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智庫如何突顯自身獨特性？

2015年4月21日，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成功舉辦了“中美智庫高端論壇”。論壇圍繞中國的智庫建設與國際合作展開了三場專題討論，近20名國內外知名專家學者做了精彩發言。

論壇的第二場專題研討的題目是“多元化的中國智庫：新型智庫如何突顯自身獨特性”，由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理事長王輝耀主持，察哈爾學會秘書長柯銀斌、布魯金斯學會約翰middot;桑頓中國中心主任李成、共識傳媒集團總裁周志興發言並參與討論。李成先生認為國際、國內、人才三方面的原因正在促使中國智庫迅速發展，中國發展智庫，至少在短期內，也許獨立性不是其主要的追求目標，也許多元性應該是其追求的目標。柯銀斌先生認為，中國特色就是多元化，新型就是要創造新型的價值，智庫應該明確自己的功能定位，有重點地實現自己的功能。周志興先生認為智庫的多元化不光是形態的多元化，還應該有思想的多元化，應該是很多多元化的集合。

第二場專題研討嘉賓發言全文如下：

王輝耀：女士們、先生們，大家下午好。我是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理事長，非常高興主持今天下午這個分論壇。

我們都知道，中國這些年來進入了智庫的階段，進入了智庫大發展的階段，特別是兩辦發佈了中國智庫建設的意見以後，智庫如雨後春筍般地發展開始。這可能跟中國智庫的特色還是有關係的，中國本身的國情，國家很大，決策也非常集中，而且還相對比較高效，從上到下可以一竿子插到底。在這個情況下，如果我們沒有存在西方國家的機制，比如反對黨的機制、議論辯論等等，中國的智庫如果很高效，能夠充分論證得好那是有好處的，但如果論證得不好，也會帶來政策執行不到位的危害。在中國還沒有實現全面發展的情況下，智庫就突顯了它的重要性。特別是在決策機制上，過去60多年來是傳統的模式，比如八大民主黨派的模式、兩會建言獻策的模式，在這種情況下，智庫是一種新型的民主力量的推動，可能會帶來中國更多的變化。所以智庫在這個階段得到相當大程度的強調和提倡，是適合中國這個獨特的背景的。所以今天討論多元化的中國智庫，我們榮幸地請到幾位嘉賓，布魯金斯約翰middot;桑頓中國中心主任李成，也是智庫的資深專家；第二位是柯銀斌先生，察哈爾學會秘書長，也是很知名的智庫；第三位是共識傳媒集團總裁周志興，也是一個智庫型的傳媒機構。三位嘉賓都是非常資深的，對智庫也非常了解。

我們有兩輪研討空間，第一輪我想請嘉賓就中國智庫的基本情況發表他們的見解，比如中國的新型智庫如何發揮它的獨特作用，比如為活躍中國的思想市場和政策市場做出貢獻。我們知道，30年前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時候引進了民營經濟、引進了外資，活躍了中國經濟的市場，現在我們建立中國智庫，包括各類智庫、包括民營智庫，能不能也搞活中國的思想市場和政策市場？新型智庫有哪些新？包括品牌建設和它們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有哪些特點？首先請李成博士跟我們分享一下他的想法。

李成：剛才您講了中國智庫的春天即將到來，我想，中國有一句老話叫“春江水暖鴨先知”，尤其是你們生活在中國，對中國的情況比較了解，我們海外智庫也隨時關注中國智庫的發展。

我覺得，現在處在一個非常快速的發展期，這個時期跟美國50年代、60年代有點接近，原因應該是比較清楚的，一方面是國際的，一方面是國內的，還有一方面是人才，這三方面正在促使中國智庫的迅速發展。這裡一個關鍵詞是“多元”，所以我是同意Arthur kroeber先生講的，中國發展智庫，也許獨立性不是主要的追求目標，至少在短時間中是這樣，也許多元性應該是它追求的目標。多元性也是基於國際環境更多的多極化，剛才Martin Indyk也講到國際社會迅速變化，非常複雜，需要作為大國的中國對國際事務，包括經濟的、能源的安全的、氣候環境的等等，都有進一步的認識。而國內政治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變得非常多元。這使我想起法國前總統戴高樂曾經説過的，怎麼領導一個國家呢？有247種奶酪的國家，而中國也變得非常非常多元。在這種情況下，決策者有時候想的是一回事，民眾是另外一種觀點，這種溝通，需要智庫起很大的作用。

