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沒有高儲蓄率不可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沒有較高的儲蓄率和投資率幾乎是不可能的。另外，可能還要加大對職業教育的投入，較低的教育水準對中國社會來説是非常嚴峻的挑戰。

4月9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舉辦了《深化改革與中國經濟長期發展》圓桌討論會。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做了“中國如何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發言。發言內容如下：

“中等收入陷阱”在我們國內已經有了很多很多的討論，事實上，對於是不是有“中等收入陷阱”，大家還有一些疑問。從數據上可以比較明確地看到，的的確確存在著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要達到目前世界銀行所制定的中等收入的標準，相對比較容易，因為這個標準只設定在1000美元的水準上。屬於1000美元以下的國家，全世界只有20個國家。那麼，達到高收入的國家有多少呢？當然這取決於如何定義高收入。世行制定的高收入標準是12600多美元，但是我認為這個標準低了一點，因為12000多美元的收入水準，只相當於美國每人平均收入的四分之一左右，即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之間，這其實是很低的收入。如果我們用美國每人平均收入45%來計算的話，那麼世界上只有36個國家超過了美國每人平均收入的45%，也就是説，絕大多數國家屬於中等收入階段。 如果看數據的話，很多國家實際上是經歷了幾十年甚至上百年都沒有跨越中等收入，所以“中等收入陷阱”的確是存在的。

那麼，那些成功達到高收入標準的國家，對跨越中等收入階段的過程有什麼樣的貢獻呢？托爾斯泰曾説：“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那麼，幸福的家庭有什麼特點？

首先是高儲蓄，高投資。 我們今天老抱怨中國的儲蓄率和投資率太高，但如果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沒有較高的儲蓄率和投資率幾乎是不可能的。第二，擁有較高的人力資源水準。 我們中國在這方面做得不錯，當然還存在一些問題。第三，衛生狀況和人力資源的狀況較好， 特別是嬰兒死亡率比較低，同時預期壽命比較高。第四，重視製造業的發展。 針對這一點，我認為中國和印度的對比可以清晰地説明問題的。具體來説，中國在1978年走向了工業化的道路，而且工業發展得比較快。當時中國的工業産值佔GDP的總額40%，而印度只有20%左右。現在，中國的工業産值已經達到了45%左右，而印度只有30%左右。從我們的數據來看，印度人以為他們只要在世界的辦公室就能成為一個發達國家的想法大概不太可能。因此，一個國家只搞服務業是不太可能成為一個發達國家的，特別是大國，因此必鬚髮展工業。不僅搞工業化，而且工業化一定要深入，工業佔比一定要高到一定程度。同時，要實現工業化與充分就業的良性互動，在就業方面要達到30%以上，並且持續的時間要足夠長。 第五，重視出口。 那些成功的經濟體的出口並一定很多，但是製造業出口一定是佔大數，這一點也比較符合中國的情況。

除此以外，宏觀經濟方面較為穩定，沒有惡性通貨膨脹的問題。 這一點對於很多發展中國家來説是難題，例如拉美國家就沒有達到這個要求。同時，既要保持穩健的財政政策，政府不亂花錢，特別是不要把財政貨幣化，即一手印錢一手發證券，也要維持政治上的穩定，防止出現大的政治波動。

最後一點是中國沒有達到的，即所有成功的經濟體都比較平等，例如台灣、日本和南韓，他們的經濟系數比較低，然而我們的不平等程度是遠遠高於每人平均GDP的。 那麼，這個不平等會在哪方面會阻礙國家成長？我覺得應該是教育。 低收入家庭對教育的投資相對來説比較少。就像我們現在看到很多農村的孩子，初中沒有畢業就被招到沿海打工，他們現在的收入還可以，但事實上再過五到十年，也許他們的工作會被機器替代。另外，以他們的教育水準，他們的收入水準不可能隨著我們的經濟增長的速度在增長。因為按照我們每人平均收入的速度，大概是6%到7%的速度，意味著十年之後他們的收入要翻番，也就是説按照今天的價值預算，所謂的農民工的起始工資就要超過一千美元。但是發達國家的經驗告訴我們，如果他們的教育水準達不到一定的高度，那麼他們拿到這個工資是不太可能的。

事實上，中國農村的教育仍處於低水準狀態。根據北大的調查統計，我國每年大概有2%左右的文盲，即到20歲了仍不識字。另外還有10%是讀寫有困難的，這是很大的一個數。總體而言，未完成九年教育的人中，大部分都是勞動力。因此，較低的教育水準對中國社會來説是非常嚴峻的挑戰。但我們要迎接這個挑戰。 所以我認為要想讓中國成功跨越這個“中等收入陷阱”，可能要加大對職業教育的投入。 根據相關數據顯示，中國對高職和中等職業學校的財政投入，是低於普高和職高的，只比我們小學的升學投入高一點，這顯然是不可能培養出來好的工人。那麼，政府應該在這方面加大一些投入，在我們的正規教育上向職業教育，職業院校傾斜一點。另一方面。政府可以劃撥一筆資金給人社部來搞職業培訓，以此來提高我們現在工人的教育水準，為我們國家的轉型升級做好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