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中國進行制度設計要警惕經濟民族主義

2015年7月12日，由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舉辦的“全球命運共同體與中國企業發展新思路--2015中國與全球化圓桌論壇”在北京銀泰柏悅酒店舉行。這是國內首次探討全球化與全球命運共同體的論壇，是中國與全球化智庫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新型智庫的一個有益嘗試。80余位官、産、學各界精英匯聚一堂，共同把脈全球化浪潮，探尋中國企業全球化路徑。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在“圓桌論壇二：從亞洲價值觀到亞洲共同體”上發表以下演講。本場議題由中國與全球化智庫執行秘書長苗綠主持。

過去幾十年，全球化的形勢很好，但現在卻遭遇了困境。過去中國積極參與全球化，跟國際接軌，但現在國際局勢發生了改變，需要進行主動的調整，尤其是內部制度的設計和建設。在全球化環境下，中國進行制度設計跟建設要警惕經濟民族主義。

全球化環境下中國進行制度設計需要實事求是

中國的國際崛起有其潛力，但最終能否把潛力轉化為實際的結果，還得取決於國內制度的建設，錯誤的政策會造成機遇的喪失，沒有國內好的制度，中國也很難發揮這種潛能。然而任何一個制度的設計都要根據本國國情來進行，沒有充分了解國內情況，所設計的制度是不完善的。以新加坡的金融制度為例，它的制度設計有其獨特性，但確實和明細設計相關度很高。

此外，除了制度設計本身，其建設和調整也要根據實際情況及時適度地進行跟進。目前中國需要政治企業家，需要這樣的政治企業家來實事求是，將西方先進的經驗和中國的具體國情以及實踐經歷結合起來，打造符合自身又能促進發展的好的制度。

亞洲價值觀不具備排他性

如果從利益共同體的角度來説，中國幾乎已經是利益共同體，周邊國家從經貿上來説，大部分國家包括日本都高度依賴於中國，“一帶一路”，照理説沒有問題。實踐上看，中國越推動命運共同體它在外面的阻力越來越大，中國不僅在世界上，在亞洲也越來越孤獨，這是需要考慮的問題，而且中國內部本身也要考慮。

西方的成功，它不僅僅是技術和經濟上，背後的軟實力確實是非常重要的。中國崛起以後，大家都問中國代表什麼？這是必須要回答的問題。中國做的剛好和這個相反，而太側重於排他性的特點，假如現在講中國特色，或者道德意義上講中國模式，這條道如果走下去中國會越走越窄，不管經濟上多麼強大，其他國家會對中國越來越害怕。

亞洲價值觀實際第一波是在日本，日本是亞洲最成功的國家，但日本西化，是虛的，但日本的成功就是亞洲價值觀，但遺憾的是沒有強調亞洲價值觀強調西方的，所以日本強調西方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所以就走上了這條道路。當然，日本是個失敗的案例。

亞洲價值觀是開放的概念，沒有排他性，並不是説要排斥西方，恰恰相反，日本亞洲價值觀的成功就是結合了東方的價值和西方制度的工具，並不是那麼排他性的，亞洲價值觀它也不見得一定要要求同樣的意識形態，同樣的政體，亞洲價值觀和以前的儒家一樣存在於不同的政體，不同的朝代。現在講亞洲價值觀主要講東亞，沒有把印度或其他的地方放進去，傳統的儒家文化圈，這個在學術界大家的定義是不同的。

在開放狀態下搞以人為主的創新

近幾年中國提倡自主創新，但是現在過分解讀，有些企業和地方政府，為了利益從自我創新就變成自己創新了，部分人覺得和外國競爭不過就用行政競爭力量把外國企業排擠出去。自主創新不是自己創新，不是關起門來創新，應該在開放的狀態下以人為主的創新，如果我們關起門來自己創新會很麻煩。

人才需要有載體，體制開放才會有人才願意留下。但中國許多國有企業、大企業人才就沒載體，大學更沒有。一個是人才，一個是基礎創新，怎麼樣開放狀態是重要的，如果這個趨勢不完整的話，封閉起來以後會比較辛苦一點。

知識共同體是建設共同體的關鍵因素

如果沒有知識共同體，無論歐盟、東盟大家都做不起來，現在中國做這方面的東西，我把它叫做“Intellectual nationalism”，因為美國知識界的民族主義很強，中國的知識界的民族主義實際也很強的，中美之間，以前美蘇兩個知識陣營，尤其近段時間以來，這是一個要注意的問題。

國內有些方面過於“義和團主義”的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我不認為是民族主義，比如大不了就打一仗的想法。為什麼知識共同體很重要？1997年回歸以後，香港問題為什麼搞得那麼糟？1997年回歸的第一天，金庸先生寫一了篇文章“河水井水互相不相侵犯”，裏面有兩個小標題非常有意思，他説“一是到中國宣傳民主，二是中國共産黨要自動投降”，當時香港想著搞五十年不變，再過五十年、二十年中國自動變化香港，香港和中國自動也不用變了，是這樣一個前提。

實際改革開放以後，整個西方和外部世界來看，中國就是這個，大家都會假定共産黨肯定會垮掉，中國肯定會變成西方的，美國人這麼想的，歐洲人這麼想的，現在周邊國家都是這麼想的。實際中國不會走這樣一條道路，你要説清楚中國到底是什麼樣的問題，現在實際上在做是在做相反的道路，我們的知識界在做的是剛好相反的道路，它不是和其他國家大家求同存異，中國這個道理講的很透，但我們往往在國際關係上，利益層面追求的是共同利益，做得越大越好。

在知識層面我們追求把“異”放得太大，追求“異”而放棄“同”，所以，這個意義上，無論普世還是亞洲價值觀是我們必須做的一件事兒，因為中國不能偽裝成另外一個西方國家，因為你變不成西方國家。否則世界對我們是虛無的。現在有人説中國是世界的，世界是中國的？我認為，什麼叫世界？中國在亞洲都搞不定，你根本不要想出去，歐洲人、非洲人給你做點生意，你就是老大了？不是這樣的。中國特殊的地位，就是在亞洲幾十個周邊國家，在亞洲搞不定的話你根本甭想出去。不要有像義和團思想一樣的東西，好像經濟大了，我力量強了，中國就是老大了，我想好像沒有這樣一件事情。

（本文摘自作者在中國與全球化智庫舉辦的“2015中國與全球化圓桌論壇”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