還有是一個旋轉門，我知道王莉麗寫了一本書就是以旋轉門作為主題。前段時間多是一些退休的幹部到智庫去工作，在未來的幾年或者十幾年當中將會有一些更平衡的旋轉門，一些年輕的、在智庫工作的人也會不斷地轉到政府去，當然中國也有這種情況，像王滬寧、劉鶴（音），也是很好的例子，到了非常高的位置，到了習近平的經濟顧問、到了政治局顧問，所以這三種因素促使中國智庫在迅速發展，而本身的多元又是中國智庫的一個新的方面，所以我想在多元方面講一下自己對中國智庫的看法。

王輝耀：就像當年我們搞活經濟市場多元化帶來了中國經濟市場的繁榮，我們在思想市場、政策研究市場如果也有多元化的話，一定會帶來思想市場、政策市場的繁榮，特別是在目前的情況下，智庫的作用不可小覷。

我知道察哈爾學會是研究公共外交方面非常資深的智庫，從專業化的角度看，柯銀斌先生您如何看待我們剛才談到的問題？

柯銀斌：如何理解中國特色的新型智庫，我理解，中國特色就是多元化，新型就是要創造新型的價值。作為多元化的中國智庫，在活躍思想市場方面第一個問題就是你的功能定位。我們知道，一個智庫的功能可能有五項，資政建言、理論創新、輿論引導、社會服務、公共外交，並非所有的智庫都要把這五項功能做齊了，有的就可以做一項功能，或者以某一項為重點。中國的智庫是多元的，那麼每一個具體的智庫而言，它實現的功能應該是有重點的。比如黨政智庫，它資政諫言就是必須的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比如胡老師的高校智庫，在理論創新方面肯定是比較擅長的。輿論引導方面，周總做得肯定比誰都好。在社會服務方面哪些智庫做得好呢？這有可能是民間智庫發揮長項的地方。察哈爾學會是做公共外交的智庫，所以再説一句話，所有的智庫都要做公共外交。

王輝耀：謝謝，確實，現在公共外交、民間外交也成為了大外交的一部分，智庫當然有很大的推動作用，在座的其他機構也需要發揮更大的公共外交的作用。

周志興先生是很知名的傳媒界人士，是共識傳媒集團總裁，這些年來在打造思想市場，特別是在智庫方面提供傳播平臺方面也有很多貢獻，我想聽聽您的高見。

周志興：本來到清華大學想著語出驚人地説幾句話，想了半天還是説不出來，我想，因為沒有一個智庫來幫我寫稿子。

剛才説到智庫，王輝耀和其他許多人講你們共識網就是一個智庫，每次聽到這個話我都是否認的，我們遠遠不是一個智庫，我們甚至連個媒體都不是，我們只是一個有一點受眾的網站而已。為什麼請我到這兒來？我想是因為我最近去美國、去布魯金斯去得比較多，所以李成就請我來了。我這三年每年都會去，都會見到布魯金斯的領導們，我知道，美國的智庫是我們心目中非常出色的一個智庫，我想，中國可能在短期內不能像美國一樣有這樣的智庫，但是中國現在在起步，中國有一句話叫做“有苗不愁長”，有了這樣的苗頭就不愁長。

當然像日本的智庫，我去日本比較多，日本的智庫在資金上是比較充裕的，但是日本政府並不是那麼聽智庫的話，不像奧巴馬總統或者是克林頓總統，他們對智庫是很尊重的。我去年在日本跟東京財團的人交流，我説，聽説你們是安倍首相的智庫？他們首先否認，但是我知道他們是。他説，我們是為日本人民服務的。後來我説，安倍去靖國神社，你們智庫給他們出了什麼主意了？他們説，我們説的話安倍不聽。所以我想，每一個智庫都不太一樣，布魯金斯在現在、在奧巴馬這一屆政府裏，它的話語權格外強。

中國現在智庫在起步，有很多智庫。當然，如果説剛才李揚院長在這兒講社科院是個智庫的話，我們也不否認，剛才講到多元化，我覺得這個概念不是清楚，多元化有幾種多元化，一個是智庫形態的多元化，比如有社科院？有大學的、有民間的，一個是智庫思想的多元化，有這樣想的、有那樣想的，有這樣説的、有那樣説的，我覺得這些可能都是需要我們去做的，所以多元化並不光是形態的多元化，而應該是多種多樣的多元化，很多多元化的集合。

