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1
世界對中國第13個五年規劃有哪些期盼？
辜學武（德國波恩大學全球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正處在一個關鍵時期。許多跡象表明國際社會對中國未來發展的大方向還難以作出準確判斷。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的改革進入深水區，很多實質性或者説結構性的問題慢慢開始浮出水面，而且錯綜複雜，看上去千頭萬緒，讓局外人理不出頭緒；另一方面是因為隨著社會結構的多元化和利益分配的集團化，不同的社會階層及其意見領袖提出完全不同的見解，形成中國未來發展方向不可捉摸的印象。因此，十三五規劃的制定會有效地結束這種觀望局面。我本人期待中國在未來的五年更加積極地朝著下面三個方向發展：市場化、國際化和法制化。
貝麗亞•瑪利亞（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世界希望中國保持經濟穩定增長，因為中國經濟增長關係到世界其他國家的經濟穩定、創造就業和生活水準的提高。中國不僅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在國際政治中發揮重要作用。我希望，受益於五年規劃，未來中國在維護世界和地區和平與穩定方面繼續發揮積極的作用。
亞西爾•賈德•阿拉（埃及赫勒萬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席）：可以預見的是，未來5年中國經濟實力將進一步提升，經濟結構更趨合理，人民生活水準會繼續提高。希望新的五年規劃能讓中國社會更加和諧，生態環境保護得更好。
謝爾頓（南非金山大學社會科學和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從非洲的角度出發，我比較關注四個方面。第一，“中國夢”的實現會對非洲産生重要影響；第二，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將使非洲人民受益；第三，經濟的改革開放會使中國經濟進入長期增長階段；第四，中國與國際其他經濟強國之間的合作將給世界帶來長期的和平及穩定。
貝內迪克特•福格特和安德列亞斯•奧斯瓦爾德（德國學者）：中國幾十年來令人印象深刻的崛起已經到達一個轉捩點，這些天必須就“十三五規劃”達成一致。該規劃將使中國經濟未來實現更好的發展。儘管這個世界第一齣口大國的經濟仍將實現7%的增長，但也面臨巨大挑戰。中國思考問題不是短期的，而是長遠的。
問題2
五年後，中國在世界上將處於什麼位置？
莫漢•古魯斯瓦米（印度智庫觀察家基金會資深研究員、中國問題觀察家）：從現在開始的五年之後，中國將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世界最大經濟體，在政治上將會對美國構成挑戰。儘管美國將會對中國的力量不斷叫囂“中國威脅”，但是軍事上，中國仍將落後於美國，不會對美國構成大威脅。
亞西爾•賈德•阿拉（埃及赫勒萬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席）：中國與美國的經濟實力差距將進一步縮小，中國將在國際舞臺上發揮更大作用，中國的對外政策將對世界各國産生更大影響。
穆內內•馬查裏亞（肯亞中國問題專家）：中國將繼續成為全球經濟引擎。鋻於大國需要應對政治、經濟和外交領域的諸多基本挑戰，其他一些國家將在這些領域試圖模倣中國模式，學習中國經驗。
埃普麗爾（南非人文科學研究理事會學者）：我樂觀地認為中國經濟可以實現“軟著陸”，並且向服務業傾斜以實現每人平均高收入水準。中國未來可以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那將是一個“中國時代”的開始。
戴維•瓦拉盧（美國麥克倫南社區學院政府學教授）：世界舞臺上將出現一個新現實：中國現在可以制定規則了。中國發揮更有力作用原因有兩點：首先，它控制世界經濟，證實了財富由西方向東方的轉移。第二，中國經濟的新排名使其不可避免地要擴充軍力。
北京最近的戰略（全球經濟上的主宰地位、人民幣即將取代美元成為全球貨幣、在南海加強力量）都體現了新的現實。我強烈認為，中國將會利用這些動力進一步推進它的全球戰略。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作用會繼續擴大。畢竟，這條沉睡的巨龍甦醒了，世界很快就要對它説“早上好”了。
問題3
中國經濟未來五年將為國際提供哪些巨大機會？
