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可金 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教授 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
“一帶一路”是由中國領導人首次提出並由發改委、外交部和商務部等部委規劃設計的重大倡議，並非是源自學術界長期研究的産物。因此，在“一帶一路”研究上，已經呈現出理論研究落後於實踐發展的問題，迄今為止，學界對“一帶一路”的貢獻還很不夠，除了更多媒體學者和公共意見領袖在喋喋不休與筆耕不輟外，大多數嚴肅學者特別是最一流的學者對“一帶一路”持冷眼旁觀的態度。從嚴格意義上來説，“一帶一路”還不是一門嚴肅的學問，隨著“一帶一路”熱在中華大地的迅速興起，整個社會處於“以吏為師”的狀態。
顯然，此種狀況不能持續太久，否則，後果會非常危險，因為如果沒有學界對“一帶一路”冷靜嚴肅的科學研究，完全依靠政府部門的倡導和輿論的鼓噪，很容易將“一帶一路”滑入“大躍進”的泥淖之中。儘管“一帶一路”是中國領導人提出的重大倡議，但最終還要專家學者來科學論證，部委會簽在根本上不過是政策溝通和利益協調，意見領袖和媒體輿論也僅僅是發揮解放思想和社會動員的作用，“一帶一路”能否真正走得通，還要靠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介入。説到底，“一帶一路”要走得遠，必須成為一門學問才能真正獲得沿線國家的認可、接受和尊重。
那麼，“一帶一路”學應該是一門什麼樣的學問呢？如果檢索一下當下各學科對“一帶一路”的初步參與來看，“一帶一路”並非某一獨立學科所能涵蓋，一切文、理、工、醫等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學科都在“一帶一路”中具有不可缺少的地位，從“一帶一路”關於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的早期規劃來看，可能出乎人們意料之外的是，在建築、土木、水利水電、機械工程、環境工程、通信技術等理工科專業可能扮演著更為重要的角色。當然，圍繞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産業園區、貿易、金融和民間交流等議題，也需要經濟、管理、社會、政治、人文、歷史、法律、傳播、心理等眾多人文社會學科的大量介入。因此，“一帶一路”學可能推動中國學科沿著三個方向向前發展：
一是文理工醫多學科交叉化趨勢。
自18世紀以來，隨著學術工業化趨勢的發展，大學內部的學科發展日益細化，按照學科分級分裂為越來越多的院、係、所、中心，乃至於更為微小的研究室、實驗室和研究項目。此種學術分工的好處在於能夠集中精力鎖定某一微觀問題進行“顯微鏡”下的精確研究，缺點在於缺乏對學科整體的關注，對研究對象的全局性和整體性變動缺乏敏銳性，陷入“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形而上學迷霧，甚至陷入資源爭奪、權力競爭的官僚病而不能自拔。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意識到加強通識教育和多學科交叉融合的重要性，但受制于複雜的利益矛盾，協同難度極大。
“一帶一路”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多學科協同參與，要求各個學科打破門戶偏見，突破院係所“山頭主義”的藩籬，共同參與到某一重大問題的研究中來，依靠多學科群體攻關才能滿足“一帶一路”建設的需要。目前，對“一帶一路”的研究更多是從某一學科角度出發開展的分散研究，且集中在經濟、國際關係與外交、歷史、文化與文明等領域，缺乏綜合性和交叉學科的綜合研究，尤其是明顯缺乏理工科出身的科學家對該問題的研判，這根本上是由當前學科分立的體制機製造成的。顯然，如何推動大學和科研院所內部的體制機制改革創新，已經成為“一帶一路”學發展的瓶頸性問題，應該引起中央和國務院領導的重視，將其納入中央“一帶一路”建設工作領導小組高度重視的一個重要議題。
在制度改革沒有到位的情況下，作為一種過渡辦法，各個大學和科研機構應儘快組建跨院係所的學科交叉平臺，比如通過設立“一帶一路”研究院，以新型智庫的機制來推動多學科交叉，該智庫可以作為綜合改革的試驗區，在人事、財務、科研評價等方面實行機動靈活的政策，為“一帶一路”提供強大的智力支援。目前，中國人民大學設立的重陽金融研究院就是此種制度創新的典型案例，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在國內外産生了廣泛的影響，其對“一帶一路”的諸多政策建言都走在了國內同行的前面。
二是産學研管多部門一體化趨勢。
作為一項事業，“一帶一路”需要政府、企業、大學、科研機構等眾多行為體協同合作才能穩步推進，而且需要他們在資訊、知識、資源、人才等各個方面要實現共用和自由流動，這是優化資源配置和實現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重要條件。然而，長期以來，受計劃經濟體制和單位制度的影響，企業、大學、科研院所以及政府管理部門之間條塊分割的格局根深蒂固，存在著很多體制機制性的障礙，很難實現多部門一體化。
