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可金：通向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一帶一路”

趙可金 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教授 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

“一帶一路”是一個世紀性構想，它將要帶領中國走向何方？這一問題不僅在中國學界討論並不充分，在國際社會中也是迷惑不清，很多人都不清楚中國到底要幹什麼，“一帶一路”將創造一個什麼樣的秩序。尤其是在美國戰略界，已經開始掀起了一場如何應對中國挑戰國際秩序的討論，一些著名智庫比如CSIS、新美國安全中心等紛紛出臺報告，認為中國正在打破現行規則，尤其是在海洋領域中咄咄逼人的行為正在亞太地區引起新的安全困境。顯然，以中國經濟的體量和影響力而論，“一帶一路”倡議必將會重新勾畫世界政治經濟地圖，不僅沿線國家將會迎來一個新的秩序，整個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都將會發生重大而深刻的變革，這恐怕是毋庸置疑的。

其實，國際社會並不擔心國際秩序會不會發生變化，因為受世界權勢結構、規範體系和價值觀念變化的影響，國際秩序時刻都在發生變化，要想保證國際秩序不發生變化是不可能的。國際社會更關注的問題是，“一帶一路”所帶來的國際秩序變化究竟是一種積極的變化還是消極的變化，這種變化給有關各方帶來的更多是一種機遇還是挑戰，以及此種國際秩序的變化是通過平緩的方式還是以一種衝突和暴力的戰爭方式。所有這些問題都歸結到一點上，那就是“一帶一路”將創造一種什麼樣的國際秩序。

一、“一帶一路”意在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

“一帶一路”是中國領導人提出的合作倡議，必然體現著中國領導人對當今世界性質和人類未來走向的判斷。2013年3月，“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者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發表演講，提出“這個世界，各國相互聯繫、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裏，生活在歷史和現實交匯的同一個時空裏，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這是中國新一屆領導人第一次對人類文明走向作出明確判斷。此後，習近平在眾多場合不斷談及“命運共同體”，賦予了命運共同體以豐富的內涵。2015年3月28日，在發改委、外交部和商務部聯合發佈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中，強調要秉持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理念，全方位推進務實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將建設目標從命運共同體擴展為三個共同體。

關於三個共同體的內涵，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2014年4月8日-10日舉辦的博鰲亞洲論壇上做過解釋，提出構建亞洲共同體要堅持共同發展的大方向，結成亞洲利益共同體；構建融合發展的大格局，形成亞洲命運共同體；維護和平發展的大環境，打造亞洲責任共同體。在李克強看來，利益共同體更多指貿易和投資領域，強調把經濟的互補性轉化為發展的互助力，不斷擴大利益交匯點，實現共同發展、互惠共存、互利共贏。命運共同體主要強調各國發展融合，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是融合發展的基本條件，産業互接互補是融合發展的主要內容，強調通過深化各領域務實合作，在開放中融合，在融合中發展，係牢經濟聯繫的紐帶，抓住創新發展的機遇，掌握自己的發展命運，推動上、中、下游全産業鏈深度合作，形成優勢互補的産業網路和經濟體系。責任共同體主要強調安全領域，認為各方要承擔起應盡的責任，推動安全對話和磋商，探討建立亞洲區域安全合作框架。從李克強的解釋來看，三個共同體與“一帶一路”的“五通”形成對應關係，其核心在於共同打造一個互利共贏的區域合作架構。

顯然，這一區域合作架構並非是一種正式的國際秩序，而是一種非正式、不成文的區域合作觀念和合作路徑。在中共十八大報告，“命運共同體”就被作為一種合作共贏的觀念而被明確提出來，“合作共贏，就是要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在追求本國利益時兼顧他國合理關切，在謀求本國發展中促進各國共同發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發展夥伴關係，同舟共濟，權責共擔，增進人類共同利益。”2015年5月18日，人民日報發表國紀平的文章《為世界許諾一個更好的未來——論邁向人類命運共同體》，更是從哲學和價值觀的高度對命運共同體作出了全面的梳理和解釋，將其作為中國所持有的超越民族國家和意識形態的“全球觀”，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交融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體現於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蘊涵于中國堅持的正確義利觀，是一份思考人類未來的“中國方略”。