塞維利諾•卡布拉爾（巴西中國與亞太地區研究所所長）：提高人民收入、有效改善人民生活讓中國與世界的關係走得更近，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是相互作用的，當今的複雜國際形勢也讓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孤立地發展。世界形勢影響中國，中國經濟也影響世界，中國出現“新常態”，世界也出現“新的世界性”。作為一支重要的影響世界的力量，中國的發展對世界意味著很多機會。
宋宇（高盛/高華首席經濟學家）：從金融的角度，中國未來給全世界帶來兩方面的機會。其一，過去中國對於外資流入有很多限制，在國內融資難、融資貴的同時，很多境外資金無法通過正規渠道流入。未來隨著國內金融市場的放開，外資進入更加便利，將有更多外資金融機構有望參與中國市場。目前中國境內的利率相對較高，對於外資而言仍具有一定的吸引力。當前，在外資流出壓力加大的背景下，進一步開放境內市場有助於抵消外資流出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其二，中國房地産市場和股市開放也將給外資帶來機會。國外機構投資者更傾向於價值投資，有利於市場成熟發展。同時，中國經濟總量的增加、中國的大量儲蓄也會對世界金融市場産生越來越大的影響。
從實體經濟的角度來看，中國正在經歷大的經濟轉型，消費和投資的重點發生很大變化。如中國在節能、環保、健康，安全生産等領域的需求加大，給國外相關的優勢産業帶來機會，這將形成一個雙贏的格局。
朱海斌（摩根大通中國首席經濟學家）：中國經濟已經成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濟對全球經濟産生越來越重要的影響。隨著中國經濟結構的轉型，中國與全球經濟的聯繫也會發生深刻的變化。在舊的增長模式下，中國對全球的影響局限于全球大宗商品市場。而隨著經濟結構的轉型，中國需求的形式也在發生變化，中國在製造業（技術升級），能源，金融服務，房地産，教育，醫療，食品方面的需求將是全方位的。與此同時，中國企業也會加快對外投資的步伐，更多合作給予也將顯現。
利維奧•裏貝羅（巴西瓦加斯基金會經濟學家）：以消費驅動的經濟將吸收更多的服務，而不是目前的製成品為主的經濟模式，這種轉變很可能還將原材料的消費模式從“硬”原材料轉向食品、“軟”原材料和清潔能源等。這不是説中國會停止購買鐵礦和銅礦，畢竟消費的改變是與城市化的生活相連的，也會更加需要這類産品，但毫無疑問，中國會在未來五年裏購買更多的食品和服務。我們必須認識到，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會帶來各方面機會的增加。
貝麗亞•瑪利亞（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雖然中國經濟增長放緩，但仍是全球經濟增速最快的國家之一。中國經濟保持平穩較快發展，是帶動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中國將通過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一帶一路”推動地區和區域經濟發展。此外，中國高鐵走向世界不僅推動了中國高鐵行業的發展，也為高鐵沿線地區的經濟發展、通信和就業帶來巨大變化。
中國不僅是製造大國同時還是消費大國。隨著中國城鎮化和工業化的發展，中國百姓的收入大幅增加，消費水準迅速提高，中國中産階級人數日益增長，所以中國對進口産品的需求會越來越大。這就為其他國家帶來商機。例如，墨西哥的酒、肉類、水果對中國的出口就可以銷往中國市場。
另外，中國出境旅遊人數和消費金額的快速增長也為其他國家帶來商機。
穆內內•馬查裏亞（肯亞中國問題專家）：中國與非洲在經濟和外交領域的合作互動將日益密切，雙方都在尋找利益契合點。可以説，未來五年裏，基礎設施和技術領域的合作將進一步加強，肯亞蒙內鐵路、蒙巴薩自貿區、拉穆走廊和北方走廊的修建，將讓中肯工程合作進一步升溫。同時在外交方面，我相信兩國將有更多高級別官員實現互訪，中國正在為肯亞官員提供一系列培訓機會，這將加強兩國的人員交流。我期待即將舉行的中非合作論壇可以深入探討中非之間目前存在的發展優勢和潛在問題，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
問題4
新五年規劃將給世界帶來哪些影響？
利維奧•裏貝羅（巴西瓦加斯基金會經濟學家）：從2013年左右開始，中國正經歷一場深刻的變革。一方面，經濟增長模式從投資、出口為主轉向拉動內需、發展服務業為主，雖然發展速度放緩，但增長卻更加健康。另一方面，這種過渡還要解決好與利益集團之間的關係，要解決住房、債務和金融市場的一些問題。這些挑戰都需要去面對，中國的過渡時期遠未結束。在今後5年中，政府必須顯示出充分的推進改革的願望，並在2020年前將經濟改造得比現在更加穩定。許多分析家對中國是否有能力制訂出這樣的計劃持懷疑態度，但是我認為中國政府對自己面對的挑戰很清楚，也有足夠的政治空間來制訂經濟改革的計劃，這會是一場大碰撞的、全面的改革，但也是完全可行的改革。
