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元春：供給側改革要解決"四大張力"問題

 3月19日，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經濟學院和中國誠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聯合主辦的“中國宏觀經濟論壇專題報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邏輯及實施路徑”發佈會在中國人民大學匯賢大廈C座800會議室舉行。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劉元春在發言中指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是以供給方面的問題為切入點，以結構性問題為落腳地，以改革為基本手段，構建中國中高速經濟增長的新動力和解決目前的問題。

劉元春表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綱領性的思路重在落實，落實的關鍵在於解決四大張力，否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會流於形式，在一種泛化、行政化中出現問題。

第一種張力是戰略目標制定的張力，即解決短期的穩增長和中短期的糾正扭曲，以及中長期的構建新動力三者之間的張力。戰略目標制定要注意順序，自全球危機以來，首先是危機救助，然後是結構性改革，沒有危機救助就沒有結構性改革。因此，週期性問題、局部性風險和系統性問題，仍是近期的重中之重。

第二種張力是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張力，中央頂層設計已出臺，關鍵在於地方政府的實施，目前整齊劃一的行政性的改革思路和調整思路是受阻的。在房地産政策上的調整，在鋼鐵方面的調整，都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偏差。偏差是實際上有頂層設計，但沒有真正的基層創新。中央給出的目標與地方所承擔的責任嚴重不對稱，最終導致的結果是地方形式性、運動性的結構性調整和供給管理，而沒有真正的改革，因為地方沒有改革權利，更重要的是地方沒有改革的內生動力。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中央是以結構性改革為落腳點，但在地方就變成供給管理為落腳點。這之間的張力是下一步必須要特別重視的一個張力。

第三種張力是條與塊之間的張力，事實上很多部門和政策的資源都是在各個部委，但真正的落腳點在地方政府，承擔的責任也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要承擔供給調整的壓力，但是又沒有改革的舉措和需求政策的管理配合，是新時代的條塊之間的張力要解決的新問題。現在很多政策和調控是因城施政，因企施政，城市和企業大量的方案實際是地方政府與企業之間博弈，與市場進行博弈。因此，地方政府重要的是構建新型政企關係，在道德制高點來解決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雙失靈産生的扭曲的問題。

第四種張力是經濟與社會的張力，即社會安全網的構建不完善，直接導致大量的社會問題綁架宏觀政策和改革方案。從而導致各級政府、各個板塊沒有基層改革的勇氣，對於基層政府很重要的一點是只有責任沒有權利，責任在某種程度上又不能完成，這就是社會安全網的缺失，導致政府功能的嚴重扭曲，導致傳統性的尋租行為和利益輸送行為在未來還會延續。

劉元春表示，2008年至2014年一系列的改革調整證明：大改革要適時而行，必須要尋找恰當的切入點、恰當的時機，必須要遵循大魄大力的原則，必須要遵循改革必須要有政治權威和政治共識等基本原理。因此，自十八大以來，在最初改革都用以需求導向的政策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帶來的衝擊，而沒有真正地全面啟動結構性改革沒有時機。2015年底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2016年統領整個經濟工作的綱領，而且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新意在於反腐倡廉已經取得階段性勝利，共産黨的自我更新，自我強大已經達到新階段。

劉元春談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沒有時機的重要原因在於：

第一、沒有反腐倡廉，沒有中國政治生態的重新清理和煥發新生機，沒有很好的善治政府和政府權威，貿然在腐敗的體系下進行改革，問題會更大。

第二、大破大立，改革的核心是政府的自我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但是在2011年2012年，政府財政收入同比增長17%、18%，在國有企業的利潤同比增長兩位數的狀況下，推行政府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是很難的。自去年開始，政府總體性收入負增長，特別是局部的地方政府出現很大的問題，尤其是東三省個別地方財政收入同比下降30%，國有企業的利潤出現負增長，甚至大量國有企業絕對虧損。因此將國企作為改革的切入點就能有效的推進改革。

第三、中國經濟開始不斷探底，供給側問題開始全面顯化迫使清除“僵屍”企業，解決企業高杠桿問題，全面重構地方政府，有改革的共識、改革的內生動力以及改革的頂層設計的三位一體的力量，才能在改革上有所作為，才能避免改革重蹈以往出政策、出方案、卻不講行動的覆轍。所以供給側結構性改很有新意，改革的切入點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