王輝耀：周先生從他切身的經驗闡述多元化，講得很好，確實，我覺得多元化也不光是形式上的多元化，包括思想、觀念和探討議題的多元化，智庫多元化的開放對中國未來的科學民主決策會帶來巨大的推動，第一輪的話題大家討論得非常好，而且有一定的共識，下面一輪針對三位嘉賓不同的背景談一些具體問題。

我們都知道，布魯金斯歷年排名都是世界第一智庫，布魯金斯的三大法寶是他們智庫安身立命的根本。我想問李成先生一個問題，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智庫如何處理好和政府的關係？來建設性地給政府建言獻策同時又不太受政府的影響？第二個問題，現在很多中國智庫的資金來源成問題，像美國的智庫生態非常好，有基金會、有捐贈的文化，捐贈的法律法規也很健全，但是在中國這方面都處在萌芽狀態，特別是中國的企業家還處在捐大樓、扶貧救災方面，他們還沒有發展到捐智庫這種最高境界，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如何處理好智庫發展缺資金的問題？

李成：確實，布魯金斯把獨立性看得非常非常重要，因為您講到我們的座右銘是三個詞，王莉麗在一開始的時候也講到了，高品質、獨立性、影響力。但是我們不要把很多東西都神秘化或者太理想化，這是我們追求的理想，而布魯金斯是信奉這個原則，但並不是所有的美國智庫都是這樣，有很多智庫和政府有很密切的關係，有的智庫有非常強的意識形態，有的智庫是為某個企業、某個行業服務的，這些都是美國智庫的多元化。但是布魯金斯在處理這個問題上，在獨立性的問題上，我們花了很多精力，包括在兩黨選舉的時候，我們不能以布魯金斯的名義站臺，也不能夠用布魯金斯的資金來為選舉服務，如果你請了民主黨的候選人，也要請共和黨的候選人，包括最近布魯金斯中國中心的介紹，以前是用了劉延東和希拉裏的介紹，現在我們準備把希拉裏的照片換掉，因為她又開始競選了，所以我們要有這個敏感性。而我們每年也要寫一個保證，就是不用布魯金斯資源為某個利益集團服務，這方面都有很嚴格的規章制度在進行當中。

關於第二個問題，怎樣發揮影響力，這也並不矛盾，我們當然希望通過我們的資源、通過我們的旋轉門起一些作用，但同時我們看布魯金斯的人員構成中，也許大多數是民主黨派，但始終是有共和黨的，我們保持了這樣一個平衡，而這個平衡也是為什麼中國布魯金斯中心有影響力的來源之一。同時，也正是有了這樣一個準則，有了這樣一個文化，所以有很多人意識到應該贊助這樣的智庫，維持它的獨立性對整個社會有利，對一個國家的健康發展有利，所以它是沒有附加條件的捐款，它是相信你，而不是希望通過什麼途徑影響你。正是因為這樣，有時候很大的企業要捐助我們，我們是退掉的，包括有一個研究藥物的企業要我們研究公共衛生，我們説不能這樣做。這是你的政治文化，再加上美國對捐助的稅務保證，使布魯金斯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環境，否則你很難想像85%的財經來源來自於捐款，能夠使布魯金斯能夠發展下去。

當然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也在發生變化，加以時日，中國會出現中國的布魯金斯、中國的卡內基，我相信在未來的10年、20年當中就會出現。但是智庫的發展是需要過程的，它不可能一下子成為世界第一或者世界最有名的智庫，這需要一定的時間，在這個過程中怎麼學習他人的長處、學習其他人的經驗教訓，在這方面，我們布魯金斯學會希望和中國的同仁能有更多的接觸，而我們在中國的中心——布魯金斯清華中心是一個很好的平臺。

王輝耀：謝謝李成，他説得非常好，一方面我們要保持智庫的中立性、客觀性，另外一方面，在資金方面，布魯金斯得到的很多是不受限制的捐助，這樣對它的研究是很有好處的。包括它的運營機制、它的管理，布魯金斯對中國的智庫建設提供了很多很有益的經驗，特別是中國特庫建設如火如荼的今天，將有很好的參考。

下面請問柯銀斌先生，大家都知道，現在公共外交成了一個非常大的話題，我記得前年習近平在歐美同學會成立100週年慶祝大會上還講，希望歐美同學會成為智囊團、人才生力軍和公共外交的生力軍。察哈爾學會智庫作為一個公共外交很有特色的智庫，你們在開展公共外交方面如何進展？包括怎樣推動中國民間外交的進程？你們還有很多出版物，所以這方面請您分享一下你們的經驗。