塞維利諾•卡布拉爾（巴西中國與亞太地區研究所所長）：在最近30年來，中國成為一個重要的新興市場，也是被稱為“世界工廠”的生産巨頭，中國的發展使5億多農民脫貧，並建設了多個城市工業區。現在中國面臨新的挑戰，因此也必須改變發展模式，以新的經濟和社會政策進行回應。
中國經濟對世界的影響越來越大，目前在工業産值和和國內生産總值方面都位於全球第二位，今後中國能否排到“世界第一”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國希望將其每人平均國內生産總值在今後5年內調高排名，畢竟現在與發達國家相差較遠。
貝麗亞•瑪利亞（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中國在加強經濟、政治、文化交流和外交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並獲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最了不起的一點就是中國不僅集中精力發展自己的經濟，而且在自身發展的同時使其他國家和地區從中國的經濟發展中受益。拉美、非洲、亞太地區和一些歐洲國家都分享了中國發展的成果。最近中國領導人提出了打造“命運共同體”，我相信幾年後這個主張就會顯示出成果。
問題5
未來五年中國將為世界增長做出哪些重要貢獻？
喬治•馬格努斯（牛津大學中國中心研究員、瑞銀集團高級經濟顧問）：中國對全球經濟的影響正在通過大宗商品價格變化和貿易變化被大家感受到，其中亞洲供應鏈貿易的感受尤其明顯。這種改變在可預見的未來都將持續，所以我們都必須學會去適應一個增長速度放慢、增長方式改變了的中國。
趙揚（野村證券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濟未來仍會為世界經濟作出巨大貢獻。
首先，中國從外需拉動型經濟增長模式轉變為內需驅動型模式，消費在GDP中佔比將持續上升，中國將成為全球最重要的消費市場，帶動中國從各國的進口。其次，中國私人部門的對外投資將大幅擴張，現在中國已逐漸從單純的資本輸入國轉變為一個資本雙向投資的經濟體。
再次，網際網路的發展在中國日新月異。由於中國巨大的人口基數和經濟總量，網際網路經濟可能在中國具有得天獨厚的發展優勢，由此帶來的技術進步也將在世界範圍內發生影響。
杜大偉（布魯金斯學會中國中心高級研究員）：中國經濟若能成功轉變其增長模式將為地區和全球經濟帶來好處。
中國會繼續為能源和礦産出口提供需求，只不過不是以過去的速度。中國應該會成為一個更多元化的進口國。例如，去年中國有1億人出國，目的地以亞洲為主。隨著中産階級的壯大，這種對旅遊服務的需求多半會迅速增長。中國花在出國旅遊上的錢在國際收支表中是算作“進口”的。
中國轉型的另一個積極方面是工資一直在迅速增長。因此，中國正失去在勞動最密集的製造業（鞋類、服裝、電子設備組裝）中的相對優勢，而這些行業正開始向南亞和東南亞工資更低的國家轉移，促進那些國家的增長。如果中國能像控制投資那樣成功地提高國內消費，那麼其總的貿易順差——放在全球背景下依然很大——應該會穩定下來或不斷下降。即便如此，在一段時間內它多半仍將是全球資金的凈供應國。因此它才會對讓其能迴圈利用自己順差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新機構感興趣。
問題6
“一帶一路”未來五年將打造什麼樣的區域經濟藍圖？
趙揚（野村證券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對區域經濟而言，首先，“一帶一路”有望支援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發揮中國在基礎設施投資方面的比較優勢，獲得貿易和跨國投資所帶來的互利的經濟剩餘。其次，“一帶一路”有望進一步加強區域經濟體之間的合作和整合，可以在貿易、投資等制度建設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喬治•馬格努斯（牛津大學中國中心研究員、瑞銀集團高級經濟顧問）：“一帶一路”是一個非常雄心勃勃的計劃或者戰略。對中國而言，新的基礎設施，電力和交通運輸項目可以幫助減輕一些中國公司的産能過剩問題，它意味著中國將有效地鼓勵把對海外的外國直接投資（FDI）作為輸出資本的一種方式，而不是累積外匯儲備，這對中國是有利的。但它不會讓中國增長得更快，也不會對國家的增長模式有任何影響。
