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出調研品質對智庫評價的作用,是在智庫評價領域發出中國聲音、展示中國特色的必經之途。衡量中國智庫的水準與實效,絕不能照搬西方標準,必須建立起中國自己的評價指標體系。智庫調研是對中國國情、民情和社情的深入考察,可以從中總結出新思想、新理念與新方法,必然帶有鮮明的中國風格,具有強大的説服力。
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是一個新課題,建立對智庫的評價體系同樣是一個新課題,而把調研納入智庫評價體系,更是一個新的嘗試。近日,中共中央黨校科研部副巡視員張學森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調研對智庫發展極其重要,智庫評價不能忽視對其調研品質的考察。
調研是智庫生産鏈的重要一環
調研體現了實證研究的導向,它不僅是對中國傳統學術“經世致用”和“身體力行”兩大優良學風的繼承和發展,而且在智庫發展過程中也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張學森認為,智庫的本質屬性和存在價值就是要為決策提供科學支撐。這一功能能否實現,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其中既有決策方的因素,也有諮詢建議方的因素,還牽涉到兩者之間的交流對話機制,但最基礎、最重要的影響因素,還是這些決策和諮詢建議本身的科學性。科學性由三種途徑而來,分別是正確的理論、間接經驗和親身實踐,但三者歸根結底都是實踐的産物。這就決定了智庫必須走出書齋,到廣大人民群眾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線上、實踐中和生活中去開展調查研究。毛澤東同志有句名言: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同樣,在決策諮詢工作上,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建議權。因此,只有廣泛深入地開展調研,全面掌握某一方面的現實情況,智庫才有可能提出科學合理的建議供決策方選擇。《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將“功能完備的資訊採集分析系統”作為智庫的基本標準之一,強調增強智庫的調查功能,這是對智庫評價的戰略引導。我們要按照這個標準,通過考察智庫調研品質的高低來評估智庫的實際水準。
對此,華東師範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文軍表達了同樣的看法。他説,成功的調研活動能為智庫研究提供現實問題的分析依據,增強智庫研究的科學性,完善智庫研究方法,夯實智庫研究基礎。智庫研究成果都是從現實出發,旨在解決某個或某類具體現實問題而開展的具有針對性的研究,對現實問題的理性分析幾乎是所有智庫研究的特色。
“智庫是思想與智力産品的生産者,全面地評價一個智庫,不僅要看其終端産品,也要監督其生産鏈。”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表示,調研是智庫生産鏈的重要一環,在對智庫進行評價時應作為重點考慮因素。同時,智庫調研品質可以通過科學的方法加以衡量,這有利於減少評價的主觀性和片面性,使評價體系更趨公正、規範、合理。
在談到調研品質對我國智庫發展的重要意義和價值時,受訪專家一致表示,突出調研品質對智庫評價的作用,是在智庫評價領域發出中國聲音、展示中國特色的必經之途。衡量中國智庫的水準與實效,絕不能照搬西方標準,必須建立起中國自己的評價指標體系。智庫調研是對中國國情、民情和社情的深入考察,可以從中總結出新思想、新理念與新方法,必然帶有鮮明的中國風格,具有強大的説服力。因此,把調研品質作為智庫評價的重要標準,有助於在智庫評估領域樹立中國標準、發出中國聲音,拓寬中國智庫的特色、新型發展之路,提升中國智庫的國際話語權。
調研品質不精製約智庫長遠發展
隨著國內智庫建設漸成熱潮,智庫調研活動日益頻繁,目前也産生了一些有影響的調查成果。但總體上看,智庫調研工作與決策要求還存在較大距離。湖南省社會科學院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所研究員黃海注意到,目前國內重點智庫對調研的投入量有所增加,調研方法的科學性明顯提升,但仍有很大改進空間。相對而言,部分一般智庫由於學術積澱不深,調研投入不足,調研方法不創新,研究成果容易出現自説自話、泛泛而談的情況。在其與政府的實際互動中,往往出現一邊是智庫研究“碩果纍纍”,一邊卻是政府決策急需科學根據的矛盾現象。