柯銀斌：布魯金斯學會有幾個詞，察哈爾學會2009年成立的時候也有幾個詞，叫前瞻性、影響力、合作共進，我們沒有把“獨立性”列在裏面。但是其實我們是最獨立的，你們是80%的資金靠捐助，我們是百分之百，所以我們沒有政府的一分錢，也沒有海外基金會的一分錢。獨立性看怎麼理解，如果從人才流動角度來講，布魯金斯是最不獨立的，因為你們沒有旋轉門，智庫專家到政府上班，政府的要員回到布魯金斯學會任高級研究員，從人才流動角度來講，你們並不獨立，可能資金獨立、課題獨立。這是我對獨立性的理解，我個人認為，獨立性應該是獨立的研究精神和科學的研究方法，這才是獨立性的本質，從這個角度來講，你們又是獨立的。

察哈爾學會作為中國的一個非官方的智庫，我們在中國一直在推動民間外交的方面，這從一點上我們給中國的民間智庫提點建議。

第一，我們要做一點稍稍有前瞻性的事情，2009年7月份當時的國家主席習近平講公共外交，我們9月份成立，之後就做公共外交。因為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把公共外交定位為他們的主要職能，加上我們學會的創始人韓方明主席是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所以把創辦《公共外交》期刊的任務交給我們學會了，因為外事委員會要做，但是他也沒有錢、也沒有人，察哈爾學會作為這個雜誌的承辦單位，從此察哈爾學會在中國公共外交推廣上一直在做，做到2012年，十八大報告裏寫上了“紮實推進公共外交”，第一階段結束，第二階段我認為還要更加專門化，所以從2013年察哈爾學會做公共外交，已經很少説公共外交這個詞了，我們要説城市外交、企業外交、宗教外交、高校外交、女性外交、軍事外交，這些更具體的公共外交形態。公共外交也許是水果這概念，我們下面要研究蘋果、桔子、梨。我原來是研究企業戰略出身的，所以我有一本書叫《立基戰略》，小型的智庫就必須抓住自己的立基戰略，抓住以後還得集中全力、集中所有的資源做下去，不要東一下、西一下，今天做這個、明天做那個。你看胡老師的國情研究，幾十年來一直這麼做下去。第三，因為中國的機會確實很多，要專注一個領域確確實實是比較困難的，大家都耐不住寂寞，要跑到別的地方去試一試。如果有新的機會來了，我的建議是要把這個新的機會和你原來的立基結合在一起，所以2014年察哈爾學會把和平學作為一個綜合的領域，我們把和平學和公共外交結合在一起，我們做的公共外交就是以人類和平為目的的公共外交，而不僅是局限于國家形象和國家利益，我們要做公共外交的內容也是以中國的和平為內容的一些公共外交。所以，一個民間智庫，資源少、規模小的智庫，就是要專注、專門、專心。

王輝耀：謝謝柯銀斌先生闡釋了你們對公共外交的理解和你們的一些經驗。你剛才講你們的智庫很獨立，但是你們智庫的主席也是政協外事委員會的主任，也是來自於政府。

下面再問一下周先生，剛才布魯金斯提到影響力，實際上在智庫時代如何發揮影響力？您在傳媒行業有很深的經驗，那麼智庫如何發出它的聲音？在中國這個多元智庫的時代到來的時候，如何通過傳播或者品牌來打造智庫的影響力？包括它的社會影響力、國際影響力、政策影響力和輿論影響力，你這方面可能有很多體會。