不難看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僅是“一帶一路”的理想願景和建設目標，也是中國世界前途和中國道路的一種戰略判斷和戰略選擇。“人類命運共同體”決定著當前和今後中國將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旗幟，走一條與其他國家互利共贏的發展道路，堅定不移致力於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從這一意義上來説，“一帶一路”是一條通往“人類命運共同體”之路。“一帶一路”不過是特定歷史發展階段中國道路的一種實現形式，是中國道路在歐亞非和南太平洋地區範圍內打造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的偉大實驗，它看重的是通過推動更大範圍、更高水準、更深層次的大開放、大交流、大融合，走出一條互尊互信之路，一條合作共贏之路，一條文明互鑒之路。

二、核心是道路創新、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

既然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帶一路”的理想願景和建設目標，它力圖解決什麼樣的世界問題，以及與其他關於未來世界的理想願景有什麼區別，其核心和本質是什麼？在弄清楚這些問題之前，需要首先了解當今世界發展遇到的困境和問題。

近代以來，世界歷史為歐美等西方發達國家所主導，走了一條以現代化為中心的發展道路，這一道路在給世界帶來巨大發展動力的同時，也帶來了諸多新的問題。自大航海時代以來，西方國家在工業化推動下，先是通過發起對外擴張，建立了殖民帝國體系，將整個世界劃分為帝國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國家，並引發了世界範圍內的戰爭與衝突。後來，在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族獨立運動的打擊下，殖民治國體系分崩離析，整個世界又進入了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兩極對峙的體系，美蘇冷戰也曾經將世界攪動的不得安寧。20世紀90年代後，冷戰因蘇聯解體而結束，美國成為當今世界惟一的超級大國，它在世界範圍內推動了全球化、資訊革命、民主化等浪潮，竭力締造所謂的“新美利堅帝國”。然而，美國的此種努力引發了“九一一”事件和全球金融危機，美國發動的反恐戰爭和量化寬鬆政策，非但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世界範圍的和平與發展問題，反而令局勢更加複雜。近年來，不僅世界經濟低迷、地緣局勢動蕩、恐怖主義危機、文明之間摩擦，而且美國實力也相對衰落，非西方新興經濟體群體性崛起勢頭強勁，世界步入了一個新的格局轉換時期，西方學者甚至驚呼人類正在走進“失序的世界”、“後美國世界”。總結近代以來西方推動的現代化道路，儘管在科技革命和工業革命推動下，西方國家長期執世界發展之牛耳，但西方發達國家的現代化道路是一種強調“文明與野蠻”的二元認識論和思維方式，此種思維方式追求勝者全拿，把自己看作是“上帝的使者”和文明的光亮，把其他文明看作是“黑暗的遠方”，其所建立的世界秩序始終無法擺脫一己的利益考量，奉行弱肉強食、叢林法則，篤信窮兵黷武、強權獨霸，堅持贏者通吃、零和博弈。歷史證明，此種認識論和思維方式主導下的社會發展道路不僅不是整個人類發展的福音，反而是製造衝突和戰爭的根源。

正是針對西方現代化道路存在的問題，中國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理念，以中國道路來糾正和超越近代以來的西方現代化道路，是一種道路創新、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其中，這一系列創新的主旨在於弘揚以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理念來超越不同國家、不同民族和不同宗教之間的隔閡、紛爭和衝突，強調彼此之間要守望相助，弘義融利，心心相印，風雨同舟，命運共擔。具體來説，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對西方現代化道路的道路創新。總結近代以來的西方現代化道路，最突出的特徵是技術依賴和單一中心，西方現代化的每一輪大發展都是以技術革命為前提的，蒸汽技術革命帶動了以英國為中心的第一輪現代化高潮，電氣技術的革命帶動了以美國為中心的第二輪現代化高潮，交通資訊技術革命帶了整個以西方發達國家群體為中心的第三輪現代化浪潮，也就是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西方經濟大發展。所有這些現代化的浪潮，在本質上以資本擴張為中心、以國家為本位和以西方中心主義為特徵的現代化道路。這一現代化道路在一方面極大地推動了西方發達國家實現大發展，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停滯、曲折和苦難。正是從糾正西方現代化道路的基礎上，中國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理念，強調要順應全球化帶來的利益相互交融的趨勢，推動人類走向共同發展、協調發展、均衡發展和普惠發展，確立共用美好未來的利益支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堅持走共同發展、共同繁榮之路。與西方現代化道路的單一中心的現代化道路相比，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之路是多樣化的現代化道路，是追求共同發展、互利共贏的道路，根本上是一種共同現代化道路，是對西方國家單獨現代化的揚棄和超越。

