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可金 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教授、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
2015年3月8日，外交部部長王毅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記者會上明確提出，2015年中國外交的關鍵詞是“一個重點、兩條主線”。其中，“一個重點”就是全面推進“一帶一路”，“兩個重點”就是做好和平與發展這兩篇大文章。這是中國外交部長首次就中國外交重點作出明確界定，標誌著中國外交步入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尤其是“一帶一路”偉大構想的提出，成為中國外交的總抓手，改變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外交佈局的先後次序。顯然，對中國外交來説，這一變化是整個外交重心的轉化，其影響無異於一場外交領域中的“哥白尼式革命”。
從服務經濟發展到對接“一帶一路”
自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黨和國家工作重心從階級鬥爭向經濟建設轉移以來，中國外交的中心任務就是服務經濟發展，為國內現代化建設影響良好的國際環境。在這一中心任務指導下，穩定壓倒一切，維穩外交成為中國外交的基本形態。在冷戰結束前，中國在外交上竭力維護國際戰略格局的穩定，在美蘇爭霸的國際體系下維護在美蘇之間維持平衡，採取誰搞霸權就反對誰的外交態度。冷戰結束後，美國成為當今世界惟一的超級大國，為了營造有利於中國發展的國際環境，處理與美國的關係成為中國外交的重心，中美關係成為中國外交的重中之重。無論是在解決台灣問題、達賴喇嘛問題等政治問題，還是謀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問題、處理各种經濟貿易摩擦等經濟問題，中美關係都被中國外交視為優先處理的問題，只要中美關係不出現根本性的危機，中國外交就不會有大的問題。在島嶼主權爭議、地緣政治熱點以及地區安全問題上，中國長期採取“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勸談促和”等態度，從根本上與維穩外交的總體思路是一致的。
“一帶一路”偉大構想提出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將成為中國外交優先關注的對象。從涵蓋範圍來看，“一帶一路”涵蓋亞太、歐亞、中東、非洲、南太平洋地區等，包括65個國家，總人口超過44億，佔全世界人口的63%，經濟總量超過20萬億美元，佔全球經濟總量的30%，這些國家大多數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普遍處於經濟發展的上升期，外資外貿的流入量每年分別增長13.9%和6.5%，高於全球平均水準很多。同時，“一帶一路”將歐洲經濟圈、亞太經濟圈這當今世界最具活力的兩大經濟圈連結起來，成為未來世界最具發展潛力的世界經濟走廊，一旦跨越重重艱難險阻，將極大地改變世界經濟地理佈局，成為互利共贏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因此，從目前已經公開的戰略構想來看，“一帶一路”已經成為新常態下中國統籌國際國內大局的總戰略，中國外交將圍繞這一中心任務，主動對接“一帶一路”，為“一帶一路”偉大構想的實現勇當開路先鋒。
相比此前中國外交中的維穩特徵，“一帶一路”要求主動進取。對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外交，中國改變了“等客到府”的被動態度，轉變為“主動登門”的主動姿態，積極提出合作倡議，率先規劃合作項目，努力推動合作進展。自當選國家主席以來，習近平主動訪問了俄羅斯、哈薩克、烏茲別克、塔吉克、吉爾吉斯斯坦、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南韓、蒙古、斯里蘭卡、印度、馬爾地夫、巴基斯坦等眾多“一帶一路”國家，提出了一系列重大合作倡議，中國與這些國家的合作向縱深發展。很明顯，“一帶一路”構想提出後，與美國的關係已經不再是中國外交的重中之重，傳統上依靠穩定中美關係來穩定中國外交的套路被打破，中美關係被納入對接“一帶一路”的戰略佈局中，與美國一起構建新型大國關係成為“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的一部分。換言之，中國外交越來越強調中美關係要服從和服務於“一帶一路”構想，而非像以往那樣一切都要服從和服務於穩定中美關係的大局，這一變化標誌著中國外交實現了從中美關係向“一帶一路”的“重心轉移”。
從韜光養晦到奮發有為
“一帶一路”在推動了中國外交重心轉移的同時，也實現了外交策略總方針從韜光養晦到奮發有為的轉移。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在實現戰略重心從階級鬥爭向經濟建設轉移之後，在外交上也確立了收斂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光芒，一心一意謀求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現代化建設事業，不斷積累中國的總體實力，而對於國際社會中發生的諸多爭端和熱點問題，採取低調超脫的靈活姿態，全力營造有利於國內發展的良好國際環境。對於此種低調務實的外交風格，鄧小平同志將其概括為“韜光養晦”和“有所作為”的戰略方針。在此後的三十多年事件內，無論是在處理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等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國際事件，還是應對海灣戰爭、科索沃危機、反恐戰爭、金融危機等複雜地區和國際性問題，中國都採取超越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堅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與各方發展關係，採取相對超脫的態度，不捲入衝突和糾紛，極力避免引火燒身，一心一意致力於經濟發展。
“一帶一路”偉大構想的提出，是中國外交策略總方針突破韜光養晦的一個轉捩點。儘管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中國領導人在中央周邊工作座談會上已經提出奮發有為推進中國外交，但真正標誌著向奮發有為轉變的還是“一帶一路”構想的提出。與此前中國外交給人的低調超脫的印象相比，“一帶一路”給人一種極強的視聽衝擊力，意味著中國不僅善於謀劃自己的和平發展，高調向世界宣示要努力尋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且積極向國際社會大膽提出倡議，一道實現“亞洲夢”、“世界夢”。誠然，如同一些人士所擔心的那樣，中國主動高調提出若干合作倡議會引發一些國家的猜忌，甚至會招致一些國家添油加速地挑撥，中國與沿線國家之間的關係在短期內難免會受到影響，但直面矛盾和挑戰本身就是一種奮發有為的體現。説到底，奮發有為強調的不是中國想要做什麼，而是強調中國外交要有一種負責任、敢擔當的精氣神。中國人毫不隱瞞自己對未來國際秩序的想法，也不願對自己的戰略意圖遮遮掩掩，國際社會更關心的是中國此種敢於擔當的行為究竟是一種積極的福音，還是一種消極的挑戰。只要中國堅持平等互信、包容開放和合作共贏的新國際關係精神，多做對自身和國際社會有益的事情，究竟是韜光養晦還是奮發有為，並不是那麼緊要。