周志興：我想，中國發展到了現在，這麼多事情需要管理，就像李成剛才講，戴高樂説有247種奶酪的國家怎麼個管法？我在想，像中國這樣有數不清的食品添加劑的國家，不是更難管嗎？所以我們一定要有好的智庫來給國家出主意。過去我們國家的主意都是在社科院這個層面就出了，其實社科院就是出主意，領導自己都有主意，現在很多智庫就是給領導的指示來做詮釋，比如領導説要搞四個全面了，然後就寫我們怎麼樣落實這四個全面。真的智庫不應該是這樣，而是應該真正想出解決這無數種添加劑的辦法來，這點上來説，我為我們的智庫有這樣幾個關鍵點。獨立性當然不用説了，但是獨立性由什麼來構成？首先是資金，李成最頭疼的就是資金，如果説資金問題解決不了，李成就要被炒魷魚，所以我們大家都要可憐他。我覺得資金的獨立是非常重要的，中國企業家現在還沒有捐錢給智庫這種習慣，就算是有個別的捐了錢的，可能也要有制約，比如你要説什麼、不能説什麼，但是我們看到美國的智庫應該是不受這些私人捐款的影響。第二，智庫要有專業，沒有專業肯定不行，就是剛才柯銀斌講的要認準一個方向，布魯金斯是一個比較全面的智庫，但是在我們接觸的還是中美關係、地緣政治方面接觸得多一些。但是我認為，智庫應該有自己的專長。第三，配合專長，應該有自己的專業人員，就是要有領軍人物，就是今天傅瑩講的，每一個行業的領軍人物在這裡。第四，要有前瞻性，我們的智庫不能光顧眼前，不能只是領導説什麼了我們就來解釋什麼，而是要看到兩年以後、三年以後甚至十年以後，可能要有不同的梯次來研究將來的問題。第五，我們的智庫要有品牌，布魯金斯如果是個品牌的話，我覺得察哈爾也是個品牌，現在公共外交的品牌，當然李成沒那麼獨立，你剛才説自己完全獨立我也不承認，但是你已經有了自己的品牌。第六，應該有自己的聲音，就是要有自己的影響力出來。我們的智庫的成果應該分成兩種，一種是面向社會大眾的，這應該是有影響力的，一種是中國人喜歡的遞摺子，這可能不是影響力，可能是在領導那兒有影響力，但是總而言之是一個影響力的問題。

當然現在有很多問題，首先是獨立性的問題，因為資金問題解決不了，限制比較多，所以獨立性解決不了。第二，我們沒有一個這樣的渠道，就是我們的官員真正下來作民間智庫的研究人員，我們現在所謂官員下來做的民間智庫基本上都是官方的智庫，我不知道魏建國部長來了沒有，都是這樣的。我記得我去美國外交事務委員會，毅寧（音）領著我，推開一個門，這是前財長到我們這兒來了，又推開一個辦公室，這是前前財長到我們這兒來了。我們沒有這一説，當然，根據中國這種官場的習慣，一個部級官員到了我們這樣的民間智庫可能會不習慣。第四，有些敏感問題還不敢涉及。

王輝耀：您講得很好，在智庫的影響力方面，包括它的社會影響力、媒體影響力方面，確實是非常重要的，智庫是通過它的社會影響力來形成社會共識，倒推社會影響力，説到底還是政策影響力，當然建立共識、社會影響力都是非常重要的。

剛才我們解剖了三個智庫的案例，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都是非常有啟發的。我個人認為，中國智庫雖説進入了快速發展的時期，但是也還要注意三個問題。

第一個，現在一窩蜂而上，有的諮詢公司也跟智庫靠邊，也説自己是智庫，這樣會把合智庫的品牌做壞了，還是要跟公共政策有關的非營利組織是最重要的智庫，影響社會大眾，同時是非營利的，如果它要想營利，那你就是麥肯錫，是諮詢公司，不能稱之為智庫。所以在目前中國這個概念比較混亂的情況下，需要我們作更清楚的澄清。

第二，智庫實際上是需要人才的，特別是中國的智庫現在在建設時期，我們特別需要智庫人才，特別是缺乏領軍人，像胡鞍鋼的公管學院，帶起了國情研究所，領軍人才對智庫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我也贊同智庫的建設最後是靠人才來實現，包括中國開放旋轉門，允許退下來的官員到各類智庫包括到民間智庫去兼職，我覺得以後肯定會有這一步，我希望這方面能得到發展。包括我們的智庫，龍永圖是我們的智庫主席，像吳建民大使都是我們的顧問，這也可以吸引民間資本參與智庫的建設。

第三，很重要的，智庫要形成和社會、和中國企業界互動的文化。現在智庫好像和社會、和企業比較脫離，實際上我們也需要企業的非限制性捐助來扶持中國智庫的成長，如果沒有中國企業家起來，或者就像國外的基金會、企業家的捐助，智庫也走不了太遠，因為説到底智庫也是智力密集型很高、費用很高的行業，需要社會的捐助和企業家的支援，而且是不帶限定性的支援。中國的智庫應該能發揮更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在中國目前決策特別需要更多智庫參與的情況下，智庫也是加強基層民主、科學民主決策的一個新的發展方向，這是特別值得提倡的。