它當然也不會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發動機，除非它幫助接受國實現更高速的增長。要想實現經濟增長髮動機的作用，需要的投資規模將超過任何目前所預期的。但是，如果是中國資助投資或中國直接投資的接受國，那麼只要沒有政治問題，大家都可以以某種有限的方式實現共贏。例如在英國，中國資本有望幫助建立新的欣克利角C核電站，這是英國所需，而中國希望找到商業上的吸引力。
當然，如果人民幣成為融資貨幣和借貸貨幣，中國也可以通過亞投行（AIIB）有所作為。如果人們接受以人民幣進行融資，並且不會造成什麼法律和監管問題，那麼人民幣將可能給全球金融和投資市場帶來長期的巨大變化。
安東尼（南非中國研究中心代局長）：“一帶一路”建設不僅是中國發展的一部分，也將在全球化進程中起到關鍵性作用。“一帶一路”概念巧妙的引用了重要的歷史事件，同時這項發展戰略將會促進整個世界貿易、經濟及文化的發展，加快非洲的工業化進程。
穆內內•馬查裏亞（肯亞中國問題專家）：理論上講，“一帶一路”是一個極好的戰略，可以很好地滿足中國的需求。從全球角度來看，這個戰略對任何人來説都不是一種威脅。“一帶一路”戰略將惠及包括非洲在內的全球眾多國家，因為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的貿易將因此得到推動，降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的交通和交往成本。
楊榮文（新加坡前外長）：“一帶一路”政策將徹底重新開啟歐亞大陸的聯繫。如果中國能勝利完成這一戰略構想——許多國家希望中國成功，因為它們需要它——它將改變亞洲的地緣經濟、地緣戰略地圖。
黃明翰（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一帶一路”戰略的最初發展活動將主要是建設基礎設施和改善實體的連接性。中國有能力提供必要的工程技術和建設經驗、機械和設備以及混凝土和鋼鐵産品等原材料。不管從資金還是技術上説，“一帶一路”都將成為令人驚嘆的發展計劃。
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都為中國的國際發展行動提供了有益的長期戰略路標。但是短期戰略重點很清楚：中國在先發展陸上絲綢之路方面有更強的競爭優勢。從地理上説，中國和俄羅斯是歐亞大陸心臟地帶的中樞。從戰略上説，由於安全原因（反恐問題）和經濟原因（擁有石油和天然氣），這一心臟地帶對中國更加重要。因此，中國“一帶一路”計劃的首要重點將是更多地關注中亞國家的發展。
中國的“一帶一路”構想可以幫助這些中亞內陸國家。所有的絲綢之路計劃從根本上説都是為了提高“連接性”。“一帶一路”計劃可以為這些國家提供重要的工程技術和資金，以幫助它們建設長期經濟發展所需的基礎設施。
因此，中國在中亞的“一帶一路”計劃最終將成為連接中亞和東亞的潛在“經濟橋梁”。這對這兩個地區將是雙贏的結果，因為以資源為基礎的中亞與以製造業為基礎的東亞——包括南韓和日本——有著很強的互補性。
問題7
未來五年中國經濟轉型有哪些動力與難題？
貝麗亞•瑪利亞（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中國經濟轉型的動力有資訊經濟、消費和城鎮化。
首先，“網際網路+”是近幾年來中國經濟的一大亮點。網路與傳統行業相結合為這些行業帶來了新的增長動力。隨著中國居民收入增長，網購、網上支付、在網路上獲取資訊、消遣、交流是很多中國人的生活常態。中國現在已經是全球最大的網路零售市場。網際網路也顯示了快捷、便利和環保的優勢。隨著網際網路的普及，網際網路行業將繼續帶動傳統行業，資訊經濟將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引擎。
消費也是推動中國經濟轉型的動力。中國已進入中等收入國家範疇。和數十年前相比，中國居民的消費習慣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現在，中國百姓越來越講究生活品質，把大筆錢花在購買住房、買車、旅遊、教育投資和健康上。消費已成為帶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並將促進相關行業的發展與革新。
中國城鎮化已超過50%，農民在收入、職業、居住環境方面發生了根本變化：農民變成了市民、工人或商人，有了更好的收入、教育和居住條件。另外,城鎮化也帶動了第二、三産業，拉動了消費。中國城鎮化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可以看到中國政府為推動城鎮化做出了不懈努力，如推動戶籍和土地改革，加強城鎮基礎設施建設等，這些都將促進城鎮化的進程，並對擴大內需，為實現經濟轉型起到重要推動力。
