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可金 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教授 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後，得到了沿線60多個國家的積極響應。然而，這些積極響應還更多是來自相關國家的政府及其官員群體的政策反應，在公共輿論和社會大眾中的反應則複雜得多，存在著大量不理解、有誤解甚至有偏見的問題，總體上呈現出官方反應優於民間反應的特徵。事實上，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廣大民眾來説，對“一帶一路”並不是真正了解，相關的媒體報道和討論也並不像中國國內這樣密集，相關的文宣推介更是發展滯後，介紹“一帶一路”的書一本都沒有，大量的推廣活動更多停留在社會精英層面，停留在政策宣講上，“一帶一路”倡議還存在著“飄在半空”的問題，需要在民心溝通的“落地”問題上作出長期的努力，真正讓“一帶一路”在沿線廣大民眾中入耳、入腦、入心。
一、 “一帶一路”，公共外交先行
軍事學上常説，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意思是在採取軍事行動之前，先籌集自己所必要的軍需物資和後勤儲備，以安定軍心。“一帶一路”並非軍事行動，而是致力於構建區域經濟合作架構的和平發展行動，並非是中國一方的單獨行動，而是沿線國家相向而行的共同努力。因此，一帶一路，外交先行，外交官是一帶一路的“先行官”，特別是在國際輿論中存在著“一帶一路”是中國抗衡美國“亞太再平衡”的戰略回應、是中國尋求亞太地區霸權的戰略行動、是中國向國外轉移國內過剩産能以及是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等錯誤認識，如果不能及時澄清這些錯誤認識，必將極大地不利於“一帶一路”倡議所追求國際合作的達成。因此，習近平主席2013年訪問哈薩克期間在納扎爾巴耶夫大學首次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倡議，隨後又在訪問印度尼西亞期間在印尼國會發表演講提出了“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這些都是外交溝通先行的重要表現。此後，以王毅為代表的中國政府高官密集地與沿線國家政府和外交部門溝通，做了大量的政策溝通工作，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和回應。可以説，“一帶一路”之所以能夠迅速熱起來，與中國政府熱絡的前期政策溝通也是分不開的。
在政策溝通中，與沿線國家廣大民眾的溝通也是十分重要的一環，外交系統不僅要通過官方渠道直接與沿線國家的領導人、高層官員、政策智囊等體制內人士積極溝通，也要重視與智庫專家、媒體、商界、非政府組織和廣大民眾積極溝通，把公共外交先行擺在十分突出的重要地位。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張業遂在2015年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強調，“一帶一路”是合作倡議，中國沒有特別的地緣戰略意圖，無意謀求地區事務主導權，不經營勢力範圍，不會干涉別國內政，這就是一帶一路、公共外交先行的突出表現。之所以強調公共外交在“一帶一路”倡議中的先行者地位，主要基於以下主客觀兩個方面的原因：
一是從主觀原因來看，“一帶一路”的提出是一個自上而下、水漲船高的倡議過程，始終存在著一個“認知鴻溝”問題，需要通過大量的公共外交努力提供必要的解釋。從“一帶一路”的提出過程來看，它並非是專家學者論證的産物，更不是政府部門和基層創新的結果，而是有作為中國最高領導人的習近平主席提出的，而且最初也不叫“一帶一路”倡議，而是在提出之初分別叫“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在倡議提出後，得到了國內外各方的積極回應，在2013年下半年正式明確為“一帶一路”，作為統籌中國國內外的大戰略，並作為推動沿線國家合作的重大構想。從這一意義上來説，“一帶一路”倡議提出本身也是中國最高領導人與國際社會進行公共外交溝通的産物，是積極溝通和共同協商的結果。顯然，“一帶一路”本身是一個沒有明確戰略意圖和路線圖的倡議，有待於沿線國家按照共商、共建、共用的原則在實踐中逐步推進，不僅國際社會不了解“一帶一路”到底是什麼，連中國社會恐怕也很難説清楚到底要幹什麼，一些輿論所持有的種種猜測和解讀都沒有真正觸及“一帶一路”的實質性問題，因為該倡議並沒有詳細的實施方案，一切都有待於沿線國家的討論和磋商。因此，“一帶一路”的推進過程，不會是“中國方案”的實施過程，更不會是中國自己唱“獨角戲”，它首先是政策溝通和外交溝通的過程，特別是公共外交溝通的過程，政策溝通和公共外交溝通是通往“一帶一路”的必由之路。
