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投資政治風險研究之埃及

編者按：一帶一路戰略的順利推進與一帶一路國家的國內政局發展密切相關。由於一路一帶地區上的許多國家對外深陷大國博弈的戰場，對內面臨領導人交接、民主政治轉型、民族衝突等多重矛盾，一帶一路國家的政治風險已經成為中國國家戰略推進與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最大風險。因此，對於一帶一路國家的政治風險進行分析與評估已經成為當前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最為急迫的任務之一。

中國網將以每週發佈兩篇分析文章的方式，對一路一帶地區的60余國的政治風險進行簡要的概述與分析。本系列將持續發佈30余周，共計60余篇文章。具體內容主要圍繞該國的一般情況、投資環境、政治結構、各方政治勢力、相關政治風險以及可能的國家戰略動向進行分析。

尹繼武 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公共外交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特約研究員

方鹿敏 德國康斯坦茨大學政治學博士研究生

2014年12月，中埃兩國簽署了《關於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兩國關係進入了全面戰略合作的新階段。2013年，中埃兩國貿易額首超100億美元，中國成為埃及第一大貿易夥伴。埃及本國經濟的多元化程度在中東地區名列前茅，其整體經濟實力在地中海沿岸和阿拉伯世界有著一定的影響力。同時，埃及扼有蘇伊士運河的航運要道，並地跨亞洲和非洲，其經濟區位優勢明顯。在我國積極推進“一帶一路”的戰略中，埃及將是重要的環節。

一、埃及國內社會政治概況

埃及為世界文明古國之一，其全稱為阿拉伯埃及共和國。從地理位置上看，埃及地跨非洲和亞洲，其大部分國土位於北非地區，西奈半島則位於西南亞地帶。根據最新的數據統計，截止2014年，埃及境內人口超過8400萬。東方哈姆族為埃及人口的主要構成族裔，另有少部分努比亞人、希臘人、亞美尼亞人、法國後裔等。埃及的國教為伊斯蘭教，其中，大部分埃及人信奉伊斯蘭教遜尼派，最大的宗教少數派為科普特正教。埃及的官方語言為阿拉伯語，由傳統古埃及語（象形文字）演變而來的科普特語言如今僅在宗教儀式中使用，此外，英語和法語在埃及的大城市和國際旅遊區亦有較為廣泛的應用。

埃及自1953起實行共和國體制，第一任總統為穆罕默德·納吉布。包括納吉布在內，此後的納賽爾、薩達特和穆巴拉克均為軍人出身，儘管他們在擔任總統後都轉為文職身份，但幾屆埃及政府和總統在國家統治上均有賴於軍方提供的穩定保障，同時也為軍方提供了多重特權保護。1971年9月11日，于總統薩達特任職期間，《阿拉伯埃及共和國永久憲法》經全民投票通過。根據憲法規定，埃及是“以勞動人民力量聯盟為基礎的民主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經濟上實行國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和私人所有制三種形式。在埃及的政治體系中，總統為國家元首兼武裝部隊的最高統帥，由人民議會提名，公民投票選舉産生，任期為六年。人民議會是最高立法機關，議員由全民普選産生，任期為五年。在薩達特擔任總統期間，協商會議于1979年被提議成立並寫入憲法。1980年11月1日，協商會議正式成立，委員共210名，其中三分之二由各階層、機構和派別選舉産生，另三分之一由總統任命。協商會議在權力結構中與人民議會並立，是無立法權和監督權的諮詢機構，每屆任期六年，三年改選一半委員，可連選連任，亦可再次任命。

1981年10月14日，時任埃及總統薩達特在閱兵大典期間遭同情伊斯蘭份子的士兵槍殺，副總統穆巴拉克逃過一劫，並於8天后在軍隊的擁戴下越過選舉程式而繼任埃及總統。在穆巴拉克統治的三十年時間裏（1981年10月至2011年2月），埃及的政治體制實際上是“以軍人集團為核心，以武裝力量為基礎的專制統治”。同時，在穆巴拉克長達三十年的統治時期，埃及一直處於緊急命令與戒嚴狀態之下，埃及公民長期在政治上受到權威統治，缺乏選舉權和言論自由，經濟上則面臨著高失業率、高物價和低工資的現實性問題，社會性問題的累積最終導致了2011年埃及革命的爆發，穆巴拉克辭去總統職務並將全力移交給埃及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