經濟轉型的難題主要包括由中國製造到中國創造的變化以及創新不足。近年來，中國在研發、自主創新領域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但和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差距。在一些行業中國企業還處於高技術産業鏈和價值鏈的低端，缺少核心技術，許多中國企業仍未擺脫低附加值和低利潤狀況。在全球性産業技術替代過程中，傳統企業如果沒有核心技術，沒有創新就會舉步維艱。
值得注意的是，創新不僅是發明創造，也包括富有創造性、更加靈活的思路和不斷提升的服務水準。中國還應該為外部政治、經濟和貿易局勢變化做好準備。
宋宇（高盛/高華首席經濟學家）：轉型的難點在於多方面，首先在於抵抗變化的“利益集團”。然而，所謂“利益集團”並不一定是“權貴集團”。例如，出租司機對於專車軟體的態度。在改革時，就需要從社會穩定等角度來統籌佈局，要考慮到新模式與舊模式相關人員的相容與保障。
其次，中國現在需要的改革不是小打小鬧，而是需要大規模的改革，因此頂層設計一定要“頂層”，不要進入設計過於具體的誤區。
朱海斌（摩根大通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難題主要包括穩增長與調結構、防風險之間的短期權衡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去産能去杠桿推進過快會導致經濟快速下滑，經濟中的一些問題會提前爆發；但如果推遲處理這些問題，問題會越來越嚴重。把握兩方面之間的平衡需要很高的技巧。
趙揚（野村證券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應該注意到，轉型也面臨著一系列難題。首先，政府應該如何從經濟中逐步理性退出？這包括國有企業改革、金融市場化的改革以及在諸多領域進一步放鬆管制。這勢必觸動部分既得利益群體。其次，如何避免經濟增速放緩帶來的風險？這主要包括如何應對結構性的失業和金融風險。再次，如何平衡市場化所帶來的收入分配差距？市場化改革幾乎一定導致收入差距擴大。如何通過財政和福利制度縮小收入差距，同時避免對經濟激勵的傷害，將是政府要面對的問題。
問題8
實現“十三五”增長目標須解決哪些問題？
辜學武（德國波恩大學全球研究中心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給十三五規劃定下的任務是“三個確保”：“確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勝利實現，確保全面深化改革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決定性成果，確保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取得實質性進展。”這“三個確保”既是重點也是難點。
“確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首先就要在中國消滅貧困，這意味著在2020年之前，中國必須找到一條道路讓還處於貧困線以下的7000多萬貧困人口脫貧；“確保改革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決定性成果”就意味著，在推進市場化改革尤其是推動國企改革方面，必須將針對政府許可權的“正面清單”和針對企業發展空間的“負面清單”徹底機制化，以極大限度地釋放制度改革紅利，讓官員敢於作為，讓企業勇於經營，為未來5年的發展打下制度性基礎；“確保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取得實質性進展”就意味著政府必須下大力氣為企業創新能力的提高創造出一個寬鬆的市場環境，讓粗獷型低附加值的生産方式和企業有序退出市場，讓工藝和環保品質優良、附加值高的企業成為各個行業的主打企業。
朱海斌（摩根大通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所公佈的改革目標，轉變政府職能，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
趙揚（野村證券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我們尚不知道“十三五”的增長目標是多少。政府有可能小幅下調增速目標。但無論增速目標設在什麼水準，“十三五”更重要的是提高經濟增長品質。這包括解決産能過剩問題、促進技術進步和産業結構升級、將地方政府債務控制在合理範圍、改革金融體制以促進資本的有效配置。
