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益平：朗潤園如何做智庫

黃益平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

 

1994年，林毅夫、易綱、海聞和張維迎等“六君子”在未名湖畔創立“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立志打造一個在教學、科研和智庫三個方面齊頭並進的一流的學術機構。20年之後，這個坐落在皇家園林朗潤園的機構已經更名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在教學、科研和智庫等方面都做出了非同一般的成績。根據2014年上海社會科學院智庫研究中心的排名，國發院的影響力在全國智庫中排名第二，在高校智庫中排名第一。智庫工作量化考核的合理性存在爭議，但國發院在政策領域的影響力有目共睹。

雖然智庫工作並非中國高等學府的傳統主業，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從一開始就把智庫建設設定為其重要使命之一，國發院前後三任主任/院長林毅夫、周其仁和姚洋一直把政策研究作為核心競爭力佈局。可惜的是，教授們做政策研究，往往是既不計工作量，也不算科研成果，實際上相當於義務勞動。國家發展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和教授會經常討論的一個話題是如何做到既不降低“學術水準”，又鼓勵大家研究中國這個“真實世界”的經濟問題。令人欣慰的是，近年來朗潤園不但政策研究做得有聲有色，教授們的學術發表也越來越好。

朗潤園的智庫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績，從表面看有一定偶然性，但實際上是由這個機構的歷史傳承、創立宗旨與治理結構共同決定的。回顧過去20年的經歷，朗潤園的智庫工作是圍繞如下三個方面的目標來打造的：獨立性、專業性和有效性。獨立性表示政策主張不受資助者、利益集團的影響，保持公正的立場，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專業性要求政策建議既有嚴謹的學術基礎，又有很強的可操作性，學貫中西的教授們主動“入世”，研究實際經濟問題，而不是待在象牙塔裏閉門造車。而有效性則是指研究人員能夠真正影響政府的決策和公眾的視野。

朗潤園在財務與學術兩個方面都是高度獨立的。當然獨立這個概念是相對的，作為北大內設的二級學術機構，國發院並非不受任何約束。但朗潤園在財務方面不但做到了自給自足，而且還為學校貢獻了很多資金。做智庫沒有在財務方面獲得政府或者其他機構的系統性的資助，開支主要來自教授們通過教學獲得的收入，相當於“自帶乾糧鬧革命”。

財務獨立為學術獨立提供了重要保障，但學術獨立的基礎還在於知識分子的人格獨立。借用周其仁老師的話，這個園子裏集中了一批有國家情結的人。教授們既不謀求仕途升遷，也不追求鉅額財富，就是想獨立地從事研究、自由地發表觀點。朗潤園甚至從來都不統計獲得的領導批示的數量。從初創開始，朗潤園就建立了一個“和而不同”的學術氛圍。在許多政策問題上，比如國企改革、增長政策、金融開放和轉型道路，院裏的教授們的看法並不一致，相互辯論已經司空見慣，但可貴的是不傷和氣。

國家發展研究院真正做到教授治院，也掃除了學術獨立性的許多障礙。在朗潤園裏，教授會是最高決策機構，無論是教授晉陞，還是機構新設，院裏的大政方針都要由全體教授審議、投票。院裏的行政領導主要發揮組織和執行的作用。朗潤園有一大批名教授，他們在院裏的地位明顯高於院長、副院長。這個教授治院的體制是“六君子”在創辦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時就建立起來的，20多年來被很好地保留了下來。

朗潤園智庫工作的專業性主要體現在分析的嚴謹性和建議的可操作性。國發院的每位教授們都在海外接受過規範的經濟學和管理學訓練，他們的政策主張無論正確與否，都是基於多年嚴肅的觀察與分析，有系統性的理論與實證支援，不會出現所謂的“無定嚮導彈”、前後觀點自相矛盾的現象。