二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對西方現代化理論的理論創新。近代以來的西方現代化道路催生了西方現代化理論，包括“西化”或“歐化”論、工業化論、現代化過程論、現代化模式論等。然而，所有這些現代化理論都有一個共同特徵，那就是以西方國家的現代化標準為中心，強調個人主義、世俗化、自主化、專化和分化，標誌是學術工業（academic industry）的興起，學科分工越來越細，理論越來越專，每個人被定格在一個龐大的現代化理論體系中的格子裏，成為理論專家。然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是一種超越民族國家和意識形態的“全球觀”，它強調以人類為中心，不是前現代的血緣中心，也不是現代的以地域和民族國家為中心；強調共同體本位，而不是個人本位和國家本位；強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正和遊戲，而不是你贏我輸、弱肉強食的零和遊戲。其中，理解新現代化理論的關鍵在於理解共同體內涵。最早提出共同體概念的是法國思想家讓·雅克-盧梭，他從社會契約論角度出發，認為社會契約一旦締結，“就意味著每個人把自己的全部權利都轉讓給由人民結合成的集體，因此個人服從集體的‘公意’，也就是服從自己，人民則是這個政治共同體的主權者。”所謂共同體，是指社會上那些基於主觀上和客觀上的共同特徵（種族、觀念、地位、遭遇、任務、身份等）而組成的各種層次的團體、組織，包括以血緣關係為紐帶形成的氏族和部落，以婚姻關係和血緣關係為紐帶形成的家庭，以共同的經濟生活、居住地域、語言和文化心理素質為紐帶形成的民族等。對於不同共同體的關係，馬克思認為，隨著物質生産方式的發展，各種共同體都會逐漸發展，隨著共産主義生産方式的發展，將會使民族界限逐漸泯滅，形成世界範圍的人群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意味著整個人類在全球化、資訊化時代已經成為一種日益緊密的共同體，只有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心地位，才能真正把握世界的本質的未來。從這個意義上來説，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對西方中心論的超越，在這一理論體系，將是多中心的現代化理論，其著眼點是整個人類的現代化而不是某一部分人的現代化。

三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對西方現代制度的制度創新。近代以來，在現代化推動下，在發達國家確立了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價值觀，並認為此種價值觀是代表先進和文明的普世價值觀，這些普世價值觀和社會制度可以一統天下。在這些核心價值觀指導下，確立了人民主權、市場經濟、代議制、分權制衡、法治政治、基本人權等一系列政治經濟制度體系。然而，這一現代制度體系在發達國家獲得鞏固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新問題，比如經濟危機、移民衝突、宗教衝突、性別矛盾等，針對新出現的問題，學界提出了霸權穩定論、全球治理論、協商民主論等新制度來修修補補，創造了聯合國、IMF、世界銀行、WTO、G20等眾多新制度，竭力維護西方發達國家的利益。相比之下，人類命運共同體更強調超越時空束縛，以整體意識、全球思維和人類觀念，對現有制度體系進行改革，推動現有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向著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比如強調對話而不對抗、結伴但不結盟；重視求同存異、聚同化異；主張闔作共贏、共同發展；強調綜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和可持續安全；強調包容開放，交流互鑒。所有這些觀念都致力於改革現有制度體系，而非拋棄現有制度體系。此種改革並非是另起爐灶，而是在現有體系內推動其改革，使之更加公正合理。

綜合上述三個看法，人類命運共同體核心是超越西方現代化道路、現代化理論和現代化制度，站在全人類命運的角度提出的關於未來世界秩序的一種構想，其本質在於推動道路創新、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建設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因為在全球化和資訊革命的今天，任何國家都不可能脫離整個世界而存在，必須確立命運與共、風險共擔的責任意識，為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安危命運而努力。

三、落腳點是實現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

最後一個必須回答的問題是，為什麼中國選擇走人類命運共同體之路？很多人在理解中國之所以倡導“一帶一路”的原因時，往往從傳統戰略思維去思量，將“一帶一路”理解為應對美國亞太戰略再平衡帶來的壓力，或者理解為中國拓展勢力範圍或者向海外轉移過剩産能等。所有這些理解都是在現有哲學認識論和傳統現代化理論框架內思考的産物，如果從傳統理論的角度觀察，也的確能夠説得通。但是，所有這些理解都是片面的，狹隘的，沒有看到中國在哲學價值觀、認識論和方法論上的變化。

