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可金：“一帶一路”建設應確立新哲學

趙可金 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教授、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

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是人類“文明的活的靈魂”。馬克思在談到辯證唯物主義與其他一切哲學的區別時説過，“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作為指導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實踐性是其最鮮明的特點，馬克思主義哲學總是隨著時代矛盾的發展而不斷變革自己的形態。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表明，一定發展階段需要確立與之相應的一定的時代哲學。在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根據中國革命的實際，在1937年撰寫了《矛盾論》和《實踐論》的光輝著作，為指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針對新時期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新形勢，提出了“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支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大討論，重新恢復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開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新局面。

經過三十多年的持續發展，中國發展進入新常態。“如何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已經成為新時期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課題。尤其是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新征程中，隨著“一帶一路”構想的推進，在客觀上需要與時俱進地確立與新常態的階段性特徵相適應的新哲學，以指導中國與世界關係互動發展的新未來。

行動哲學：空談誤國，實幹興邦

知行關係，是中國哲學中的重要問題。從孔夫子到王陽明，皆崇尚知行結合，學以致用。千百年來，中國哲學界爭論的是知行的難易、輕重、先後問題。如程朱學派主張知先行後，強調知的作用，王夫之則認為行先知後，行可兼知，行高於知。近代以來，孫中山在探索民主革命的艱難進程中，慨嘆“知易行難”。在西方哲學發展史中，知行關係也是一個重大問題，存在著經驗論與唯理論的長期爭論，自古希臘哲學以來，西方哲學受理性主義影響，一直認為思維和觀察優於行動，形成了推崇“沉思”的傳統。

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提出，對知行觀進行了批判性的總結和澄清，賦予知行觀以科學的基礎。毛澤東在《實踐論》中指出了辯證唯物主義的知行觀，強調人們的社會實踐對認識的決定性作用。“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樣的形式，迴圈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次的迴圈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程度。”因此，中國共産黨人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時，歷來反對“本本主義”，而是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這是中國共産黨不斷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的強大思想武器，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得成功的真正秘密。

“一帶一路”就是基於實踐哲學提出的一個世紀構想，是長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過程的産物。可以確切地説，“一帶一路”構想並非是學者論證的産物，而是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特別是習近平本人首先提出的，在提出之初徵求學者意見的時候，很多從事歷史、經濟、國際關係和國別區域研究的專家絕大多數並不贊成，甚至直到今天很多嚴肅的學者還抱有顧慮和懷疑。為什麼會這樣呢？從根本上來説，是受制于特定認知哲學的結果。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同志提出了著名的“白貓黑貓論”，在很多重大問題上持有“摸著石頭過河”的認識論，主張“不爭論”，大膽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在這一哲學指導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是理論論證出來的，而是在實踐中走出來的。尤其是在“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産力”的觀點指導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改變了傳統的知行觀，不再是理性為行為立法，而是行動為認識立法，不再是政治家以學者為師，而是整個社會“以吏為師”，強調只有在實踐中積極行動，才能獲得新的認識。正所謂，“空談誤國，實幹興邦”，中國道路的開拓進程也推動了中國哲學觀從實踐哲學走向行動哲學。在行動哲學看來，只有通過行動，個體人們才能相互聯繫起來，形成一個真正的共同世界，才能真正理解真理、行動目標、人的本質、社會前途等問題。從這個意義上來説，“一帶一路”的構想也是在政治家在行動中走出來的，不是專家論證出來的，誠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説，“敢問路在何方，路在腳下”。

行動哲學是實踐哲學的發展，它在哲學基礎上是根本一致的，都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人的正確認識只有從實踐中來。相比之下，行動哲學比實踐哲學更強調路徑依賴和行動時機。所謂路徑依賴，是指一種道路、理論和制度一旦形成，不管是否有效，都會在一定時期內持續影響其後的道路、理論和制度選擇。中國已經走上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管存在什麼樣的問題，都不能脫離這一道路，只能在實踐中不斷發展新理論，開闢新天地。從這個意義上來説，“一帶一路”就是中國探索發展新理論、新制度的重要行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升級版。所謂行動時機，是指重大行動要把握正確時機，一旦出現戰略時機，就要果斷行動，決不猶豫。“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後，國際社會反應熱烈，沿線國家積極響應，許多重大項目進展迅速。機不可失，失不再來，在時機合適的情況下，中國必須全力推進，在行動上可能來不及思考，來不及回味。“慮善以動，動惟厥時”，行動哲學要求治國理政要在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同時，抓住時機，加快發展，實現跨越式發展，開闢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新境界。

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強調行動哲學的指導地位，就必須要重視排除各種“左”的和右的錯誤思想干擾。與行動哲學重視行動和實踐相比，“左”的思想和右的思想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那就是從某一本本出發，要麼以封閉僵化的教條為指導，給“一帶一路”建設強加一系列限制，甚至誇大階級鬥爭的形勢，把“一帶一路”誤讀為“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意在擴大勢力範圍，輸出中國的社會制度和價值觀念；要麼以西方國家的經驗、道路和理論為藍本，批評“一帶一路”走錯了方向，認為“一帶一路”應當緩行。這些思想認識都是錯誤的，在實踐中應及時排除其干擾。