2011年11月28日至2012年1月11日，埃及人民議會選舉分三個階段進行，代表穆斯林兄弟會的自由與正義黨獲得498席中的235席，成為人民議會第一大黨。2012年6月，自由與正義黨主席穆罕默德·穆爾西在2012年總統選舉中獲勝，成為埃及歷史上首位民主選舉産生的總統。然而，2013年總統穆爾西意圖修改憲法，將埃及轉型為文官政府，此舉損害了軍方傳統的特權利益。同時，隨著民間對穆爾西政府的不滿加劇，埃及國內于2013年爆發多輪抗議活動，要求穆爾西下臺，穆爾西隨後遭到以國防部長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為首的軍方軟禁。穆斯林兄弟會通過民間抗議示威與軍方發生了嚴重的衝突，並導致埃及社會的新一輪動蕩。2014年6月，塞西成為新一任埃及總統。

二、中國與埃及外交關係

埃及是第一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非洲阿拉伯國家。中國與埃及于1956年5月30日正式建立外交關係，自雙方建交以來，雙邊關係一直髮展順利。中埃雙方的建交前奏可追溯至1955年在印度尼西亞召開的萬隆會議，兩國對於反對殖民主義、爭取世界和平，維護不同制度的國家間和平共處關係等原則性問題有著一致的態度。會議期間，周恩來與時任埃及總統納賽爾多次就兩國關係交換意見。兩國建交後，高層互訪頻繁，友好合作關係不斷發展。1999年，中埃兩國發表了建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聯合公報，並簽署了一系列相關的合作協定，2014年，中埃兩國繼續簽署了《關於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標誌著兩國關係進入了全面戰略合作的新階段。

埃及與新中國在許多重要問題上有著積極的互動與合作。早在兩國建交初期，第二次中東戰爭（蘇伊士運河戰爭）爆發，中國政府便堅決反對英國、法國和以色列對埃及的武裝侵略，中國民間也對英法以的侵略行為予以譴責。在薩達特擔任埃及總統期間，其于1973年對以色列發動了第四次中東戰爭，攻擊六年前被以色列佔領的西奈半島，這場戰爭對於埃及而言不僅重獲了國家榮譽感，也在地緣戰略中打破了美蘇兩國在中東地區維持的“不戰不和”的局面。戰爭期間，中國向埃及提供了力所能及的物質援助。戰後，埃以簽署了著名的《戴維營協議》，雙方達成和解，然而，這一和解舉動隨即遭到絕大多數阿拉伯國家的反對。許多阿拉伯國家斷絕了與埃及的外交關係，埃及與諸多阿拉伯國家間的貿易被中斷，既有援助被停止，甚至其作為阿拉伯國家聯盟成員的身份也一度被中止，埃及在阿拉伯世界受到前所未有的孤立。在此期間，中國政府對埃及繼續提供力所能及的物質援助，並積極在相關阿拉伯國家中參與協調工作，試圖維護阿拉伯世界的團結和穩定。

穆巴拉克在擔任埃及總統的三十年時間裏，曾7次訪問中國。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因政治風波受到西方國家的經濟制裁，埃及對西方國家對中國的一系列封鎖政策提出了批評，並堅持中國在內政問題上獨立自主的原則。1999年兩國簽署《中國和埃及關於建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聯合公報》，中埃關係進一步良性發展，並成為南南合作的典範。進入21世紀，中國和埃及的雙邊關係有了更為多樣化的發展。隨著“中阿合作論壇”、“中非合作論壇”等區域性對話平臺的出現，中埃兩國關係的發展有了更多元的互動平臺。2014年12月，中埃兩國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國關於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標誌著兩國關係在21世紀迎來了里程碑式的發展。由於埃及在阿拉伯伊斯蘭世界和非洲的核心戰略地位，中埃兩國良好的雙邊關係基礎也為中國與非洲、阿拉伯國家關係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外交紐帶。

三、埃及經濟狀況與中埃經貿關係

 1、埃及整體經濟概況

1953年革命前，埃及常年受到英國的控制，儘管英國已于1922年被迫承認了埃及的獨立，但仍享有對埃及在國防、外交、包括經濟方面的種種特權。因此，從客觀上看，革命前的埃及其整體經濟水準仍然非常低下，外貿結構上則呈現出對英國等西方國家很強的依附性，這種不平等的依附關係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埃及本國經濟的發展。隨著埃及共和國體制的建立和國家實現完全獨立，其對外貿易結構亦呈現出更為自主和多元的狀態，並伴隨著國內對外政策的調整而變化。2011年埃及政局的持續動蕩使國家經濟陷入困境，相關統計顯示，埃及革命後外國投資下滑超過70%，有關行業，如旅遊、蘇伊士運河航運收入都較往年有較大幅度的下降。

