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隨著中國與世界各國的經貿聯繫趨於密切,確保全球陸海戰略通道安全暢通的重要性日益凸顯。有鋻於此,對全球陸海戰略通道沿線國家的外交戰略予以全面系統的分析與評估,已成為當前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最為急迫的任務之一。
中國網策劃推出“世界戰略要地外交走向分析”系列,在全球範圍內劃定十余個重要陸海戰略通道區域,關注並分析其沿線重要國家的外交戰略,展示地緣政治背景,凸顯國際層面的機遇與挑戰。
——世界戰略要地外交走向分析之以色列
王浩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哥倫比亞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聯合培養博士生
自1948年建國以來,以色列一直是中東這一全球地緣政治熱點中最具影響的國家之一:一方面,它是中東地區首屈一指的經濟、科技和軍事強國;另一方面,它又是中東國家中的“異類”,被四週以穆斯林為主體的阿拉伯國家視為重大安全威脅。因此,在美蘇冷戰期間,以色列國力的不斷壯大伴隨著與阿拉伯世界的五次大規模戰爭(即五次“中東戰爭”),並由此塑造了該國以“軍事至上”為特點的外交戰略。冷戰後,隨著“9·11”事件和伊拉克戰爭的爆發,以色列的外部安全環境一度有所改善。然而,該國因致力於追求絕對安全而重軍事、輕政治的外交傳統,使其浪費了與周邊國家緩和關係的機會,進一步惡化了其生存環境。因此,軍事—政治失衡造就了以色列外交戰略的一項根本悖論:越是強調軍事安全優先,外交戰略的運作空間就愈發狹小,最終導致自身的安全環境不僅沒有得以改善,反而每況愈下。可以説,這一悖論不僅波及以色列與周邊國家甚至美國的關係,也干擾了其對華關係。基於此,本文將在透視以色列上述外交戰略悖論的基礎上,簡要分析其對以鄰、以美和以中關係的影響。
一、軍事—政治失衡:以色列外交戰略的特點及其成因
概言之,以色列外交戰略的核心就是安全至上、軍事優先。歷史上,以色列首任總理本·古裏安曾稱,以色列要想在中東地區生存下去,就必須成為軍事強國。在這一觀念的影響下,以色列在處理對外關係時往往從軍事而非政治角度出發,突顯了先發制人、寸土不讓的強勢外交特點。當然,這一現象的出現植根于歷史、地緣和宗教意識等多方面因素。
首先,以色列所處的地緣政治環境極其脆弱和危險。一方面,該國領土面積狹小,幾乎沒有戰略縱深和迴旋餘地;更重要的是,它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同所有鄰國均處於敵對狀態的國家:其西南為埃及、東邊是伊拉克和約旦、北面是敘利亞,國土完全暴露在敵方的武器射程範圍之內。此外,截至目前,除了與埃及的邊界得以明確劃分外,以色列領土的邊界尚未獲得永久性承認。正如前國防部長摩西·達揚指出的,“以色列整個國家就是一條邊境線,以色列的安全有著罕見的地理脆弱性。”毫無疑問,上述地緣政治環境促使以色列催生出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即必須從“最壞的情況”出發考慮問題,因而把軍事置於優先位置,而無法顧及更為寬泛的政治問題。
其次,長期的分離和孤立狀態使以色列有著強烈的不安全感和自助意識。回顧歷史不難發現,猶太人曾飽經磨難,而在二戰期間更是受到慘無人道的虐待和屠殺。流離失所的過去令猶太人對國家和土地有著異常偏執的追求,進而産生了一種在領土問題上寸步不讓的心態。正如美國著名記者托馬斯·弗裏德曼指出的那樣,以色列就好比是由在世界各地的地鐵上被趕出來的人組成的國家,他們被迫站了那麼久,現在終於有了座位,因而對座位有著超乎尋常的依戀。
第三,建國至今,眾多敵對國家環伺周圍的生存環境,連同頻繁經歷戰爭的體驗,進一步強化了以色列人的不安全感和對自身土地的執著感,促使它在實踐中不僅進行積極防衛,而且主動發起進攻,以擴大“安全邊界”。例如,從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戰爭到2006年的黎巴嫩戰爭,以色列不僅強佔了巴勒斯坦6000余平方公里的土地,還奪取了戈蘭高地、東耶路撒冷及約旦河西岸,並且在黎巴嫩南部設置“安全區”。在一系列的戰爭和衝突中,以色列的實力不斷壯大,成為中東地區的強國。
然而,重軍事、輕政治的外交戰略在給以色列帶來看得到的現實利益的同時,卻蘊藏著潛在的風險,進而暴露出這一戰略無法克服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在冷戰後特別是近年來愈發彰顯,對以色列同包括鄰國、美國甚至中國在內的地區和世界主要國家的關係造成了明顯的消極影響。
二、以色列的中東外交:“以安全求和平”