的確，作為一項重大的合作倡議，“一帶一路”與此前強調埋頭國內經濟建設的做法有很大區別，與重點向歐美發達國家的改革開放政策相比也有新的調整，此種調整有著很大的風險，此種風險已經成為許多學者特別是自由主義學者討論“一帶一路”所憂慮的核心。事實上，世界上沒有風險的事情是不存在的，當年決定搞改革開放也是冒著巨大風險的。有風險並不是影響戰略選擇的決定性因素，真正決定作出“一帶一路”戰略選擇的哲學基礎是作為實踐哲學升級版的行動哲學及其對世界大勢和中國大局的認識和判斷。

中國是一個快速崛起的社會主義發展中大國，中國的雙重身份決定了中國既不能放棄社會主義，也不能消極無為，必須在堅定信心的基礎上，在行動中邊實驗、邊總結、邊提煉，推進中國社會主義的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只能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奮勇前進，通過實踐創新和理論創新，開創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制度的新階段。作為一個具有世界影響力的第二經濟大國，中國面對風雲變幻的國際形勢，無法通過韜光養晦而置身事外，只能做出順應世界潮流又符合自身利益的戰略選擇。從根本上來説，“一帶一路”就是此種行動哲學的具體體現，它不能機械地照抄某一思想教條，也不能照搬發達國家的經驗，只能在行動中總結經驗，不斷發展和豐富理論認識。只有如此，才能進行真正的批判性思索，穿越未經省察的偏見和信仰，從必然王國達到自由王國的彼岸。

復興哲學：“兩個回歸”、“兩個超越”

行動哲學解決了“一帶一路”的思想路線問題，那就是“一帶一路”重在實事求是基礎上的行動和實幹，而非空談和爭論，在行動仲介入本質性問題，突破利益固化和思想僵化的藩籬，實現思想和理論發展的新飛躍。實踐永無止境，行動也永無止境，思想和理論也就獲得源源不斷的創新活力和發展動力。在行動哲學指導下，“一帶一路”將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走向何方？這也是當前和今後決定中國發展全局的一個重要的政治哲學問題，需要作出明確的回答。

在回答這一問題之前，一個首要的政治哲學問題是如何看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它是一個中國社會主義理論發展的一個階段，還是中國社會主義理論的全過程。毫無疑問，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的重要成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一個與時俱進不斷發展的産物，它與特定歷史發展階段有著緊密的聯繫，而且受制于特定的歷史-社會-文化條件，在一定歷史時期內呈現為特定的理論景觀。從毛澤東思想到鄧小平理論，再到“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都是特定時期內中國社會主義理論探索過程中的重要理論結晶，是指導中國社會主義實踐包括“一帶一路”戰略的寶貴財富。然而，迄今為止的一切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的理論成果都是解決一個共同的問題，那就是在落後國家如何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問題，其所賴以立足的前提和基礎是中國是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是一個為發達資本主義體系所排斥的國家，都是致力於解決如何在發達資本主義體系的週邊地帶或“薄弱環節”發展社會主義的問題。

經過六十多年的發展後，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已經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中國不再是孤立於國際社會之外的孤獨國家，也不在是處於國際舞臺邊緣地帶的落後國家，已經逐步進入國際舞臺的中心地帶，成為飽受世界輿論關注的焦點。同時，中國自身也發生了革故鼎新的變化，尤其是東部沿海地區和大中城市已經步入了和發達國家不相上下的經濟社會發展水準，東部沿海地區和大中城市與中西部內陸地區和廣大鄉村之間的發展差距在日益擴大。關於在一個一些地區已經“先富起來”如何建設社會主義，以及如何在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社會中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在理論上還沒有現成的答案，需要進行中國社會主義的新的理論探索和新的實踐探索。“一帶一路”就是在中國在國際社會中快速崛起過程中所進行的如何開闢社會主義建設新道路的重要探索，它要回答的是如何解決“發展起來以後”中國面臨的各種新問題以及對此所作出的戰略性調整。

最先意識到對“發展後問題”進行戰略性調整的是鄧小平，他對“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的嚴重性和危險性做了充分的估計。1993年9月，鄧小平同弟弟鄧墾的談話中對中國發展道路的思考作出了新的闡述，對此前的發展理論進行了必要的修正。鄧小平説，“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反覆強調“發展是硬道理”，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能動搖”，“要一心一意地搞四個現代化，現代化建設是中國最大的政治”，這一切在本質上都是堅持發展起來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前提，“離開了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就有喪失物質基礎的危險。”在看到中共十四大後中國發展形勢熱浪奔涌的喜人景象時，鄧小平敏銳地發現，“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這些問題會“自然出現”，“到一定時候就會出來”。關於“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指什麼意思，小平同志談到了兩個突出問題。一個是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的“四個堅持”問題，認為“現在經濟發展這麼快，沒有四個堅持，究竟會是個什麼局面？”特別是，“提出四個堅持，以後怎麼做，還有文章，還有一大堆事情，還有沒有理清楚的東西。”另一個是收入差距和共同富裕的問題。鄧小平説，“十二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後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鄧小平清醒地指出，“分配的問題大得很”，“少部分人獲得那麼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出問題就不是小問題”，“解決這個問題要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要困難。”