二是從客觀原因來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情況複雜，不僅存在著比世界其他地區更嚴重的地緣政治矛盾，而且還存在著語言、歷史、文化、宗教、制度、族群等各方面的深層隔閡，受到形形色色的恐怖主義、分離主義和極端主義肆虐的威脅，在一些問題上很容易産生誤解和誤判。從作為倡議方的中國立場來説，“一帶一路”完全是一個新生事物，與古絲綢之路是兩碼事，“絲綢之路”只是一個品牌而已，但是對沿線國家的廣大民眾而言，“絲綢之路”很容易令人聯想到過去，想到當年蒙古鐵騎“比轄而屠”的傳説，更回憶起漢唐時期中國統轄西域的過去，很容易産生中國要擴張勢力範圍的想法，決不能低估“絲綢之路”對“中國威脅論”強大的激活效應，必須在這一效應産生之前就做好各方面的溝通工作，以消除民眾內心深處的恐懼和誤會。同時，由於中國是一個迅速崛起的大國，面臨著來自各方面的掣肘和制約，一切域外大國也很容易會利用沿線國家民眾內心深處的恐懼感大做文章，對中國與沿線國家之間的關係進行挑撥離間，將誤解和誤會轉化為戰略誤判，非但不會産生促進和平合作的深化，反而可能會成為激化摩擦和衝突的溫床。因此，綜合沿線國家民眾內部的誤解和域外大國可能的挑撥，中國必須做好一萬分的準備，真正打好“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公共外交的第一仗，特別是要推進公共外交創新，在具體推進過程中要有新思路，新渠道，新辦法。
二、從公共外交到人文交流
近年來，公共外交在中國不脛而走，成為炙手可熱的社會話題，這可能與中國在國際舞臺上迅速崛起引發的國際國內不適應有關。自2003年以來，隨著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的日益上升，形形色色的中國威脅論也迅速升溫，為營造一個客觀友善的國際輿論環境，中國開展了大量公共外交活動，比如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會、孔子學院、中國文化節等一系列行動，努力改善中國和平發展所需要的國際環境。然而，十多年下來，中國在國際社會所開展的公共外交活動並沒有取得預想的效果，中國在投入了大量資源之後，發現中國所處的國際輿論環境非但沒有改善，反而更加複雜了。當然，造成這一局面的原因是複雜，既有中國實力上升造成的結構性矛盾上升的影響，也有制度性差異造成的誤解和偏見的原因，還有全球化時代認同政治複雜化的深層原因。不過，在公共外交上，由於受到美國範式強調媒體造勢和戰略傳播的影響，過分依賴政府主導的傳統公共外交，相對忽視了非官方的民間人文交流也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
相比美國公共外交過分重視國家安全的戰略傳播路徑不同，歐洲國家比如法國、德國、英國等國家更重視非官方的民間交流和文化交流，並且提出了新公共外交的新思路。相比有最高領導人、政要和外交部門開展的新聞發佈會、外交公關等傳統公共外交思路不同，新公共外交在行為體上更重視動員包括商界、非政府組織、媒體、大學、智庫甚至普通公眾參與，更多強調協調不同國家的制度、規範、文化等不同話語體系，以尋求在國家層面創造和加強一種新的國家認同和團結，在國際社會界定新的國際規範，推動形成一種跨國家、跨領域和跨階層的社會網路，是一種著眼于社會公益的公共外交而非僅僅著眼于國家利益的公共外交。因此，新公共外交實現了從國家中心範式到人類中心的範式轉變，是一種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外交活動。不難看出，新公共外交與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在基本理念是一致的，應該成為當前和今後較長一段時期“一帶一路”公共外交的指導理念。