脆弱的周邊環境、對土地的執迷以及軍事和安全優先的外交戰略,使以色列在中東的外交目標被視為“以安全求和平”。然而,這一目標正面臨著兩大根本性挑戰。第一,所謂的“以安全求和平”實際上是以犧牲巴勒斯坦人的利益為前提的。多年來,以色列力求既要得到土地,又要使邊界得到承認,而這兩者本質上無法相容,因此不可持續。特別是由於阿拉伯人口的出生率遠高於猶太人,阿以之間目前的脆弱平衡最終將會被打破。
第二,以色列的軍事和技術優勢正在慢慢消失,使得“以安全求和平”的最重要現實基礎發生了動搖。隨著阿拉伯人日漸轉向採用恐怖襲擊和遊擊戰等方式對以構成安全威脅,以色列在常規戰爭中擁有的先進軍事技術力量的局限性愈發明顯。基於此,一些以色列的有識之士早已認識到了“土地換和平”的重要性。正如古裏安指出的,“要得到和平,我們必須原則上回到1967年以前的邊界上……和平比地産更重要。”然而至少到目前為止,以色列仍缺乏足夠的誠意推進地區和平的真正實現。
近年來,以色列在中東地區逐漸開始面臨來自哈馬斯、伊朗及黎巴嫩真主黨的“三面威脅”,其安全環境進一步複雜化甚至惡化。毫無疑問,如果以色列仍然維持目前軍事—政治失衡的外交戰略,不能以一種更為長遠的目光和足夠的政治勇氣解決問題,那麼它的生存環境將難以改善,其追求安全的最終目標也只能像手中的流沙一般,手握得越緊,沙子流失得越快。從這個意義上説,如何改變既有的對外戰略思維,平衡軍事同政治的關係,在同阿拉伯世界相處的過程中更多地以柔性而非暴力手段解決矛盾,將是以色列未來必須思考的重大戰略問題。
三、以色列的對美外交:“戰略負擔”壓力日增
在地區層面面臨日趨嚴峻的安全環境的同時,以色列在國際社會中同樣感受到了來自多方面的壓力,其中最重要的當屬其關鍵的戰略盟友美國。奧巴馬執政後,美國大幅調整了中東政策,不僅致力於改善同伊斯蘭世界的關係,而且努力推動巴以和平進程,在猶太人定居點問題上對以施壓。因此,以色列逐漸産生一種被“拋棄”的受挫感。正如2010年初美國中東問題特使米切爾宣稱的,如若以色列不同意在兩國方案的基礎上與巴勒斯坦舉行談判,美方將凍結對以色列的援助。面對這一現實,摩薩德局長達甘認為,以色列作為美國戰略資産的地位正在動搖,“戰略負擔”的效應則與日俱增。
在美國的壓力下,以色列在巴以談判的關鍵問題上採取了既堅持原則,又顯示出“有限靈活性”的策略。然而即使如此,由於以色列的對外戰略思維並未發生變化,所以這種有限的靈活性也更多的是一種“權宜之計”,最終致使其仍然缺乏解決問題的足夠誠意。例如,在“兩國方案”問題上,以色列雖未公開反對,但卻設置了一系列前提條件,包括使未來的巴勒斯坦國“非軍事化”。同時,美國的猶太人利益集團則繼續通過各種方式博取華盛頓的同情和支援。
無論以色列在處理同美國的關係中付出了何種努力,只要它繼續當前軍事優先的地區戰略,美以摩擦就會繼續加劇。當前,美國在中東面臨的一系列挑戰(尤其是伊朗核問題)都需要阿拉伯國家的支援,而華盛頓在巴勒斯坦問題上的態度則成了檢驗其中東政策是否真正改變的“試金石”。在這種背景下,以色列的強硬姿態只會引起美國的反感,干擾美國新中東戰略的實施。正如部分美國評論家形容的那樣,以色列已經成為美國的“阿喀琉斯之踵”,美以關係在未來難免經受更多和更嚴峻的挑戰。
四、以色列的對華外交:機遇與挑戰並存
歷史上,以色列是中東第一個承認新中國的國家。冷戰時期,由於中國政府支援阿拉伯人的解放事業,中以官方來往一度中斷。改革開放尤其是冷戰結束以後,兩國關係進入快速發展時期,在貿易、投資、農業、科技等多領域進行了務實合作。目前,以色列有近300家從事商業和技術貿易的公司在中國設有辦事機構,而中以自貿談判也已提上了議事日程。可以預計,未來中以之間的合作空間將會十分廣闊。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在中以關係尤其是經貿合作發展的過程中,前上海猶太社團成員及其後代發揮了特殊而且巨大的作用。嘉道理和艾森伯格等猶太財團在對中國的能源、高科技及核電站等項目上進行了大規模投資,受到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中國領導人的讚賞。
然而,以色列對華外交和中以關係中仍然存在一系列問題和挑戰,它們主要植根於以色列外交戰略的局限性。具體而言,中以關係的發展受制于阿以關係和美以關係。例如,以色列迫於美國壓力取消對華出售預警機的做法,對兩國關係造成了明顯傷害。又如,出於以色列對阿拉伯國家的強硬態度,中方為考慮廣大阿拉伯人民的感受而不得不減少中以高層交往,甚至無法邀請以色列代表出席中國與中東關係六十週年的紀念活動。顯然,所有這些挑戰和問題在未來雙邊關係的發展過程中仍會存在。
當然,不管是從國際關係準則還是中國國家利益出發,中方都希望以色列同阿拉伯國家實現全面、持久和平。中東地區的穩定不僅有利於維持中國與阿拉伯世界的友好傳統,更能使中以兩國在更少的外部干擾下展開更為廣泛的合作,從而造福于兩國人民。
評 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