從經濟結構上看，埃及仍然是一個傳統的農業國，農業産值約佔GDP的18%，農業人口占全國就業人口約31%。其中，糖類、肉類等農産品均有較高的自給率，政府近些年來的農業政策改革以及配套基礎設施建設的完善使埃及的農業産值穩步提高。油氣工業為埃及的重點工業産業。埃及的石油和天然氣儲量分別居非洲國家中的第五位和第四位。根據統計，包括美國、英國、日本、德國在內的19個國家的近50家公司在埃及進行石油開發項目的投資、埃及政府利用本國的資源優勢，陸續推出50個油氣區塊進行國際招標，吸引投資86億美元。紡織工業為埃及又一主要的産業，佔埃及GDP比重的3%，佔製造業總産值的27%，紡織品行業的就業人數約佔全國工業就業人數的30%。另外，作為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埃及的旅遊業在2011年埃及政變前一直為其服務行業中的支柱性産業，對埃及GDP的貢獻率超過10%。由於受到國內動蕩局勢的影響，旅遊業的蕭條在很大程度上衝擊了埃及整體經濟結構的穩定和經濟的持續發展。

埃及獨特的地理位置以及輻射區域為其提供了一個作為投資目的地的良好的客觀環境。由於北隔地中海與歐洲大陸相望，南部直通非洲大陸腹地，蘇伊士運河溝通了大西洋與印度洋，使埃及通往歐、亞、非的貿易有著極其優越的地理條件。同時，亞歷山大港、塞得港等大型的國際化港口為埃及的自由貿易創造了進一步發展的空間。相關的運輸和區位優勢使埃及成為北非和阿拉伯國家中較受國際投資者青睞的投資目的地國家。根據世界銀行《2015營商環境報告》（Doing Business 2015）顯示，埃及的投資環境在全球189個被觀察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112位，較2014年的128位排名有所上升。該報告的數據主要來源於對埃及15個主要城市區域和省份的考察。具體而言，從審批立項等法律程式上看，除軍工、煙草和在西奈半島的投資需要相關部門嚴格審批，以及涉及進出口貿易經營、沙漠開墾等少數特殊領域必須由本國人佔多數股份外，大多數投資領域現已全面放開。其中，根據埃及《投資法》和其補充條款規定，在航運、金融、電腦軟體等相關領域，外國投資者可享受一系列的法定優惠政策。此外，埃及及其嚴格的《勞動法》對本國工人的雇傭比例以及工人崗位的終身制的規定，使埃及面臨著勞動力競爭缺乏、生産效率低下，在一些外國投資進入的技術效率導向的行業中，僵化的勞動力狀況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行業的發展和經濟效益的提升，勞動力問題也成為了外國投資者進入埃及所不得不面臨的問題。

2、中埃經貿關係

中國與埃及的貿易關係同樣受到了當代埃及各界政府對外政策的影響。儘管在埃及革命後的初期，納賽爾政府積極倡導外交政策中的中立原則，與西方國家的貿易往來有所減少，但自20世紀70年代起，歐美等發達國家仍然是埃及對外貿易結構中最主要的對象。雖然中埃之間的貿易往來歷史已久，但直到20世紀90年代，隨著兩國外交關係的日趨穩定，以及雙邊各項貿易協定的簽署，中埃兩國的雙邊貿易才開始呈快速增長的狀態。中埃兩國政治關係的相對穩定和成熟進一步推動了雙邊經貿關係的建立與發展。中埃雙方正式建交以來，兩國簽署了《投資保護協定》、《關於對所得避免雙重徵稅和防偷稅協定》等重要的雙邊貿易協定。這些協定的簽署為兩國建立平等、互惠、有效的貿易關係提供了制度性保障。埃及于2006年正式承認了中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商務部相關統計顯示，2013年，中埃雙方的雙邊貿易總額已超過了100億美元，達到102.1億美元。中國亦超越埃及傳統的貿易夥伴，成為埃及第一大貿易夥伴。

在中埃兩國的貿易結構中，中國向埃及出口的主要産品包括各類紡織品、鞋類、箱包、機械零部件、通信産品、光學儀器等。埃及向中國出口的産品主要集中在能源礦産等領域，如石油、鎂、鋼鐵等。同時，在一些高科技新興産業中，如生物醫藥、電信等，中埃兩國合作成效顯著，並在客觀上優化了兩國傳統的貿易結構，促進了兩國貿易更為多元和可持續的發展。另外，中國也積極參與了埃及國內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契合了埃及政府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有賴於外方投資的情況。據統計，截止目前，在中國駐埃及使館經商參處備案的埃及中資企業機構共79家，主要涉及的行業包括汽車摩托、機械設備、通信、油氣勘探等。

