰後的世界秩序。歐盟推動的規則為基礎的世界秩序與美國存在一致的方面，但也存在差異。歐盟鼓勵美國不要工具性地對待多邊主義，而是要維持一個多邊主義的世界秩序，美國關心的是什麼規則和誰制定的規則，但美國對約束美國的多邊安排選擇性對待，有的參加，有的保留，甚至反對。一些“另起爐灶”會引起霸權國家的反對，而有的“另起爐灶”則未必。
世界秩序的生産與再生産
國內經濟改革目前在進行著“供給側”的結構改革，而在國際上，中國則試圖提供全球問題的解決方案，這可以叫做中國在國際上的“秩序供給”，即中國是世界秩序的生産者。世界秩序不是一次性生産，而是如同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揭示的生産的一般規律，僅有生産是不夠的，再生産才是根本。如果一種國際制度、國際規則和國際規範不能源源不斷地再生産出來，則這種國際制度、國際規則和國際規範就不存在可持續性。
從20世紀80年代起，中國在不斷地加入現有的國際秩序。一旦中國加入，有關的多邊機構、多邊論壇就有了中國的作用，儘管中國的作用是有限的，而非主導的、領導的或者決定性的。隨著中國在這些多邊進程和安排中的地位提高，中國的規則制定者的作用可能將繼續增大。但是，中國在其中面對一些實質性的挑戰：
1.中國沒能參加的對國際規則形成具有重大影響的多邊進程和安排，容易致使中國被排除在未來的國際制度、國際規則和國際規範的生産和再生産以外。最近爭論的TPP等沒有中國參加，而TPP最主要目的並非一般性地區“自由貿易”安排，而是為了主導當前和未來的全球貿易治理甚至全球經濟治理的制度、規則和規範。
2.有的國家利用中國加入的國際制度、國際規範和國際規則來“治理”中國，侵害中國的正當利益。
菲律賓在美國和日本的直接支援下，利用中國參加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來侵犯中國在南海的主權和權益就是一例。此外，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之所以熱衷於把中國“納入”現存國際秩序，其中的動機之一就是為了“治理”他們正在面對的“中國問題”或者“中國挑戰”。中國儘管擁有漫長的海岸線，不過，由於各種原因，中國一度對世界海洋重視不夠。正是在中國最為封閉的20世紀70年代，包括東南亞國家在內的“第三世界”國家“爭取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而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建立世界海洋新秩序。《聯合國海洋法》正是這些在海洋問題上擁有重大利益的發展中國家驅動下生産出來的世界秩序。支援發展中國家的原則、立場和利益是20世紀70年代中國外交的選擇，也符合中國的根本利益。但是，由於當時中國對世界海洋秩序的認識不足，加上當時的中國經濟對世界海洋的依賴不深，沒有預料到《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今天為諸如菲律賓等嚴重侵犯中國主權的國家在國際法上攻擊中國的工具。中國在遵守《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並享受該公約帶來的世界秩序之利，但中國同時又要如何避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負面效應？
3.“一帶一路”能否在現有世界秩序下得到實現？
很明顯，“一帶一路”是在現有世界秩序下進行的。它不可能脫離和超越現有國際秩序。中國也是現有國際秩序的一部分。但是，現有國際秩序的問題制約了“一帶一路”的進展。為了克服現有秩序的弊端，為了落實“一帶一路”，中國發起了一系列包括亞投行在內的新的國際機構。這些新機構確實有助於促進現有國際機構如世界銀行的改革。目前，“一帶一路”尚未對全球貿易治理提供新的制度、規則和規範，也沒有發起類似TPP那樣的複雜、艱苦而長期的談判，也未最後達成具有約束力且需要經過成員國的立法機構批准的國際協議。儘管我國領導人在國際上多次重申“一帶一路”不是中國“獨唱”而是國際“合唱”，是開放和包容的，但是，“一帶一路”尚未多邊化，即“一帶一路”還不是TPP那樣的地區甚至全球經濟夥伴關係計劃，而只是中國在十三五規劃甚至今後更長時期的一個對外開放、對外投資的“走出去”計劃。
為經濟轉型服務的外交轉型
目前國際關係學術界討論的一個焦點問題是中國外交轉型的必要性和如何轉型。為了塑造適合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世界秩序，中國外交政策如何改革或者轉型？
每當中國外交面對世界秩序問題，中國外交政策就面臨轉型。1949年，中國外交政策的世界秩序問題就是不加入美國“陣營”，而是“一邊倒”進入蘇聯“陣營”，並“另起爐灶”建立中國外交的原則和制度。20世紀70年代初，在冷戰中封閉和孤立的中國，定位自己為“第三世界”的一部分，隨後為了抵抗蘇聯的戰略壓力而與美國事實上戰略和解與合作。從20世紀80年代到21世紀初，中國外交政策就是加入一個規則為基礎的世界秩序，通過這一加入保證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良好國際和平環境”。