賽義德•加富羅夫（俄羅斯學者）：對任何國家來説，長期保持7%的經濟增速都是過於自負的目標，但對中國來説卻不是。相反，政府必須解釋為什麼要把此前超過10%的增速降下來。
當然，減速並不是目的本身，而是轉換發展模式的副作用——從不惜一切代價增加出口轉向刺激內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指出，“儘管中國經濟增速有所回落，但勞動力市場依然保持穩定，從而為消費提供了支撐”。此外，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城鎮新增就業1322萬人，高於上年。通脹水準也沒有提高：2015年通脹率預計為1.5%，2014年為2%。在這個好消息的另一面也有問題：儘管中國國內生産總值超過10萬億美元，但中國領導人不止一次地強調，每人平均國內生産總值仍未躋身世界前80位。根據世界銀行的標準，中國仍有近兩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這是新戰略要解決的問題之一。
問題9
新五年規劃對中國金融業的展望？
朱海斌（摩根大通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未來五年，中國在金融規劃方面可進一步完善匯率機制改革和基本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促進金融市場改革，大力發展直接金融，尤其是債券市場；繼續完善金融監管機制，防範金融風險。
趙揚（野村證券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金融改革重點需要解決融資結構不合理、中小企業以及大部分私人企業融資難等問題。首先，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所提出的改革規劃，金融改革將建立多層次資本市場，提高直接融資比例，發展股票、債券、期貨、私募基金等多種資本市場融資渠道。其次，資本賬戶將進一步有序開放。第三，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重點要解決現在利率在國有企業和私有部門之間不平等的雙軌制問題。第四，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人民幣國際化將是中國金融改革和經濟轉型所帶來的水到渠成的結果之一。
宋宇（高盛/高華首席經濟學家）：對於未來五年中國金融市場的期待包括，一是把金融市場準入進一步放開，比如銀行的審批；二是決策層進一步完善金融法規並尊重市場規則；三是能有更活躍、更豐富、更多層次的金融市場；四是更合理的頂層設計。
斯蒂芬•羅奇（耶魯大學傑克遜全球事務研究所資深研究員）：與多數發達經濟體——大部分發達經濟體通過將政策利率削減至零而用光了它們所有的常規貨幣政策彈藥——不同，中國有充足的貨幣刺激政策儲備來應對週期性的破壞。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更多地依靠貨幣政策，而不是財政擴張就比較合乎情理了。
儘管如此，中國人民銀行的戰術決定也不是沒有潛在風險的——特別是，因為在中國試圖使自己遠離債務密集性增長時調低利率，進一步推動借貸的增加。一個重要的挑戰將是避免不斷升級的信用風險，這可能會破壞改革和再平衡進程。
從一開始，中國領導人就知道結構變革與經濟週期之間的互動是複雜的。如今，隨著最近的貨幣寬鬆政策的出臺，中國似乎在明確自己的底線從而防止經濟增長的過度下滑。這表明，他們現在把週期性的破壞視為該國長期的結構改革計劃的真正威脅。如果這種擔心繼續下去，預計還會實施進一步的貨幣寬鬆政策。
埃斯瓦爾•普拉薩德（美國康奈爾大學教授、布魯金斯學會研究員）：人民幣似乎正在朝著成為一種全球貨幣的道路上勢不可擋地前進。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歡迎人民幣的崛起。其發展道路與銀行業和其他領域的改革是密切相關的，這種改革將使中國經濟變得對市場更有利。
伴隨著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開放中國金融市場將為從銀行到保險公司等外國企業創造機會。在匯率更加靈活的情況下，中國將不再積累鉅額外匯儲備，減少其對全球經常賬戶失衡起到的推波助瀾作用。
問題10
未來五年中國怎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關鍵期？
