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亞偉 美國卡特中心中國項目組負責人
鄧媛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
據《國際先驅導報》報道：中美之間不會發生戰爭，中美之間也不應該發生戰爭。如果當年的美蘇領導人可以避免走向戰爭，那麼今天中美的領導人就更不用説了。
日前，應卡特中心中國項目的邀請，美國著名學者蘭普頓教授在上海社會科學院和卡特中心聯合主辦的世界中國學論壇美國分論壇開幕式上發表了主旨演講。正是在這次演講中，他提出了“中美關係正接近‘臨界點’”的觀點，隨後引發國內外爭議。
在他看來，老一輩政治家靠智慧、遠見和勇氣建立的中美關係經過近40年的磨合和摩擦，目前似乎有點“風雨飄搖”。阻止世界上最為重要的雙邊關係進入惡化的“臨界點”，需要有人出來呼喚1978年鄧小平和卡特展示的智慧、遠見和勇氣。
“臨界點”絕不是喊“狼來了”
我認為，蘭普頓教授的主旨演講十分重要，提出的觀點值得雙方負責維護和發展中美關係的決策人和他們的顧問們認真思考。首先，蘭普頓為促進中美關係幾乎付出了自己全部的精力。所謂“春江水暖鴨先知”，以他對美國和中國的了解，以他與兩國決策人的密切關係，他説中美關係進入“臨界點”絕對不是在喊“狼來了”。
其次，蘭普頓教授的觀點務實、理性，不嘩眾取寵，有理有據。
第三，他不僅提出了雙邊關係開始走下坡路的原因，還提出了如何繼續維護和強化美中關係的基本柱石——建設性接觸——的許多建議。最後，蘭普頓教授的建議提出的時機可謂恰到好處，即為中美雙方即將舉行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及人文交流高層磋商提出了話題，也為雙方籌備習奧今年9月的會晤提出了一個必須的命題。
蘭普頓教授認為，自2010年左右開始，美中各自的恐懼比關係正常化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接近於超越我們對雙邊關係寄予的希望。我們正在看到對以積極為主的美中關係的一些關鍵的根本性支援受到侵蝕。
那麼，如何應對這種情況？最近，美國海軍戰爭學院副教授金來爾出版了一本新書，題目就叫《相向而行——如何緩解中美之間日漸顯現的競爭關係？》。他表示，是時候美中各讓一半，折衷妥協了。持這種觀點的美國學者正在增加。
新型大國關係需要更實際的內容
相向而行的觀點很新穎，可以看做是對中國提出的建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一種回應。
中國提出新型大國關係觀點的軟肋，在於對新型大國關係的定義十分模糊。一般的解釋是，建立新型大國關係就是避免重蹈歷史覆轍，兩國領導人和精英找到一條避免守成大國和新興大國必然走向衝突的道路。至於這條路究竟是什麼、怎麼走出來？中方並沒有具體的建議。而對美國人來説，他們首先不能接受自己是守成大國的標簽；其次，新型大國關係不是美國退出亞太；最後，美國人有干涉別國內政的、幾乎是宗教性的本能，不讓他們關心別國百姓的政治生態和社會存在，幾乎是不可能的。
換句話説，不衝突、不對抗和互利共贏都需要有實際的內容。在什麼問題上不衝突？在哪些方面不對抗？互利共贏倒是可以找到很多實際的案例。比如，中美在亞太經合組織（APEC）會議上簽署排放協議就是互利共贏，中美在非洲配合協作防控和治療埃博拉就是互利共贏，中美在南蘇丹互通有無並一起磋商如何停止內亂和內戰就是互利共贏。
從這個角度講，美國人自己提出與中國“平分秋色”是對建立新型大國關係的一個務實的補充。至於中美如何在處理全球問題、管控世界危機和兩國在全球各地特別是亞洲所發揮的特殊作用上“平分秋色”？還需要雙方的領導人和他們的助手們長期和耐心地談判。
中美之間不會也不應該發生戰爭
在這樣的視角下，南海問題不過是干擾中美關係朝著良性迴圈方向發展的許多因素中的一個，但它可能是最容易引發衝突的一個因素。這主要是因為中國不會輕易放棄主權和填沙建島，美國也不會隨便默許中國的行為。
南海問題對中國是捍衛領土主權問題，對美國是對盟國的信譽問題，皆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問題。它考驗中美兩國領導人駕馭本國利益角逐的能力和控制國際關係博弈的本事。
但我認為，中美之間不會發生戰爭，中美之間也不應該發生戰爭。如果當年的美蘇領導人可以避免走向戰爭，那麼今天中美的領導人就更不用説了。兩國都有鼓吹走向戰爭或衝突不可避免的利益集團，但是中美最大的利益集團——普通民眾——反戰和追求和平的動力可以擊碎一切特殊利益集團的小算盤。
我幾天前問一個朋友，如果是他，他怎麼回答中美會不會發生戰爭的問題，他説：“中國和美國的關係已經達到了全民膠著狀態，戰爭是不可能的！如果説‘中俄關係在廟堂’，那‘中美關係在民間’。相比廟堂，民間的關係是真正的骨肉相連，水乳交融，無論上層有多少奇思妙想，它都不可能從根本上折斷那些由共同的記憶和生活編成的關係紐帶。”
中美第四個公報要談“整個亞洲和全世界的事”
蘭普頓教授在演講中還提到，中美現在需要第四個公報來增進互信。一些學者認為，如果要簽署第四個公報，台灣問題還應是核心內容。
但我認為，中美關係不可能永遠停滯在臺海問題上，而且在國民黨領導台灣的近八年時間裏，臺海對中美關係的整體發展影響甚小。中國如果認為中美關係的最大因素還是台灣，那就説明中國還沒有做好與美國平起平坐的準備，也沒有資格跟美國去談建立新型大國關係。
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美國是不是插手都是中國的內政，兩岸的領袖和人民遲早可以找到解決自己內政的問題。跟美國要談的不是臺海，而是整個亞洲和全世界的事，這才是建立新型大國關係。
如果建立新型大國關係就是讓美國不再插手台灣事務，那説明中國的眼界還不夠寬。從這個意義上説，中美應該有一個第四個公報，那就是解決金來爾所説的中美怎樣有原則、知底細、負責任地共同處理雙邊、多邊和全球性事務。
總體來看，中美關係的不利因素有很多，但有利因素更多。經濟的盤根錯節，金融的不分你我，貿易的相互依賴，人員的相互往來，領導人的互通有無，美國人對中國這片神奇的、遼闊的土地和市場的迷戀，中國人對美國作為一個歷史短暫的國家奇跡般的崛起和不間斷的強大的好奇，都會使得任何不利因素在膨脹到一定時候被擠破或壓碎。
評 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