最後我把十分鐘的時間留給在座的聽眾來提問。

聽眾提問：我來自新華社瞭望智庫，我作為智庫研究的記者已經幹了三年，專盯國內外大小智庫的動態，這是我們新華社的一個很新的業務。我有一個問題請問李成老師，人才的重要性，領軍人物的重要性。我記得十天之前有一篇文章非常火，題目是“中國知華派專家”，李成先生榜上有名，而且排名靠前。我想請問您如何看待中國知美派、知日派、知英派這些外交政策的領軍人物在國外的發展以及他對中國智庫建設的意義？我個人感覺，這可能在未來是中國智庫發展比較有意思的新興趨勢，我們是不是要打造這樣一些知日派、知華派、知美派的明星？這可能是智庫發展中的必然趨勢，您取得二者的必然邏輯是怎樣的？

李成：首先我要講外交學院的這個評比也是嘗試的，不一定有完全的科學性，不管怎麼樣，很高興我們被選上，在前十位當中有五位都是布魯金斯學會的。在美國十大知華派裏有五個都是布魯金斯學會常駐研究員，這本身也反映出布魯金斯學會的實力。

但是這個問題在於中國實際上有非常好的一流學者，包括胡鞍鋼老師和在座的很多，布魯金斯學會在過去幾年當中也出了《中國思想家》叢書，我們準備有12個思想家，各個領域選一個，包括政治學的俞可平，法學，人口和經濟學的胡鞍鋼，我最近在編何華寧（音）教授的倫理研究，還會做青年研究、女性研究、宗教研究，希望把中國最好的學者介紹到西方去，因為這是不對稱的，你到中國的書店可以看到很多西方學者的書翻譯成中文，但是你到美國的書店去看，有多少中國學者的著作能夠在美國書店的書架上？幾乎是零，這是很不對稱的，這對美國等國家是種損失。假以時日，中國的思想家會走向全球，但是這需要一個寬鬆的、開放的學術環境，這很重要，儘管我剛才講了，追求獨立也許不是目前中國智庫發展的重點，但是有一個學習的氛圍，有一個開放的氛圍，有一個多元的環境，這會幫助中國能夠産生世界一流的學者。而目前這種情況，中國對外交流的方式、中國智庫的聲譽還處在低潮期，這需要有一個很好的環境，智庫發展不是搞公關、不是搞宣傳，更多的是一種交流，是一種文化的對話，我們不能誇大了文化上的不同點，在有些方面中國當然有它的特色，但是如果過度強調特色以後，你就會限制自己，所以為什麼中國的許多學者本來應該有世界知名度但是沒有實現，有很多原因，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中國的氛圍，當然還有一些技術性的問題。但我相信，隨著中國經濟的開放，尤其是中國對思想庫建設的重視，不斷地會有新一輪的年輕思想家或者是世界性的思想家誕生。

聽眾提問：我是外交學院的博士生劉暢，剛才新華社的這位聽眾提到的外交學院的報告就是我的老師帶領主持的，我作為課題組的其中一員全程參與了整個活動，這個報告的研究是外交學院副院長主持的。我的問題是，我們做這個報告的根本目的並不是搞一個排序，科學性可能是有一定問題的，我們是在做一個嘗試，但是我們的根本目的其實是探討一個如何讓美國的專家更了解中國人怎麼想的途徑，以及把更多的美國研究中國的人介紹到中國，特別是一些中青年學者，當然像李老師、李侃如先生這些大家不用説了，一些新生代的中青年學者對於中國的研究是怎樣的，我們希望引入到中國來。根本的目的是尋求中美兩國之間拒同化異的渠道。所以我的問題就是，智庫合作和智庫交流在中美兩國之間的知識界是非常重要的，這也是我們做這個研究的根本目的，請問李教授，中國和美國之間的智庫合作如何能夠在制度性上面有一個創新性的探索，使得中國和美國之間智庫層面來帶動整個兩個國家社會之間、民眾之間的互相認識，能夠創造一個有利於中美兩國和平穩定發展的支援性、建設性的氛圍？