趙揚（野村證券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求中國在未來10年-20年維持可持續的中高速增長，大約每年增長5%-6%。只要經濟增速維持在5%左右，消費增長將不成問題。而關鍵在於如何維持5%左右的增速？進一步投資的領域在哪？過去十幾年依靠基礎設施和房地産作為終端需求的投資增長模式已經基本走到盡頭，未來需要通過技術進步帶來對新經濟增長點的持續投資。基礎設施和房地産投資，依靠政府即可有效組織。但對新經濟增長的探索，則只能依賴市場，依靠企業家和技術人才。政府要做的是制度建設，主要是相關的市場、法律制度的建設。
宋宇（高盛/高華首席經濟學家）：“中等收入陷阱”就好比“青春期的感冒”，其實就是感冒而已。應對策略就是要持續保持經濟發展動力，一定要堅持改革，讓市場充分競爭從而提高自身競爭力，同時配以宏觀合理的監管框架。
利維奧•裏貝羅（巴西瓦加斯基金會經濟學家）：此前的增長模式似乎走到了盡頭。回到以前，改革也許更加容易，只要吸引國外先進技術和降低成本（包括勞動力、能源和環境）就能取得“飛躍式”的發展，讓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但那個時代已經終結，現在是開始經濟轉型的時候了。
其實很難解釋為什麼有些國家能夠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有些國家不能，但是大家都認可的是，另一輪生産力的擴 大是關鍵。也就是説，中國需要從“中國製造”向“中國創造”轉變。這也與經濟轉型密切相關，推動服務行業、高附加值産品的生産和研發，這樣才能提高中國的生産力。最好的轉變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如果出現這一“陷阱”，中國將再次變革才能繼續經濟和社會的發展。
辜學武（德國波恩大學全球研究中心主任）：“十三五”的任務應是讓中國更上一層樓，通過深化改革，讓中國經濟近一步融入世界貿易體系，提升中國的國際競爭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向生活富裕的工業國家邁進。中國必須注意到，到目前為止，世界上兩百多個國家和地區中，真正完成了這個跨越的不過20多個，大部分在西歐和北美，在亞洲也只有日本、新加坡、南韓以及大中華圈的香港和台灣而已。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後永不再掉下來，才是真正的富裕國家。許多國家掉進陷阱以後再也沒能爬出來，無非是“後發優勢”耗盡之前沒有及時改變自己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的地位，依然處於生産鏈的低端環節，拿不出自己的獨特産品，只能步人後塵或“山寨”高端産品。因此，要想進入高端，途徑只有一個，這就是生産出別人還不能生産的東西並盡可能地保持自己産品在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地位，用德國人的話來講就是“獨特地位之特徵”，就像美國的iPhone手機和德國的精密儀器一樣。某一産品不可取代的“獨特地位”所持續的時間越長，它的利潤和投資回報就越高。
從這個意義上講，通過加大融入世界經濟貿易體系的力度，倒逼中國經濟體制的市場化改革，從而增強企業的創新能力和競爭能力，使中國涌現出越來越多擁有自己“獨特地位之特徵”産品的企業，不僅是中國未來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也是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保障。
穆內內•馬查裏亞（肯亞中國問題專家）：中國目前在社會層面已經正在經歷某種“中等收入陷阱”。中國面臨的挑戰是如何減少這一現象帶來的不利影響，尤其需要注意富裕階層為追求個人享受而忽視公共義務的趨勢。鋻於中國有能力讓更多人擺脫貧困，越來越多的人不會僅僅滿足於基本的商品和服務，中國應不斷擴大內需，加強創新，擴大出口，帶動國內經濟繼續快速發展。
亞西爾•賈德•阿拉（埃及赫勒萬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席）：想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不能安於現狀，而是要加大改革力度，不斷打破體制障礙，發揮市場的作用，鼓勵科技創新。
問題11
下一個五年規劃的創新規劃路徑？
丁學良（香港科技大學教授）：從“中國製造”到“中國創造”，説起來容易，做起來很難。在本土的自主創新需要配套的政策輔助。如何使中國社會成為一個鼓勵和支援創新的社會？如何為此找到一些政策的落腳點？這是中國在下一個五年規劃中要好好思考的問題。對此，我有四點主張：