如今，中國外交轉型的最根本目的應該是為了中國經濟的轉型。“十三五”規劃綱要已經確定了中國經濟的結構性轉型，而經濟的結構性轉型勢必需要一個新的世界秩序，即全球的結構性轉型及其各國之間結構性轉型方面的合作。2016年在中國上海和美國首都華盛頓分別舉行的兩次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在中國的領導下，中國力推的結構性國內經濟改革議程不僅得到了廣泛的全球關注，而且要求各國國內結構性改革的國際合作與協調，即構建結構性改革的重點領域和指導原則，建立結構性改革進展評估的指標體系。這是G20歷史上的第一次，顯示了中國對世界經濟秩序的塑造。
從這個角度，我認為中國外交政策的轉型任務如下：
1.繼續在諸如APEC和G20等地區性和全球性的世界經濟論壇發揮中國的國際領導作用。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一度“不帶頭”。不過，那是特定時期的特定做法，並不意味著在21世紀中國在國際上就不發揮領導作用。一個國家的國際領導作用是這個國家在有關國際機構中的權力和責任規定的。2014年中國輪值APEC和2016年中國輪值G20主席，就是擔當國際領導責任。在國際論壇中的主席國地位是發揮國際領導作用的機會。塑造世界秩序就是擔當國際領導。
2.將中國定位為現有世界秩序內的改革者。以改革者確立中國的全球規範者的地位，要求現有國際機構改革並致力於改革到位，使中國等“新興國家”在現有世界秩序中充分發揮作用。世界秩序的改革也是中國的國際平臺，更是中國的國際高地。歐盟和其成員國一直以國際規範制定者自居，即佔據世界秩序高地。中國也要進一步完善和發展自身為全球的國際規則和國際規範的制定者。
3.把包容性的多邊主義作為目的，而不僅是工具。在實踐上，如同其他大國，要重視“小邊主義”。七國集團和金磚合作都是小邊主義的例子。需要注意的是，小邊主義不應是目的，而只能視其為達到包容性多邊主義的根據。中國必須做多邊主義的支柱。
4.在亞投行取得良好開端的情況下，借鑒亞投行的經驗，將“一帶一路”多邊化，使其成為一個具有生産和再生産世界秩序的全球經濟夥伴計劃。
5.推動中國參加的地區綜合經濟夥伴計劃（RCEP）與TPP競爭，甚至超越TPP，形成足以匹敵TPP的地區經濟夥伴關係。與TPP不同，RCEP反而要去地緣政治，成為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主力。
6.與美國和歐洲等展開關於世界秩序的對話與協調，最低外交目標是避免在世界秩序問題上爆發更加嚴重的中美衝突，最高外交目標是實現中美在生産和再生産世界秩序上的長期合作。
中國下一步的經濟增長，在國際上需要有相應的、足夠的、持續的、穩定的世界秩序配合。中國可以主動地區塑造這樣一種世界秩序。這不僅是為了中國經濟，而且為下一步全球經濟的增長做出貢獻。復旦大學張軍教授可能是第一個提出如下問題的經濟學家：“在現有貿易規則等國際秩序框架內，中國能不能保持GDP快速增長，抑或美國主導的秩序能不能適應中國經濟的繼續崛起？他認為，“真正決定中國經濟前景的根本性因素是世界秩序”。“中國要在現有全球體系下爭取與自身經濟實力相匹配的地位，挑戰巨大、困難重重”。“中國政府正嘗試按照自己的規則重塑世界秩序，特別是建立新的貨幣與貿易體系。”因為，“站在中國的視角來看，現有全球體系很難保證中國國內經濟取得持續增長——這樣的挑戰是日本和其他東亞經濟體崛起時都未曾遭遇的。在歷史上，唯一面臨過、並平穩解決這個問題的國家是美國。二戰之前，英國主導的世界秩序接納適應了美國的崛起，後者以和平過渡的方式取代英國成為了世界經濟和金融頭號強國。”
從經濟學的角度，人們有必要研究新的世界秩序帶給全球經濟的收益。世界秩序是各國妥協、協調、平衡的場所，是集體行動，是公共産品。
中國是否有意願、戰略、能力提出能得到大多數國家贊同的對現有世界秩序的改造方案？中國是否有意願、戰略和能力建設不同於現有的但又與現有的不衝突的世界秩序？
塑造一種新的世界秩序並不意味著要與美國展開不斷升級的“國際秩序之爭”，甚至爆發中美關於國際秩序的衝突。因為一旦爆發了中美之間的國際秩序衝突，只能使目前的中國經濟運作的世界秩序環境惡化，甚至是逆轉性的、顛覆性的惡化。任何大的中美衝突將導致中國經濟增長的不可持續性，甚至中斷，且導致全球經濟因為缺少秩序而發生斷裂和倒退。
中國外交在過去近40年的中心任務不是為了避免戰爭，而是為了國內改革與發展有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從世界秩序的角度考慮，未來幾年，尤其是“十三五”時期，這一任務仍然沒有變，即中國外交要以塑造世界秩序為目標轉變甚至轉型。這是一個相當的高度，具有相當的難度。
自從2009年，尤其是2013年以來，在國際上，中國更加全面參與現有全球治理，甚至提出了構建、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宏大使命和艱巨任務。全球治理是為了開放的包容的可持續的可準入的世界秩序，沒有這樣的世界秩序，分處各國的人類代代追求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包括休戚與共、互聯互通的世界經濟則因為缺少合理、公正、有效的世界秩序保障而難以增長，甚至衰退。
評 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