新公共外交要求在“一帶一路”推進過程中開展傳統公共外交的同時，更加重視開展人文交流。2014年7月4日，習近平主席在首爾大學發表演講時指出，“加強人文交流，不斷增進人民感情。以利相交，利盡則散；以勢相交，勢去則傾；惟以心相交，方成其久遠。國家關係發展，説到底要靠人民心通意合。”“一帶一路”真正應該重視的問題是如何跨越沿線國家民眾間的心理隔閡，包括民族恩怨、利益衝突、文化和宗教壁壘。只要通過加強交流對話廣植人脈網路，通過包容互鑒增加彼此友誼，通過共同進步實現互利共贏，“一帶一路”就一定能夠逐步積累信心，積聚信任，逐漸走出目前存在的各種障礙，走上一條和平發展的光明大道。
人文交流是一個涉及面十分廣泛的社會系統，它涵蓋了不同人群之間的互動交流、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間的包容對話以及不同社會組織之間的溝通，最終形成“兵對兵，將對將，各行各業要通暢”的立體化互動格局。其中，考慮到語言、民族、宗教和制度差異造成的深刻隔閡，文化交流是人文交流最重要的載體，包括哲學、語言、歷史、音樂、美術、體育、科學、藝術、建築、飲食、服裝、旅遊等領域的深入交流，能夠跨越各種利益和認知的障礙，達到逐漸積累信任和認知的效果。此外，人文交流是一種春風化雨、潤物無聲的長期努力，要著眼于長遠打算，不必追求立竿見影的效果，這也是人文交流最不受政治經濟關係影響的原因所在，是一種最具有免疫力的交往形式。在“一帶一路”推進過程中，要切實重視推進沿線國家的人文交流，為政治、經濟和安全合作提供堅實的社會基礎和人文紐帶。
三、講好絲路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
儘管人文交流要求著眼于長遠打算，但也需要從眼前著手，紮實推進。目前，從制約“一帶一路”推進過程的各種問題和挑戰來看，最重要的是講好絲路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在具體實踐中，要著力解決好以下四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解決好誰來講的問題。
長期以來，我們在對外傳播上習慣於政府講故事，由國家領導人、政府高級官員和專家學者來講故事。迄今為止，在“一帶一路”上，也更多是由領導人和政府官員講故事，由發改委、外交部和商務部聯合發佈政府文件來推介“一帶一路”。當然，這種做法的優點是權威、準確、可靠，缺點是政治色彩太強，除了少數領導人（比如趙啟正、吳建民、傅瑩等）之外，大多數政府官員講故事的能力非常有限，且受制于政策和政治因素影響，不敢講得太出格，往往表現得太嚴肅和正式，缺乏靈活性和迴旋餘地。儘管三部委聯合發佈的文件中強調“一帶一路”並不是構建一種緊密的正式合作機制，而是強調目標靈活，手段靈活，但是外界輿論並不這麼看，在戰略界充斥的都是對中國戰略意圖的猜測，而且此種猜測大多基於一種最壞可能的情況考慮。
由於“一帶一路”情況極其複雜，除了政府官員外，應該搭建平臺，建立機制，選拔一批各行各業的代表來講中國故事，甚至鼓勵社會大眾以現身説法的方式，用行動來講故事。其中，智庫、媒體、商界、NGO、宗教人士等在一些具體領域上講故事的能力和效果上可能要比政府官員講要好得多。尤其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很多是全民信教，由宗教人士出面，通過開展宗教對話、講經説法等方式，與沿線國家民眾進行交流，介紹“一帶一路”的理念和倡議，可能要比國家領導人和政府官員在效果上要好得多。當然，儘管政府的官方政策還是主要由國家領導人和政府官員來宣講，但也可以交給智庫和專家學者從哲學社會科學的理論視野來解讀，與沿線國家的同行開展廣泛深入的交流，同樣可以起到推介政策倡議的效果。在今後一段時期內，要把“一帶一路”的任務分解，政策故事交給政府官員和專家學者講，其他故事交給各行各業講，形成相互呼應、良性互動的新局面。
當然，鼓勵社會各界參與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也必須做好必要的引導和培訓，不能一放了之。因為社會各界人士儘管學有專精，在本專業領域有著很好的訓練，但對國際交往尤其是外交遊戲規則並不熟悉，要通過出臺管理規範、搭建平臺、提供服務等方式，將各行各業人士的人文交流納入規範化和制度化軌道，並做好意外事件處理的應急準備，防患于未然。
二是解決好講什麼的問題。