“一帶一路”要求打破條條塊塊的限制，尋求在更大的範圍內促進經濟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和市場深度融合，推動沿線各國實現經濟政策協調，開展更大範圍、更高水準、更深層次的區域合作，共同打造開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區域經濟合作架構。“一帶一路”決不是某一個部門壟斷的“蛋糕”，是包括黨群、財經、政法、文教、外事、宣傳、國防等眾多領域的共同事業。因此，建立“一帶一路”學不能依靠某一個部門或某一個系統，要尋求在研發、實業、管理和教學等多個部門之間推動一體化，此種一體化不是全面的一體化，而是圍繞某一共同議題在展開的議題性聯盟（Coalition of issues），此種議題性聯盟旨在解決“一帶一路”中的某一瓶頸性問題，實現關鍵環節和關鍵領域中的群體攻關。比如在設施聯通方面，圍繞通信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組織電信、移動、網路、媒體、傳播、管理、通信工程等眾多領域中的科學家形成若干攻關團隊，對“一帶一路”通信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作出科學的論證，並與沿線國家的同行協商一個可行的實施方案，最終上升為政策規劃和操作日程，為推進“一帶一路”通信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疏通障礙，提供智力支援。
同時，要改變以往依靠課題競爭性申請的傳統做法，通過建立科學高效的研發服務平臺，推動多部門協同創新，並在制度上打破依託某一部門和單位的做法，實現資源共用、風險共擔，建設産學研管聯動的網路型智庫。此種網路型制度的典型案例就是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在擔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的陳錫文院長領導下，該研究院將中央各涉農部委的分管領導、各大學和各智庫的農村問題專家以及一些重要的涉農企業負責人集中在一起，組建了一個跨部門、跨領域和跨學科的網路型智庫，對中央農村工作提出了大量富有智慧的新建議，對我國農村改革提出了新的思路，做出了重大貢獻。
三是國內國外多主體網路化趨勢。
“一帶一路”儘管是由中國提議，但建設“一帶一路”並不僅僅是中國一家的事情，涉及到沿線60多個國家和地區，甚至根據“一帶一路”的“開放合作”的原則精神，它不限于古代絲綢之路的範圍，世界上任何願意參與的國家和國際、地區組織均可參與，讓共建成果惠及更廣泛的區域。相應地，“一帶一路”學也不能僅僅依靠中國人的努力，應該廣結天下英才，積極開展與其他國家、民族和文明體的對話和交流，充分吸納多元文化的智慧和創造力，共建“一帶一路”學，要求中國和沿線國家乃至整個國際學界建立更大範圍內的多主體參與的研究網路。
推動“一帶一路”學網路化的一個重要實現途徑是組建“一帶一路”智庫聯盟，採取加盟聯絡的方式，將世界上致力於研究“一帶一路”的研究機構、研究項目和研究人員整合在一起，為智庫搭建資訊共用、資源共用、成果共用的交流平臺，共同開展對“一帶一路”重大問題開展針對性、可行性強的政策研究。據粗略統計，僅中國國內就有60多家與“一帶一路”直接相關的智庫，在國際社會中就更多了，如果將這些志同道合的研究機構結合起來，形成一個更大範圍的網路型智庫，並加強智庫間的對話和交流，對於建設“一帶一路”學無疑具有重大的推動作用。目前，在中聯部的牽頭下，國內“一帶一路”智庫合作聯盟已經成立，而且發展勢頭很快，這是符合“一帶一路”建設需要的重要舉措。
“一帶一路”學不僅需要智庫的深入研究，更需要培養一大批各行業急需的建設人才，這就需要在推進“一帶一路”智庫聯盟的同時，也要儘快推進“一帶一路”大學聯盟的建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有著眾多優秀大學，每年為社會培養大量人才。然而，在過去的三十多年時間內，由於受西方國家領先世界發展水準的影響，大量最優秀的學生都奔赴歐美發達國家留學，在培養目標和培養重點上更多符合發達國家的需要，最優秀的學生對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缺乏了解，這對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是極為不利的，對“一帶一路”學的建設也是極為不利的。因此，要通過組建“一帶一路”大學聯盟，將沿線國家的大學資源整合在一起，建立類似于美國常青藤聯盟那樣的教師、學生和校友聯繫比較密切的大學聯盟，為“一帶一路”不斷輸送更多高素質的緊缺人才。當然，推動“一帶一路”智庫聯盟和大學聯盟並不是追求規模效應，而是要創造資源共用、研發協調和人才資源優化的機會，通過聯盟這個平臺，實現彼此之間的互聯互通，為資源優化配置和推進深層合作創造條件。
150多年前，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在《民主在美國》中談到美國民主的優點時強調了美國發達政治科學對美國民主建設的重要意義，他提出，“一個全新的社會，需要有一門全新的政治科學。”當下，作為一個新的合作倡議，“一帶一路”事業能否最終成功，也將取決於是否建立發達的“一帶一路學”。因此，在今後，要通過推進文理醫工多學科交叉、産學研管多部門協同和國內國際多主體網路的建設，實現強有力的智力開發和智慧創造，為“一帶一路”開山辟路，保駕護航，為推進沿線國家的政治互信、經濟合作和人文包容提供強大精神武器和理論武裝。
評 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