第一，改革金融體系，使得金融資本的分配不再根據所有制來制定標準。政策不能再偏向照顧國有企業。改革後的金融體制應該是，不論企業規模和所有制，只要能創新，金融制度就應該支援它。
第二，改革稅收制度，減輕創新企業的稅收負擔。比如，如果有公司大力倡導並推進綠色經濟，政策應在稅收方面給予其優惠。
第三，中國教育制度要向創新的方向發展。大學生畢業後不能學以致用，動手能力差，不具備創新技能，這嚴重影響了整個社會的科技創新、産業創新步伐。我們需要考慮保留一些高等技術專業學校，要保護和支援好創新技能。
第四，中國社會和外部社會的資訊交往要越走越寬，使得中國社會不會在資訊社會發展中落後。
從模倣走向創新、創造，需要的不止五年，而是需要漫長的時間。日本當年從明治維新時期變革到今天，所以中國也應在鼓勵創新的道路上有充分的思想準備。
問題12
未來五年中國生態環境會改善嗎？
亞西爾•賈德•阿拉（埃及赫勒萬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席）：這需要中國轉變發展方式，大量淘汰高污染、高排放、高耗能的落後産業，努力發展科技含量高、污染少、耗能少的新興産業，實現經濟效益和環境保護的統一。
貝麗亞•瑪利亞（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中國政府有很強的解決和處理難題的能力，所以我相信中國有能力解決空氣污染問題。中國一些大城市在出現嚴重空氣污染後，一般是通過暫時關閉工廠和汽車限行等方式緩解污染問題。但當這些措施停止後，污染問題又會出現。所以我的建議是，要在工業生産、汽車使用和環保之間找到平衡點，使得污染問題可以得到長期解決。
辜學武（德國波恩大學全球研究中心主任）：德國在環保方面也是走過彎路的國家，“先發展，後治理”這個模式對德國人來講也不陌生，否則德國前總理勃蘭特當年也不會為如何讓魯爾區的天空重現藍天而絞盡腦汁。上世紀80年代初，德國綠黨在政壇的興起實際上就是社會對國家環保失誤的抗議。不過，德國在意識到發展與環保可以同時推進時，迅速地走出了一條自己的路子，這就是德國“三位一體”的環保戰略：通過技術創新來同時解決發展的要求和環保的訴求；通過徵收高燃料稅同時抑制能耗衝動和獲取環境治理資金；通過政策導向引導企業和個人降低能源消費同時培育民眾的環保意識。由於富裕程度相對較高，德國的每人平均能耗遠遠高於中國，但德國能源浪費現象幾乎為零。通過限制能源浪費以保護環境的做法或許可以為中國提供一些有用的啟示。
尼古拉斯•斯特姆（倫敦經濟政治學院教授、英國上議院議員）：中國的經濟轉型對於其長期繁榮來説至關重要，與此同時，這也是減輕氣候變化相關風險的重要一步。
除了更加嚴格地限制煤炭消費和溫室氣體排放，即將到來的十三五規劃將包括增加研發投資的內容。在這一政策組合下，中國碳排放量將在2030年見頂，即使經濟仍以4％－5％的速度增長。煤炭消費有望在2025年見頂。
這些目標或許顯得雄心勃勃，但它們完全是可以實現的。事實上，中國的決策者和企業都做出了鄭重承諾，中國能夠提前完成清潔能源計劃目標。
問題13
對中國推進下一個五年規劃還有哪些建議？
辜學武（德國波恩大學全球研究中心主任）：我認為中國未來發展的決定因素不是行業發展，而是結構優化。我並不擔憂中國金融業的發展和整體科技事業的發展，因為人民幣國際化的既定國策，必然會帶動中國金融産業和國際的接軌，從而倒逼金融業的市場化和規範化，科技行業的發展隨著投入的急劇增加必定會有一個較大的飛躍。不過，如果科技成果不能及時有效地轉化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或者説形成獨特的産品，再多的專利和論文也無法帶動中國總體的發展。所以，優化中國的市場結構，讓科學技術這個最為重要的生産要素無障礙地融入企業的生産過程和産品的製造過程中去，這才是最重要的。要做到這一點，必定要消除市場壟斷。因此，為了帶動各行各業的蓬勃發展，必須對國企進行第二次改革。如果説第一次國企改革是以提高國企生産效率為主的話，那麼第二次國企改革應以消除國企壟斷為主，更多地讓市場來主導生産要素的配置，從而降低資源浪費和生産成本，提高整個中國國民經濟生産效率。
穆內內•馬查裏亞（肯亞中國問題專家）：中國應意識到，其全球經濟引擎的地位依賴於其他國家和地區經濟的不斷增長。因此，中國的發展與包括非洲大陸在內的所有地區都是息息相關的。
亞西爾•賈德•阿拉（埃及赫勒萬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席）：未來五年中國應努力縮小貧富差距，讓更多人享受發展成果，實現社會和諧；中國還應進一步擴大開放，加深與世界各國的深度合作，努力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更快發展。
評 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