迄今為止，“一帶一路”更多談論中國政府的倡議、戰略、政策，其中包括大量中國式話語，比如命運共同體、絲綢之路精神、絲綢之路核心區等，這些話語對外國人來説理解起來並不容易，甚至最近國內有學者抱怨中國外交話語難懂，如果連中國人都不容易懂，外國人就更不知道在講什麼了。顯然，講好絲路故事，首要的是避免講官話、套話，甚至廢話，要重視用老百姓能夠聽得懂的、接地氣的語言，講老百姓所熟知的故事。政策宣講固然重要，但並不是全部，甚至不是最重要的部分，重要的還是講一些生動活潑的故事，以傳達“一帶一路”的核心理念。其中，尤其需要值得重視的是，不要僅僅講中國的絲路故事，要講沿線國家共同的絲路故事，推介中國文化固然重要，但並不是全部，更重要的是展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共同的文化，帶領沿線國家民眾找到共同的語言，討論一些共同關心的話題，共同建設作為公共産品的“一帶一路”。具體來説，要要淡化絲綢之路本身，特別是不要太多講歷史，因為無論怎麼講，講歷史容易使人想起朝貢體系，對於增進中國與沿線國家之間的理解和信任不利，要重點講好“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共同實現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故事。
要講好和平故事，淡化軍事戰略色彩。目前，一些機構和學者在講“一帶一路”時，喜歡用戰略、“橋頭堡”等提法，這在許多國家看來更多具有軍事意涵，聽起來像中國要獲取勢力範圍，採取若干軍事行動的樣子，從而引發沿線國家更多的誤解。要少談和慎談戰略，多談倡議和構想，強調“一帶一路”維護和創造和平的宗旨，強調為沿線國家提供公共産品，推動和平友好、開放交流和宗教對話，將“一帶一路”塑造成和平友好之路。
要講好發展故事，淡化中國轉移産能色彩。在很多學術討論會上，一些學者在談到“一帶一路”必要性時，總是將轉移國內過剩産能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一個理由，這是十分錯誤的。産能轉移是一種市場投資行為，轉與不轉和轉向哪並不是政府的事情，在全球化時代，産能轉移更多取決於一個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和企業的利潤空間。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為促進經濟起飛，採取了眾多優惠政策以達到招商引資的目的，在客觀上吸引了外國産能轉移到中國的效果，很多産能在發達經濟體可能就屬於過剩産能。在今天，在中國已經過剩的産能很可能恰恰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所需要的，轉與不轉完全取決於沿線國家自己的宏觀經濟政策，取決於中國企業的利潤空間。因此，中國在同沿線國家講發展的故事時，要多講中國是怎麼發展起來的故事，最好是由創業者當事人以現身説法的方式，多講創業故事，多講如何通過有效合作實現共同發展，以擴大中國與沿線國家共同發展的共識。
要講好合作故事，淡化單方面援助的色彩。很多人在談到“一帶一路”時，傾向於將其理解為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這是十分有害的。二戰後，面對歐洲國家復興經濟的要求，美國啟動了援助歐洲的“馬歇爾計劃”，表面上對促進戰後歐洲的經濟復興，實際上主要是為了抗衡蘇聯和服務於冷戰的目的，美國與歐洲受援助國家處於不平等地位，是加強美國霸權的努力。而“一帶一路”本質上完全不同於以謀求霸權為目的的“馬歇爾計劃”，中國更強調共商、共建、共用，堅持合作開發，強調互利共贏，不強加條件、不謀求霸權，採取先予後取、公平透明、合作互惠的思路推進合作，要多講合資、合營、合作，少講援助，避免與“馬歇爾計劃”混為一談，避免産生“一帶一路”是中國謀求區域霸權的印象。
要講好共贏故事，避免陷入新殖民主義的指責。近年來，在國際輿論中有一種指責“中國新殖民主義”的雜音，認為中國和歷史上的老殖民主義一樣，都是為了到非洲和拉美等發展中國家開展殖民活動。為此，中國應該講清楚合作共贏的故事，一方面，中國不必避諱中國會得到什麼好處，要把中國為什麼加大對沿線國家的投資貿易講清楚，要這些國家看清楚中國的真實意圖；另一方面，中國也要講清楚當地會得到什麼好處，在一些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的關鍵項目、關鍵節點和關鍵工程問題上，中國也要把可能對當地的收益講清楚，不僅講清楚對當地政府的好處，更要講清楚對當地老百姓的好處，以贏得當地民眾的信任。
三是解決好對誰講的問題。