李成：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答案應該是比較清楚的，就是開放和交流。我自己和劉亞偉的中心本身就是開流的受益者。開放和交流在布魯金斯也很明顯，中國外交政策當中有一大批人都是在布魯金斯曾經作過訪問學者，包括王莉麗、王輝耀，都在布魯金斯待過很長時間，包括很多中國研究外交的學者。但是你會看到，從中國的角度來講，研究中國的人能夠到中國智庫待過很長時間，能夠成為美國的思想界、外交界有影響的人是很少的，很不對稱，我希望看到中國在這方面也是很開放的，只有你開放了，包括你到智庫來訪問，你可以看到智庫的很多弊端和問題，但是有一點很清楚，你就會知道並不存在什麼陰謀論，像布魯金斯這種跟政府關係很密切的，更多的是一種善意的批評和良好的願望。對我來講，我本身進入智庫也是八九年之前，這以前我也有很多奇怪的想法，到了智庫以後才發現這種想法有多可笑。這種開放可以幫助兩國改善關係。中國下一步的發展是要加強智庫的開放和合作，用戰略的角度來講，能夠形成互信，本身智庫就會帶來很多朋友，而這種朋友帶來的影響，它影響民眾、影響政治、影響決策，是非常非常深遠的。尤其我們看到未來一代，我們智庫裏有很多中國學生，他們回去以後會知道華盛頓是怎麼運作的，我們希望我們更有機會來提供這樣的條件。但是遺憾的是，我們需要更多的贊助來支援交流，美國考慮的更多的是財政來源的安全，中國更多的是其他的考慮，但是不管怎樣，我們需要兩國維持和加強這樣的交流。

聽眾提問：我是來自澎湃新聞的記者。

這個問題給在座的各位老師，這個環節大家談到智庫要多元化發展，同時也談到中國的智庫迎來了春天，但是也有這樣的觀點，已經有人談到中國的智庫是不是有大躍進的跡象，希望各位老師談一談如何既要發展又避免出現像早年“大煉鋼鐵”的情況？

王輝耀：我希望不是把中國所有的諮詢公司都定位為智庫，其實智庫更多的還是跟公共政策有關，而且是非營利的。

柯銀斌：一個是功能定位大家樣不一樣，在實現同一個功能裏，大家的戰略也不一樣，在戰略定位同樣的情況下，大家在戰略裏的領域不一樣，在同一個領域裏的方法方式也有不一樣的，如果這三個層次的不一樣加在一起，就不會出現你説的那種情況。功能定位、領域定位、方式定位，三個定位都很清晰，大家都不一樣，是個生態系統。

周志興：你説的情況一定會出現，就會大躍進式地涌現，但是這句話你不要作為新聞的標題。為什麼呢？我們國家歷來都是這樣，只要是最高領導有提倡，下面就會一窩蜂地上。我覺得也沒什麼可怕，就是可以慢慢調整，在實踐的過程中，有的可能就被淘汰了，有的就被消化掉了，最後剩下的是好的，可能會有一些不好的現象出現，就是浪費了錢、浪費了時間，但是我想，一個好的智庫成熟，可能需要這一步，如果現在就採取國家調控的辦法，符合什麼條件才能辦，你這個可以辦，那個不可以辦，也可能把好的東西扼殺掉了，如果在市場競爭中有好的東西出現，那可能比行政手段要好得多。

李成：我覺得中國智庫的發展目前最忌諱的是雷同，它必須要有自己的特色。我也同意大浪淘沙必定會把很多東西淘汰掉，這也不只是中國的問題，包括美國等很多國家也存在這樣的問題。但是這引起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怎麼處理好人才的競爭和智庫本身的建設？布魯金斯學會本身有100年的歷史，人才可以走動，最終是一個布魯金斯的品牌創造出來了，所以兩者的關係是互動的關係。在這種情況下，有些小的智庫也許會做得很成功，智庫不僅是與個人相關，如果想要長久發展，要有個性，這取決於智庫本身的建設，這方面，不光是大而全還是小而精，這是不同的模式，我們布魯金斯走的是大的模式，但是並不是大的模式都可以這樣做。而且實際上我知道，社科院也在創建新的智庫，有七個新的智庫成立了，習近平提倡建設新型智庫，他們的調整也非常快，這方面會有很多新的變化，這是好的事情，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不應該批評過多，因為這是早期必然出現的現象。

王輝耀：這場三位專家跟我們分享了非常精彩的觀點，我得到的關鍵詞，包括智庫的多元化，如何打造中國的思想市場，如何建設中國最好的智庫和發掘智庫的人才、提升智庫的管理，都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再次感謝三位專家給我們帶來的精彩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