在鄧小平看來，發展的問題充其量不過是經濟基礎問題，即使出問題需要進行適時戰略性調整就能化解。鄧小平1991年8月談到中國發展戰略時，在強調“抓住機遇，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的同時，也意識到“可能我們經濟發展規律還是波浪式前進”，“過幾年有一個飛躍，跳一個臺階”，“跳了以後，發現問題及時調整一下，再前進”。顯然，鄧小平在當時已經意識到了快速發展過程中出現新問題的必然性，強調適當進行經濟戰略性調整的必要性，但最終目標仍然是調整後的“再前進”。然而，鄧小平晚年的思考發現，“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將更多是政治上層建築的問題，它將決定國家政權的性質問題和執政地位問題，一旦出了問題就是“大問題”，就是大的政治問題，輕則對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傷筋動骨，重則有可能有丟失政權的危險，這就是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所謂“顛覆性錯誤”。

關於如何處理發展起來以後的新問題，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作出了新的回答，包括提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重要思想，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和全面從嚴治黨的“四個全面”的重要思想，以及“一帶一路”的偉大構想。儘管對於這一問題的回答還在進行之中，但指導這一回答的政治哲學已經逐漸清晰起來，那就是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兩個回歸”的復興哲學：一是回歸馬克思早期對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建設的探索。在馬克思看來，社會主義只有在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中才能産生並找到自身發展的條件，在《哥達綱領批判》、《法蘭西內戰》等文獻中，馬克思對發達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原則進行了概要的闡述。後來，列寧修改了發展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同時勝利論”，發展為在“落後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一國勝利論”，此後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都是沿著列寧開啟的道路展開的。如今中國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已經快速發展為與西方發達國傢具有類似發展水準的國家，越來越具有馬克思當年所設想的建設社會主義的條件，因此，中國社會主義理論需要越過列寧以來的“落後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學説，回歸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當年探索的問題，結合中國發展的實際以及世界發展的時代條件進行新的探索，這就需要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進行超越和創新，以適應新的社會發展條件的要求。二是回歸中國幾千年曆史發展過程形成的中華文明體系。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最主要的就是把新中國的發展成就與傳統中國的文明體系相對接，實現中華文明的創造性復興。中華文明有著數千年的文明史，在歷史上與眾多文明在交流互動中不斷吐故納新，先後在漢唐時期與佛教文明、在宋元時期與伊斯蘭文明、在明清以後與西方基督教文明融合發展，實現了中華文明的革故鼎新，造就了世界了惟一獲得千年持續的古老文明。具有上千年曆史的古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就是此種文明交流融合發展的重要載體。因此，隨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步伐的加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文明角度與世界多元文明在交流互動中弘揚絲綢之路精神，共同建設“一帶一路”，是中華文明文化自信的重要體現，也是尋求與其他多元文明取長補短，合作共進的重要努力。

當然，“一帶一路”所啟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兩個回歸”並不是簡單的“回歸”，而是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所進行的“創造性的轉化”，推動以儒家倫理為主要內容的中華文化與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精神之間的深層融合，最終目的是實現中國社會主義的“兩個超越”：一是實現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精神的超越，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階段向新社會主義階段的超越。隨著“一帶一路”的展開，中國道路將會逐步超越中國特色的特殊性因素，在與沿線國家合作共進中逐步推動中國道路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發展道路的互聯互通，逐步探索中國道路的普遍性因素，為國際社會提供更多公共産品，實現中國道路與各國道路的合作共贏，實現“中國夢”與“亞洲夢”、“世界夢”的夢想對接。二是實現以儒家倫理為主要內容的中華文明的超越，推動中華文明與世界各國文明的包容互鑒。“一帶一路”最寶貴的精神財富就是幾千年文明交流史所薪火相傳的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精神，這裡匯集了中華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東正教文明、西方文明等世界上最主要的文明體，而且這些文明體已經交流互動了數千年，如果能夠通過打通“一帶一路”締造未來的新絲綢之路文明，不僅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對推動世界文明的“第二次文藝復興”將是歷史性的巨大貢獻。

總之，“一帶一路”決不是中國為尋求一己之私而作出的戰略謀劃，更不是中國尋求擴大勢力範圍而進行的深謀遠慮，理解“一帶一路”的歷史性意義必須確立新的哲學觀點，從超越實踐哲學的行動哲學視角，從探索新社會主義精神和推動中華文明與世界多元文明互聯互通的角度，放寬視野，解放思想，通過不懈的努力和恒久的耐心，特別是弘揚絲綢之路精神，大膽探索，銳意創新，真正為人類社會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這才是“一帶一路”倡議的真正宗旨所在，也是中國未來的神聖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