當然，強調奮發有為也不是像歐美國家在歷史上所做的那樣謀求地區和世界霸權，而是謀求建立命運共同體。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中國就在國際社會中倡導推動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鄧小平當年在談到“有所作為”的時候，也強調所謂“有所作為”就是要改革國際政治經濟舊秩序，推動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然而，長期以來，中國在推動國際秩序改革的時候，更多關注在改革自身的政治經濟體制上有所作為，以適應國際社會的需要，在既有的國際秩序更多采取融入和學習的態度。“一帶一路”的提出，則在繼續推動國內全面深化改革的同時，也強調在為國際社會提供更多公共産品上奮發有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綢之路基金、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以及眾多獎學金名額、培訓機會等，都是中國外交奮發有為的重要體現。
從全方位外交到立體化外交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外交在逐步參與國際事務的過程中，廣交天下朋友，發展務實合作，逐步形成了周邊是首要、大國是關鍵、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舞臺的全方位外交格局，與70多個國家和諸多地區組織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夥伴關係，著眼于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走出了一條結伴而不結盟的對外交往新路，形成了覆蓋全球的夥伴關係網路。然而，中國外交建立起的這一形形色色的夥伴關係網更多停留在政府間關係的層面，所結交的“朋友圈”也多半局限于社會精英圈子，且更多以政府間合作為主，外交關係的熱絡勢頭與中國與世界互動的要求還不完全相適應，甚至與一些國家的外交關係還出現了“政冷經熱”、“政熱經冷”等不協調和不匹配的問題。
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有了很大提升。目前，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商品貿易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第三大對外投資國，並成為近130個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因此，隨著中國與世界互動頻率和互動範圍的展開，要求中國外交不斷開闢新領域，提升新境界。作為統籌國際和國內兩個大局的總抓手，“一帶一路”構想的提出，倡導推進中國與沿線國家的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開闢了中國外交的新領域，推動中國外交沿著三個維度展開，步入立體化外交的新境界。
一是協商外交。就“一帶一路”構想而言，涉及到基礎設施、經濟走廊、海上合作支點、産業合作、人文交流等眾多領域的協商，需要外交部和其他相關部門與沿線國家進行大量的協商，有堆積如山的協議需要談判，以此來擴大彼此利益的匯合點。此種協商既有雙邊層次的，也有多邊層次、次國家層次乃至非國家層次的互動，甚至還會涉及到域外國家的參與。所有這一切問題，都需要中國外交付出大量的努力和汗水。可以毫不誇張地説，面對現實中的艱難險阻，打通新時期的“一帶一路”猶如當年唐玄奘西天取經，要歷經無數的劫難方可獲得“真經”，面對漫漫征程的“九九八十一難”，中國外交惟有通過耐心細緻的協商才能突破，中國外交必須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和能力準備。
二是公共外交。“一帶一路”的開拓歷程，不僅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的系列工程，更是妥善回應來自各方面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質疑、批評、指責甚至衝突的艱難歷程。且不論一些域外國家的百般刁難，僅沿線國家政府官員、社會精英和廣大民眾就有無數的解釋工作去做。從這個意義上來説，“一帶一路”既是一條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之路，更是一條人文交流互聯互通之路，搭建心靈理解之橋的難度絲毫不亞於修建一座大橋。為此，“一帶一路”構想要求中國外交必須把回應各方面輿論的公共外交擺到更加重要的突出位置，以極大的耐心、細心和毅力來克服種種困難，澄清各種誤解，真正讓“一帶一路”深入人心，成為一條跨越歷史恩怨、超越文明羈絆和實現心靈相通的理解之路，信任之路。
三是統籌外交。由於“一帶一路”涉及黨、政、軍、民、商、學、媒等眾多領域，更大的困難不是來自於外部，而是來自於自身。如何統籌協調各層次、各領域和各部門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步伐，廣泛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有計劃、有組織、有秩序地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進程，也是中國外交面臨的一個艱巨任務。近一段時期以來，隨著國家關於“一帶一路”建設願景和行動規劃的公佈，各方面參與“一帶一路”的積極性被調動起來，已經出現了一哄而上、步伐不一和自我混亂的局面，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忙於爭搶項目、爭奪資源和優惠政策的問題，這給統籌外交敲響了警鐘。4月28日，外交部與河北省政府一起舉辦了以“互利共贏的國際産能合作•聚焦河北”為主題的第十一屆“藍廳論壇”，是外交部與河北省橫向統籌的一次重要努力。隨著“一帶一路”行動計劃的陸續展開，統籌外交的任務會越來越重，要求中國外交不斷提升統籌協調能力，避免混亂和失序的傾向。
總之，“一帶一路”構想的提出和實施，推動中國外交實現了戰略重心的轉換，要求中國外交必須與時俱進，通過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不斷開闢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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