對於當前智庫調研品質存在的問題,文軍認為主要表現在調研的粗淺、零散和短期化上。據他介紹,國內智庫在調研活動方面各不相同,有些是建有專門的調查中心負責為智庫研究提供基礎性的調研成果;有些是依託自己已有的各項課題和研究項目展開智庫研究,將課題成果直接轉化為智庫成果;還有一些通過與專門的調查機構或數據庫合作,利用其調查數據來開展智庫研究。“總的説來,國內智庫在調研方面投入不足,已有的一些調研也基本上是停留在碎片化的階段,臨時性、應急性導向的調研較多,長效化、制度化、規範化、系統化的調研活動相對比較缺乏,調研方法的科學性也有待增強。”
從長遠來看,調研工作品質的短板會制約中國智庫的發展,阻礙智庫國際話語權的提升。對此,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院長、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徐勇表示,我國智庫調研品質總體水準偏低,這與我國發展勢頭極不相稱。“我們要樹立中國學術的話語權,但如果我們的研究總是以他國學術資源為依據,沒有自己紮實的調查以及深刻的理論分析,那麼話語權又從何而來?”徐勇認為,國際經驗表明,一個世界性大國必定有明確的戰略目標和服務戰略目標的有力手段。其中一個重要手段就是開展全面深入持續的調查,為實現戰略目標提供科學的決策依據。對中國智庫而言,要做到這一點,須強化調研品質對智庫評價的導向作用,帶動智庫研究人員沉潛下去認真做功課。
智庫調研為學術考察和政府調研搭建溝通橋梁
現代智庫通過提供專業化的知識、資訊、理論與方法,向決策者建言獻策,以期得到採納並産生社會影響。智庫機構的這種職能決定了智庫調研有其獨特的模式,這一模式與學術考察及政府調研既有明顯區別,又存在密切聯繫。因此,衡量智庫調研品質,應當對智庫調研模式的特點及其與學術考察、政府調研的關係有清楚的認識。
智庫調研不同於一般的學術考察與政府調研。黃海認為,學術考察特別是基礎學科的學術考察更側重對學術理論脈絡和邏輯的梳理,即“文獻中的田野考察”,理論走出“象牙塔”並直接應用於實際並非其硬性要求。政府部門調研則多數具有即時性的特徵,更注重當前問題的即時解決。從目的上來説,智庫調研與以上兩者都不同,相比于學術考察,智庫調研不是為了建立或充實某個學科,而是著眼于解決現實問題,並且其調研結果不能止步于發現問題和表達批評意見,更應致力於提出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以影響決策者和公眾的認知。相比于政府調研,智庫調研往往專注于某個或某類問題,注重成果的長期性、戰略性,不僅出主意,還要出思想;不僅要對政策作出正確的闡釋,更要作出戰略性、前瞻性的分析。從方法上看,政府調研多采用座談、實地考察、收集資料等常規方法。智庫調研除了上述常規方法之外,還多采用社會學的問卷調查、無結構訪談、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數據統計分析、模型建構等方法。
關於智庫調研與學術考察、政府調研的不同之處,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學科建設辦公室副研究員常文磊表示,前者比後兩者更強調獨立性。他認為,科學的獨立思考是智庫的立身之本,這種獨立性不是脫離實際的空想,也不是超出法規政策允許的範圍去另起爐灶,而是指智庫要在大局意識的指導之下,加強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智庫調研的獨立性,主要表現為利益與思想兩個層面。在利益關係層面,為保證調研活動按照自身規劃正常進行,智庫一般會與其他主體保持相對距離,盡可能擺脫日常瑣事和利益關係的干擾,從而對某些現實問題進行遠距離的審視、分析、考察、判斷並得出自身的結論,提出相關的建議。在思想層面,智庫的獨立性表現為基於現實的創新性。由於現實問題千頭萬緒,現代社會中各種客觀因素又瞬息萬變,智庫調研欲發現問題並推動解決,就不能從教條出發,而是要不懷成見、實事求是,在每一次調研過程中貫徹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實現視野的拓展和思想的創新。相比之下,一般性的學術考察雖也強調獨立思考,但要跳出已有學理的窠臼則更難,因其離變動不居的現實社會相對較遠,沒有智庫調研那麼充足的活力源泉以滋養新思想的生長。學術考察往往要以學術史為依據,但智庫調研則更多面向現實、面向未來,不必拘泥陳跡。而政府調研活動則主要是為了落實上級政府或部門的某項任務,或者是到下屬的單位去看看某項任務的落實情況而進行的現場調查,其本質是政府為了履行公共職能而直接投入其中的行政活動。智庫調研雖有可能是為了完成政府的某項委託,但其活動的自主性更大,其履行的是智庫自身公共職能而不是政府職能。