然而，兩國間的這一貿易結構也帶來了雙邊貿易不平衡的問題，在中埃兩國的貿易中，埃及始終處於貿易逆差的狀態，且呈現擴大趨勢。為了緩解本國的貿易逆差，埃及政府對從中國進口的紡織品等相關産品進行了相對嚴格的進口準入限制，同時積極刺激本國産品的對外出口。儘管此類舉動控制了中國部分種類商品的出口數量，但也在客觀上刺激了中埃兩國貿易結構的優化以及各自對本國投資環境的改善。

四、中國在埃及地區投資的政治風險

儘管中埃雙邊貿易發展迅速，但由於埃及國內近幾年混亂的局勢和複雜的地緣、宗教因素交織作用，中國企業進入埃及投資仍需要充分考慮以下幾項政治風險：

 1、埃及國內政治的不穩定。自2011年埃及革命以來，埃及國內政局始終處於動蕩狀態。2013年埃及再次爆發的多輪示威遊行不僅迫使第一位民選總統穆爾西下臺，更是暴露了埃及在向文官型政府過渡時所需要面臨的來自各方勢力的博弈。這一多方對決直接引發了波浪式的暴力衝突，造成了相當程度的人員傷亡，使埃及的政治局勢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2014年5月，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當選新一任埃及總統，將埃及重新帶回軍人統治的政治傳統中，此時的埃及被稱為後穆巴拉克政權以來“最分裂”的時期，塞西的民間反對者們不斷用爆炸等致命性手段表達自身的抗議和不滿，亦對原本已經混亂不堪的埃及國內局勢增加了更多不穩定的變數。混亂和未知的政治局勢會降低外方投資者對埃及的投資信心和期待，並在客觀上增加投資者的安全成本。

2、政局的混亂帶來埃及經濟金融政策的變化。在涉外貿易和外國投資方面，由於埃及當前處於外幣短缺的狀態，在外匯兌換方面埃及中央銀行作出了新的規定，要求按照順序優先考慮進口基本且重要的生活物資，如糧食、油、醫藥、化肥等。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對埃及的貿易和投資選擇，傳統的優勢貿易投資領域將受到一定衝擊。

3、商業政治的腐敗和法律的漏洞。腐敗問題是埃及社會的一大嚴重問題，延伸至經濟領域會嚴重破壞參與主體間的公平競爭。根據透明國際2012年的評測報告，埃及的腐敗指數水準在176個國家中排名第114位。儘管埃及刑法典中規定了濫用權力、蓄意腐敗、行賄和受賄等犯罪行為，但並未明確外國人的行賄行為是否違法，也沒有規定企業應承擔的相關責任問題，因此，在國際間投標等競爭行為中因法律漏洞而出現不公平競爭現象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公平競爭體系遭到破壞的投資環境會降低其吸引外資的能力，並增加外國投資者的投資風險。

4、複雜的經濟、社會矛盾。儘管軍人出身的塞西可能對埃及政治局勢的問題作出相對切實有效的控制，但國內面臨的高失業率和低經濟增長率、以及軍人政權與主張向文官政治過渡的不同社會力量之間的衝突都可能進一步撕裂埃及社會。事實上，從2011年埃及革命開始，自下而上的衝突性思維已經瀰漫在整個埃及社會，若作為根源性問題之一的經濟壓力不得到緩解，將會進一步加劇不同社會力量、政治派別之間的矛盾和衝突，引發新一輪動蕩局勢。

5、埃及國內原教旨主義與世俗主義的矛盾繼續被激化。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隨著埃及國內在20世紀70年代伊斯蘭復興運動的興起而逐漸突出。埃及國內原教旨主義與世俗主義的衝突在20世紀70年代末達到了巔峰，其中的代表性事件便是薩達特總統遇刺身亡。在穆巴拉克時代，埃及政府對穆斯林兄弟會由原本的高壓政策轉為懷柔性政策，試圖對極端宗教勢力分化瓦解。然而2011年埃及革命後，在一系列根源性社會經濟問題的刺激下，埃及國內的原教旨主義重新日益突出，埃及混亂的局勢在某種程度上否認了前半個多世紀埃及發展所採取的世俗主義路徑，這使得原教旨主義與世俗主義的衝突被重新放大，並成為可能進一步引發埃及社會局勢動蕩的又一顆定時炸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