從哲學價值觀上來看，人類命運共同體精神與中華文明的倫理有著內在的一致性，都是強調整體思維和天下情懷，兩者是相互滋養，共生共榮的關係。中華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其主要特徵是崇德尚義，重禮尊樂，強調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自先秦子學開始，儘管有百家爭鳴，學派紛呈，莫不以追求天人合一為使命，所謂“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追求“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秦漢之後，以仁、義、禮、智、信為主導的經學傳承不息，天人合一始終是一條主線。千百年來，儘管政制變遷，政統輪替，但道統保持了一致性，成為中華文明保持延續的精神之根。中國傳統哲學價值觀中的天人合一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在精神上是高度契合的，儘管近代以來中華文明遭受西方文明的壓抑，歷經苦難，但中華文明的精神世界並沒有發生根本變化。在全球化時代，中國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張也是在中華文明中追求天人合一、世界大同理想的産物。如果能夠弘揚中華文明的古老智慧，並對其進行創造性轉化，推己及人，建設一個更加太平、繁榮的世界，將是中華文明對世界的重大貢獻。

從認識論上來看，中國不同於西方文明中的“主客體分離”的“二元論”，而是歷來尊崇物我相與、陰陽平衡、眾生平等等理念，這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對世界的認識完全一致。與美國和歐洲人不同，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主張將自己融于這世界之中，用非對象性的思維去領悟這個世界，講究陰陽和諧，融合共生，共同存在於一個統一體之中。在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看來，中國的崛起不必然犧牲其他國家的利益，中國的發展也不能離開其他國家的發展，國家與國家之間是一種陰陽關係，此種陰陽和諧相處共同存在於一個有機體的哲學邏輯，註定了中國在處理國際事務上的防禦態勢和溫和傾向，積極謀求“君子和而不同”的合作共贏邏輯符合中國五千多年的歷史文化心理，這一點構成了獨特的中國風格，也是中國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認識論基礎。人類命運共同體強調國家與國家之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關係，更關注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和平相處之道，尋求共同體的整體利益，而非關注某一局部的利益。在人類命運共同體視角來看，儘管世界上存在著不同國家利益、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意識形態、不同社會制度的分歧甚至對立，但人們完全可以通過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而有序競爭，通過理性的選擇超越個人、民族和國家的利益，超越制度、觀念和信仰的束縛，尋求最大程度的共同利益，從而掌握我們的共同命運。如果沒有中國陰陽一體認識論的支援，此種樂觀的判斷是很難建立起來的。

從方法論上，中國倡導中庸之道也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相吻合。在中國文化看來，中庸強調中正平和，不偏不倚，認為過猶不及，追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中國提出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其最主要的方法論就是中庸，誠如習近平主席所説，一個國家要謀求自身發展，必須也讓別人發展；要謀求自身安全，必須也讓別人安全；要謀求自己過得好，必須也讓別人過得好。自十八大以來，中國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倡議和新觀點，比如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理念，互信、互利、平等、協商、尊重多樣文明、謀求共同發展的“上海精神”，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路精神，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亞洲安全觀以及義利並舉、以義為先的正確義利觀等，所有這一切都貫穿著中華文化中的中庸之道，已經貫穿到了中國與世界關係的方方面面。

無論是“中國夢”的提出，還是“一帶一路”的倡議，中國不僅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積極倡導者，更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積極實踐者。説到底，“一帶一路”是通往人類命運共同體之路，而“一帶一路”所承載是有著數千年曆史的中華文明，推進“一帶一路”的建設過程也必將是實現中華文明偉大復興的歷程。在新的實踐探索中，古老的中華文明之精神必將與時代潮流和多樣化的國情相結合，它不是簡單地復興古老的文明，而是在與“一帶一路”沿線不同文明相容並蓄、交流互鑒中獲得新的發展動力和活力，在新的時代創造性轉化和提升，最終成為一種具有世界吸引力和競爭力的偉大文明。

“一帶一路”的啟動，猶如拉開了新的歷史大幕，一條從西太平洋的連雲港，到印度洋的瓜達爾港，從世界島腹地的古都西安，跨越一望無垠的歐亞大平原，最終通往北大西洋的阿姆斯特丹，一條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洲際經濟大走廊已經開始啟動。在這條大走廊上，承載著過去千年的絲綢之路精神，承載著中華文明的古老夢想，承載著人類對未來命運共同體的理想和期待，是整個人類理性智慧的創造，是一次滌蕩戰爭和衝突陰霾，追求持久和平和共同繁榮的偉大長征。作為一個有著數千年人類文明歷史的大國，中華文明必將因作為連結歷史和未來的橋梁和紐帶為受到世界範圍的尊重，而且她自身也在這種世紀努力中實現鳳凰涅槃的重生，為人類作出更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