在講好絲路故事的過程中，還要十分注意解決好對誰講的問題，不同的受眾往往對不同的話題感興趣，而且可能在溝通方式方法上有特殊的要求。過去，我們在與其他國家溝通的時候，更多還是偏重於和沿線國家的政府官員、專家學者以及社會名流打交道，對於沿線國家的內政不予干涉，不捲入相關國家的內部政爭。顯然，此種做法是有其道理的，因為捲入其他國家的內部事務，在重大政治和戰略問題上選邊站，其實並不利於長期國家利益的實現。不過強調不干涉內政，並不意味著不接觸沿線國家的內政，特別是要廣泛接觸沿線國家的內部各政黨、各派別和各族群。“一帶一路”是涉及到沿線國家所有老百姓的公共産品，無論哪一黨那一派都會受到影響，如果僅僅與某一當權派對話，很可能就已經陷入了選邊站隊。在“一帶一路”沿線很多國家，政治權力分散在部落首領、宗教領袖、氏族酋長，甚至是地方軍閥和頭人手中，與執政的政治力量對話無助於解決其他派別的要求，甚至同執政團體關係越緊密，越可能陷入當地複雜的政治鬥爭之中。
因此，講好絲路故事，要改變僅僅與政府官員和專家學者對話的偏向，要重心下沉，多與普通民眾講，特別是運用新傳播手段，推動實現三個轉變：第一個轉變是推動從間接傳播向直接傳播與間接傳播並重，核心是找到想要影響的對象。要直接找到沿線國家的不同政治團體、教派領袖、氏族酋長、地方軍閥甚至極端團體，與他們進行深入坦誠的交流，甚至不排除與塔利班、基地組織和一些極端組織之間展開交流，廣泛了解他們的要求和呼聲，尋求對話和解之道，為世界和平和共同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第二個轉變是推動從精英傳播向精英傳播與大眾傳播並重，核心是重視提升傳播的社會效果。要改變停留在精英群體的現狀，在加強同沿線國家精英群體的對話同時，也要重視大眾傳播和草根傳播，深入到村寨、社區、寺廟、定居點開展面對面溝通，講清楚“一帶一路”的意圖和想法，也收集他們對“一帶一路”的看法和要求，共同作為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方案。第三個轉變是從單向傳播向雙向溝通轉變。要改變僅僅介紹中國對“一帶一路”倡議的片面做法，改變僅僅強調輸出中國文化和價值觀的偏向，要認真傾聽沿線國家民眾的呼聲，從他們最關心的問題著手，結合中國的倡議，通過相向而行的努力，不斷縮小中國與沿線國家民眾在“一帶一路”認知上的鴻溝，真正將共商、共建、共用的原則精神落到實處。
四是解決好怎麼講的問題。
正所謂，在什麼山上唱什麼歌，講絲路故事，還要特別重視解決好怎麼講的問題。從根本上來説，怎麼講的問題是一個藝術性問題，要分場合、分對象、分時段，要不拘一格，採取多樣化手段，特別是在廣泛調研的基礎上，用公共外交對象所喜歡的方式，講好絲路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在一些具體內容上，要講究方式方法，注意拿捏分寸，掌握尺度。《一號目標》導演翟俊傑認為，“要講中國好故事，更要講好中國故事。幹巴枯燥、概念模式、標語口號式的説教要統統甩掉。”由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歷史悠久，文化底蘊深厚，“絲綢之路”在遠古的歐亞大通道上，一直是貿易通道和文化融合之道。海上絲綢之路要比鄭和下西洋早數千年。秦國統一到番禺（廣州）時，南洋貿易已經非常繁榮了。在歷史上，“一帶一路”也是沿線國家共同建設的産物，不同國家都對其做出了重大貢獻，要尊重其他國家的貢獻和感情。因此，在講好絲路故事的時候，要特別需要明白“己所欲”並不一定可以“施於人”的道理。要學會先聽話，再對話，後講話，不急於表達自己對某些問題的看法，先聽聽沿線國家民眾的看法和反應，每到一個地方，不可不問民族差異、宗教禁忌、制度差異和文化差異，不懂的地方就要虛心求教，不恥下問，要聘請一大批當地的社會賢達擔任顧問，也要聘請一大批在歷史上與當地人打交道並積累了豐富經驗的歐洲人擔任顧問，多方面聽取意見，真正把絲路故事講好，傳播好中國聲音。
總之，“一帶一路”應確立人文為本的理念，因為“一帶一路”不僅僅是國家倡議和政府工程，更是公共議程和人文交流工程，不僅僅要求中國對沿線國家所開展深入細緻的公共外交，更是沿線國家彼此之間深耕友誼和厚植人脈的人文交流，是多元文明的融匯發展，是多種文化的大合唱。在推進“一帶一路”過程中，要高度重視開展和風細雨、潤物無聲的人文交流，下大力氣培植人脈網路，拉近友好感情，特別是不能把“一帶一路”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理解為中國文化和價值觀的輸出，而是沿線國家文化的交流對話。其中，中國僅僅是倡議方之一，要把沿線各國的倡議共同展示出來，這才是“一帶一路”講好絲路故事的真正重心所在，也是真正需要向外傳播的中國“好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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