學者的政策主張不能得到決策者重視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很多書生不了解“真實世界”，提出來的觀點往往脫離實際、可操作性很差。朗潤園就沒有這個問題，一些著名教授如林毅夫、周其仁、宋國青和張維迎，不但有豐富的社會經驗，而且在改革初期就已經開始從事政策分析，有些還經常為高層決策者提供政策建議。趙耀輝、張曉波等教授多年來一直堅持組織大規模的抽樣調查或者深入基層調研，把脈實體經濟狀況。在資深教授的帶領下，越來越多的年輕教授們積極參與基層調研和政策分析，李力行和徐建國等老師就和周其仁老師一起近距離觀察甚至深度參與成都與深圳的土地制度改革試點，黃卓、王敏和趙波等年輕教授也參與了許多有關能源、金融和宏觀方面的政策分析項目。

保障朗潤園智庫工作有效性的重要因素主要是教授們的社會影響力以及他們與決策者的良好關係。中國國內再沒有第二個機構同時擁有這麼多具有全國甚至世界知名度的經濟學家。很自然地，他們的觀點相對比較容易獲得公眾與決策者的關注。朗潤園的教授們通過一些正式與非正式、經常與非經常的渠道向決策者們提出對經濟問題的看法並提出政策主張，他們也頻繁地受邀參加總書記、總理和各部門包括央行、財政部、發改委、商務部和外交部等召集的專家座談會。劉國恩和李玲教授是國務院醫療改革政策的重要諮詢專家，盧鋒教授主持的中國宏觀經濟研究中心長年為財政部提供G20峰會的學術支援。

如果説過去朗潤園智庫工作的組織形式相對鬆散，更多的是教授們一種自發的行為，近年來院裏大大加強了智庫工作的系統性，比如成立了由林毅夫老師領銜的宏觀經濟分析小組，直接向決策層提供關於宏觀經濟政策的建議。院裏還按照重要政策話題如利率市場化、能源發展戰略、地方財政體制改革、中日韓經濟融合和中美經濟合作新模式等設立了專門的研究課題並提出了政策報告。從2010年開始，在周其仁和姚洋兩位教授的推動下，國發院與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一起共同建立了“二軌中美經濟對話”，中美雙方的專家每年年初在紐約、每年年中在北京定期進行對話，為官方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提供重要的補充。

與此同時，國發院搭建了一系列公開與非公開的公共政策討論平臺，比如堅持了10年的“中國經濟觀察”季度報告會和開張近兩年的“朗潤•格政”論壇，都已經成為具有相當社會影響力的品牌産品。

綜合起來看，朗潤園的智庫工作確實同時具備了“天時、地利、人和”，不過歸根到底，還是因為朗潤園裏聚集了一批“以天下為己任”“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學者，這些從海外歸來、胸懷國家情結的知識分子到朗潤園來，就是希望為中國經濟做一番事業。對於智庫來説，人才就是一切，所以説，是這些名教授們成就了朗潤園的智庫工作，反過來朗潤園也成就了各位教授。

當然，朗潤園的智庫建設也面臨很多困難，比如，學術機構不承認政策研究的工作量與成果，教授們無法專心從事智庫工作。因為缺乏專門的資金來源，智庫在聘人和做事時經常捉襟見肘。可以説，目前國發院的智庫工作主要是由一批經驗豐富的資深教授們在支撐著，他們可以不考慮升職、不要工作量，甚至不尋求報酬，將來，年輕一代教授們能不能托得住同樣的聲譽，現在並不清楚。所以如果國發院和北大真的要下功夫建設中國特色的新型智庫，就必須在人員、考評和資金安排上實施很多變革，讓政策研究成為教授們的重要職責之一。在這方面，朗潤園依然任重道遠。

過去20多年來，朗潤園的教授們參與了國內幾乎每一場關於經濟改革問題的重大爭論，包括新農村發展、國有企業、匯率政策、對外直接投資、金融制度、醫療衛生、電信體系、戶口制度、土地制度等。近年來一直支援、參與朗潤園智庫研究的唐傑博士把學者們在朗潤園發表的最新觀點整合了一本冊子，作為智石經濟研究院策劃的《北大國情報告》系列第一輯在中信出版社出版，以求教于各方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