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首頁 > 智庫中國

中國宏觀經濟論壇報告會在人民大學舉行

發佈時間: 2016-03-02 10:00:15    來源: 中國網    作者: 毅歐    責任編輯: 毅鷗

    2016年2月27日,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經濟學院、中國誠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聯合主辦的“中國宏觀經濟論壇(2016年一季度)”報告會在人民大學逸夫會議中心舉行。本次論壇的主題是“後SDR時期中國宏觀政策框架的重構”。

    中國人民大學一級教授胡乃武、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書記靳諾、中國人民大學人事處處長劉鳳良、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劉元春、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原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陸磊、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財新智庫首席經濟學家何帆、國家資訊中心經濟預測部主任、首席經濟師祝寶良、對外經貿大學校長助理丁志傑、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宗良、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毛振華等專家學者出席了論壇。

    論壇開幕式由中國人民大學人事處處長劉鳳良教授主持。

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書記 靳諾教授

    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書記靳諾教授在致辭中向到場嘉賓表示歡迎和感謝。她表示,“中國宏觀經濟論壇”創辦10年來,已經持續向社會發佈了37期高品質的研究報告,在海內外的影響越來越大。十年既是一個階段性的里程碑,也是邁向輝煌的新起點。宏觀經濟論壇團隊正在推行“實體化、版塊化、滾動化”的創新機制,引入曹遠征教授等一批著名專家進一步壯大研究力量,推動宏觀經濟論壇的轉型發展,繼續提升論壇的政策影響力和社會影響力。

    靳諾教授肯定了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近年來取得的系列成績並對國發院的進一步發展提出要求。去年12月,國發院順利入選全國首批25家“國家高端智庫”建設試點單位,這既是中央對人民大學長期以來資政啟民成績的肯定,也對人民大學特別是國發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當前,中央對於智庫建設的部署和要求已經明確,各項支援政策已經出臺,重視智庫發展的社會氛圍也日漸形成。新形勢下,國發院要進一步明確定位、把握方向,圍繞核心團隊建設和智庫産品體系建設,産出一批高水準的研究和資政成果,全力打造既能服務黨和政府科學決策、又能引領社會發展的高端智庫平臺。靳諾教授指出,本次論壇的主題是“後SDR時期中國宏觀政策框架的重構”,也是對新常態下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框架的重新思考。這個主題直接回應了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關鍵問題,體現了論壇學術團隊始終秉持的資政意識和問題導向,也反映了人民大學國發院堅持立足於國家層面和戰略視野進行政策研究的學術立場。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曹遠征代表課題組發佈了論壇主報告《新常態下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框架的挑戰與思考》。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曹遠征

    報告指出,在我國現有的宏觀經濟政策框架中,增長和就業是首要目標,物價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是次要目標;為了實現增長和就業目標,宏觀政策調控主要針對出口和投資,通過鼓勵出口增長來拉動投資增長,或者直接推動投資增長;為了更有效地刺激出口增長和投資增長,政策層面傾向於替代市場機制或扭曲市場機制,在政策組合中往往是以非市場化的、具有結構效應的財政政策為主導,作為輔助性的貨幣政策也是以非市場化的數量型工具為主。

    經濟新常態業已出現的特徵以及大調整、大變革和大開放戰略,對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框架提出了調整要求。首先,在我國宏觀經濟調控中,增長和就業目標的重要性相對下降,而宏觀經濟短期穩定性的重要性相對上升。其次,物價穩定性和金融穩定性在我國宏觀經濟調控中的重要性凸顯。第三,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應該從生産導向和長期導向轉變為消費導向和短期導向,應該更多地通過消費渠道去影響宏觀經濟的動態平衡。第四,財政政策因其具有很強的結構效應和市場扭曲效應,應該避免直接介入甚至主導結構調整過程,而是針對市場化結構調整路徑必然出現的短期陣痛;宏觀經濟和金融穩定性問題應該更多地依靠貨幣政策手段,並且貨幣政策操作要從以非市場化的數量型工具為主轉向以價格型工具為主。

    需要特別關注的是2015年我國國際收支的新變化,這種變化預示著我國國際收支的平衡模式將會發生深刻調整。國際收支平衡從過去的官方儲備逆差與私人部門順差相配合的模式,轉向私人證券投資順差與其他私人部門逆差相配合的模式。這樣一種新的、可持續的國際收支平衡模式,首先依賴於國內金融市場深度、廣度以及效率和流動性的不斷提高。其次,這種平衡模式使得我國宏觀經濟和金融暴露在跨境私人資本流動的波動性和易變性之下。由此要求對國際收支實施主動的、市場化的宏觀經濟政策管理。

    當前及未來一段時間內,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框架調整的戰略定位應該包括短期、中期和長期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針對短期中已經顯露的宏觀經濟和金融風險,提升和強化維持宏觀經濟和金融穩定的能力。第二個層次是針對中期的問題,特別是在較長時期持續存在的結構調整、去庫存、去産能以及去杠桿等問題,提升應對這些問題相互疊加後可能帶來的負面衝擊,應對大調整、大變革和大開放戰略可能帶來的“創造性破壞效應”。第三個層次是針對長期將會出現的均衡、開放和市場化的經濟體系,構建高效的、可持續的和動態一致的宏觀經濟調控模式和政策框架。

    就具體調整而言,首先是增長、就業、宏觀經濟與金融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等目標及其相互關係的重新定位。物價穩定、金融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應該成為宏觀經濟政策的顯性目標。其次是政策工具及其匹配和組合原則的重新考量。財政政策應該減少對市場主導型結構調整路徑的直接介入,更多地針對結構調整期必然出現的短期陣痛,為社會福利提供托底;宏觀經濟和金融穩定性的實現應該更多地依靠貨幣政策。第三是政策操作方式和傳導機制的重構。宏觀經濟政策應該遵循市場化、可預期的操作模式,避免自身成為宏觀經濟和金融波動的來源;宏觀經濟政策應該圍繞市場機制的作用方向去傳導其意圖和影響。

    在政策層面,短期問題往往更為緊迫、也更為重要。如果不能解決短期問題,中長期調整都將變得毫無意義;如果短期問題的解決方式不合理,中長期調整將會無以為繼。因此,在目前不僅要積極應對短期宏觀經濟和金融風險,而且要選擇一種符合中長期調整方向的解決方案。我國短期中最大的宏觀經濟波動風險來自去産能與去杠桿的交互作用。所以,政策層面需要在推進去産能的過程中避免過快的去杠桿。為此,需要政府部門加杠桿,即提高財政赤字水準。在我國財政赤字水準相對較低的情況下,這具有可行性。關鍵問題是,如何操作才能不對中長期調整過程形成干擾和阻礙?

    一個可行的突破口是通過轉變國債發行模式和方式,推動債券市場的大發展和大開放。首先,這能夠為財政赤字提供可持續依賴的融資模式。其次,這有助於提高價格型貨幣政策手段的操作效率和傳導效率。第三,有助於解決央行資産負債表的幣種結構失衡問題及其對貨幣政策操作的制約。第四,有助於提升人民幣資産作為國際範圍內的安全性和流動性資産的地位,以此打破利率與匯率之間的平價關係及其對我國貨幣政策的制約。第五,為我國吸引和管理非FDI私人資本流動創造了最關鍵的條件。

    發佈會第二單元的活動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經濟研究所聯席副所長劉元春教授主持,與會專家和嘉賓就2016年度的中國宏觀經濟走勢進行了深入探討和交流。

評 論

中國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