智庫調研雖然與學術考察及政府調研都有明顯區別,但又有密切聯繫,這種聯繫表現為智庫調研從二者身上汲取資源,同時又起到一個聯結的紐帶作用。就學術考察對智庫調研的作用而言,前者給後者以理論基礎和科學方法支援。常文磊説:“學術考察深究學理,系統地梳理學科知識,智庫則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利用學術發現去闡釋、解決現實問題。”對此,文軍表達了相似的看法,他認為,學術考察是探索、發現或檢驗各學科研究對象具體發展規律的活動,其成果為智庫調研提供了學理支援。就政府調研來説,其所面對的是比智庫調研更多樣、更細碎、更繁重的實際問題,因此形成了較為高效的工作模式和流程,這為智庫調研提供了可借鑒的經驗。同時,政府調研中發現的帶有結構性與普遍性的問題,又為智庫調研提供了重點對象。
智庫調研從學術考察成果和政府調研活動中吸收理論資源與工作經驗,尋找靈感與突破點,這種模式可以相容學術考察與政府調研的優點,並且為兩者的溝通搭建了橋梁。正如徐勇所説,一方面,“智庫調研將學術成果運用於現實,為學術研究提供了現實參照”;另一方面,“智庫調研將學理融入調研成果,然後反饋給政府,擴大了後者的理論視野”。
多角度衡量智庫調研品質
由於智庫調研品質的重要性及其調研模式的獨特性,只有找準影響智庫調研品質的各種因素,才能從調研品質看出智庫的真實水準。文軍告訴記者,把調研品質納入到國內智庫評價體系之中,可以把是否建有自己獨立的調研基地和數據庫、是否擁有專業的調查隊伍和經費投入、是否有一套規範化的調研程式和科學的數據處理方法、對調研成果的運用及其實際效果情況等作為重要的考察指標。這些環節和指標都是衡量調研成效的重要標誌,也是其是否能夠最終轉換為智庫成果的前提和基礎。“從某種程度上來説,調研成果的品質也是智庫研究成果品質的主要標誌。”
“考察智庫調研品質和水準,特別是考察大型、高端智庫的調研品質和水準,可以把調研基地平臺建設以及調研規模兩個因素考慮進去。”張學森結合中央黨校建設國家高端智庫的經驗,探討了衡量智庫調研品質的思路。他説,中央黨校著重加強資訊平臺和調研基地平臺建設,把調整與優化中央黨校調研基地佈局擺在突出位置,在全國各地遴選了一批代表性強、結構合理的調研基地。同時,強化“寒暑假雙假調研製度”,利用假期開展大規模集中調研。
對於如何衡量智庫調研品質問題,常文磊則認為,智庫調研是一個動態過程,可以從調研的過程入手進行思考。“一是調研的目標。包括:目標制定是否合理;調研的價值設定是否科學;調研對象的選擇是否恰當;調研目的的表述是否符合規範、遵循倫理道德。二是調研的操作技術。主要包括:問卷與訪談提綱的設計、編寫是否合理;調研的目標群體選擇是否準確、科學;調研的實施過程是否科學,程式是否規範;調研過程是否合乎倫理規範,是否嚴格保護了組織的秘密與個人的隱私;調研的問卷髮放數量、回收率、訪談的成功比例是否適當;調研原始材料的編碼、加工是否合乎規範,等等。三是調研成果及其轉化運用情況。主要包括:調研的目標達成度如何;調研報告的歸納、提煉、昇華情況如何;調研對智庫自身體制機制、文化、組織等方面建設的改進發揮的作用如何,例如是否物化為某些規章制度或者研究工作規範、條例;有關部門對智庫調研成果的反饋、運用等情況;調研結論被相關部門的採納情況;調研結論轉化為政策、法律等情況。”
除了調研過程之外,姚洋認為,還可以從調研方式上考察調研品質。他指出,可以從功能角度將智庫調研分為印證式、解讀式與全面分析式三種,三者在智庫評價系統中所佔權重應該是不一樣的。印證式調研,即為驗證一個推論,專門去實地看一看,形成豐富的感性印象,以驗證初始判斷是否準確或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事實。這種調研方式較為簡單,所佔權重不應太高。解讀式調研,即運用案例分析的方法“解剖麻雀”,見微知著,追本溯源,歸納微觀現象所反映出的宏觀問題。這種調研所佔權重應當高一些。全面分析式的調研,即利用資訊技術手段,對大量調研數據進行全面的、科學的分析處理,對某一方面的戰略性問題作系統的、透徹的研究。這種調研對智庫軟體和硬體的要求都很高,故應佔最大權重。在採訪即將結束時,姚洋告訴記者:“調研品質是評判智庫優劣的試金石,但如何對調研品質進行合理的衡量,要在已有共識的基礎上,進一步進行深入、細緻的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 霍文琦 實習記者 肖昊宸
評 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