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行政學院，直通國務院的“政治智庫”

——智庫巡禮國家行政學院，揭開智庫的“神秘面紗”

在《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中專門提到“支援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把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納入事業發展總體規劃，推動教學培訓、科學研究與決策諮詢相互促進、協同發展，在決策諮詢方面發揮更大作用。”

國家層面的政策諮詢依然是最為倚重官方智庫，國家行政學院作為國務院的“政治智庫”，在世人眼中是高端而神秘的。有媒體曾經報道，國務院重大政策出臺前夕，往往會先在國家行政學院辦一個省部級專題研討班。它與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是“一政一經”兩大國務院智庫。

國研中心最近一次成為焦點就是為十八屆三中全會提交的“383改革方案”，這也是其“一經”國務院智庫地位的現實反映。與之相比，國家行政學院的“一政”則與它的學員群體密不可分。

眾所週知，中央黨校是輪訓培訓黨的高中級領導幹部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幹部的最高學府，帶有較重的意識形態味道。而國家行政學院主要培養省長、市長、縣長等政府行政管理幹部，即政府管理層。

任何智庫都從跬步積起，才得以至千里

無論是多麼有影響力的智庫，都經歷過一段艱苦的創業過程，國家行政學院從1994年到2014年，走過了20年。源頭可追溯到1993年通過的《國家公務員法》，公務員體制適應了現代國家發展的要求，旨在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當時正值中國智庫發展的中期階段，中國的智庫體系基本是在1994年開始逐漸形成，包括國家行政學院、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等智庫都始於那個年代。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國家行政學院成立。

國際上，如法國有行政學院、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新加坡政府管理學院等都是培養現代高級管理者的優秀基地，中國亦需要這樣的一片沃土。國家行政學院就是這樣一片沃土，同時也與上述優秀高級管理者培養基地建立了良好的聯繫。某種程度上，國家行政學院更規範、更潮流、更能與西方經濟發達國家接軌。

當時的西三環一片荒蕪，還是一塊菜地，國家行政學院就在這方土地上一土一鍬、一步一步地建立起來。剛建立時，國家行政學院缺乏師資力量和專職管理者，資金也不太充足。可是就在此基礎上，經過20年的努力，國家行政學院已成為中國培養政府中高級公務員的最高學府，在規模、師資力量、社會影響和培訓幹部等方面的規模和力度都達到了較高水準。

從三大定位到三大職能，要趁勢而為、順勢而上

明晰的定位是另外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國家行政學院建立之初的定位，歸納起來有三點：第一，中高級公務員的教學培訓基地和總陣地。第二，為黨和國家提供決策諮詢服務的思想庫與智囊團。第三，遵循國家公務員法所打造的公務員國際合作交流平臺。

在這三大基本定位之上，國家行政學院的三大職能相應衍生：第一，教學培訓職能。即對公務員進行專題培訓和專題教育，這也是國家行政學院的第一大任務。第二，決策諮詢職能，即國家行政學院的科研諮詢功能。一方面，國家行政學院對於教師的要求是不僅僅有教學能力，還需要有科研能力，尤其是社會科學研究。另一方面，國家行政學院也要求決策諮詢功能，比如為國家的方針政策提供諮詢建議與研究報告。第三，對外交流職能，即開門辦學、開放辦學，讓更多中外公務員相互交流、相互借鑒治國理政經驗。

經過一步步地努力與發展，教學培訓、科研諮詢和開放辦學也逐漸由國家行政學院的定位、職能變成其最突出的特色。

當處在智庫建設和發展的一個可以大有作為的黃金機遇期，國家行政學院主管決策諮詢的副院長楊克勤曾公開表示，“智庫人要趁勢而為、順勢而上，努力跟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潮流”。他還特意談到，把握智庫建設的方向、宗旨、體制機制以及它的功能、職責，必須要把握好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這三個關鍵詞。通過這些發言，多少可以管窺到國家行政學院未來的方向。

決策影響力在於搭建政策傳達與反饋的重要橋梁

基於定位和職能，國家行政學院的培養主幹是廳局級及以上的幹部。而廳局級幹部是社會政府管理的最主要支撐與中堅力量，具體完成黨和國家政策的執行，是執行者、實踐者與推動者。他們在國家行政學院所接受的教育培訓，包括政策的熏陶、政策的解讀以及對黨和國家政策的一些要點認識，在實踐工作中都發揮了重大的政策推動作用，這對於黨和國家重大部署、重大方針的具體落實來説非常重要。

反過來，黨和國家的重大政策，需要通過國家行政學院的教學培訓，再付諸到實際的政策推動與執行中去。因此在面對作為實際工作者的諸多學員的教學過程中，國家行政學院更加注重實踐教學。

另一方面，正因為學員是政策的直接管理者和執行者，他們恰恰也能夠把在紛繁複雜的政策經濟生活中遇到的問題反饋回來，提供給學院的老師以寫成諮詢報告。不僅有助於改進老師的教學方式，也利於老師將其反饋的資訊融入科研成果中。這些科研成果最終被提交給決策層，亦能影響決策的制定。

國家行政學院的核心就是“行政”，即政府管理、公共管理。圍繞此核心，國家行政學院設立了覆蓋面較全的學科：公共管理學、經濟學、法學、政治學、社會和文化學、應急管理學、電子政務等等。這幾個學科搭建了國家行政學院品牌式的教學基礎，其産生、發展包括對幹部的教育培訓均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操作性。

總的來説，決策影響力在於搭建政策傳達與反饋的重要橋梁。國家行政學院研究員、新聞中心原主任、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現任副社長胡敏在接受智庫中國記者採訪時表示：“正是建立了教學培訓、科學研究、決策諮詢‘三位一體’、緊密結合、相互促進的有效運作模式，不僅形成了國家行政學院鮮明的辦學模式和智庫特色，也為國家行政學院服務黨中央、國務院制定正確政策和促進政策有效落實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國家行政學院為國家提了哪些好建議？

國家學政學院最初的主要工作在於教學培訓，後來隨著社會的發展，國家對行政學院賦予了越來越多的職能和越來越高的要求，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決策諮詢”。2009年國家行政學院專門成立了決策諮詢部，由學院裏的部分老師與一批原來在政府部門做研究的學者組成。

在這個過程中，時任國家行政學院黨委書記、常務副院長的魏禮群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調任國家行政學院之前，魏禮群是國務院研究室主任、黨組書記，在國務院研究室工作十年之久，政治生涯中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從事政策研究、決策諮詢工作。在他主持學院日常工作期間，國家行政學院的社會影響度、知名度和美譽度越來越高，形成一個上升階段。

國家行政學院決策諮詢的定位較為明確，通過教學過程中和社會調研過程中重大熱點難點問題的發現與收集，形成足以提供給黨和國家的科研成果、決策建議。從2009年開始，行政學院平均每年有將近100份的決策文件直接報送至國務院，報送至總理、分管副總理等。可以説，2009年是國家行政學院發揮決策諮詢功能的一個重要分水嶺。

有幾個例子能較好地説明國家行政學院的決策執行功能。比如，“大部制改革”最早由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學部的幾位教授提出，這一智慧成果直接被廣東順德大部制改革所採納。

再比如近年來經濟下行壓力大，很多製造業産能過剩，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一位教授提出化解産能過剩的方法，即通過産能走出去、高端裝備走出去、企業走出去等方式，以輸出過剩的産能，這個建議同樣受到了較好的採納。

新一屆政府上任以來大力推行“簡政放權”，簡政放權的核心在於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行政審批制度屬於國家行政學院的第一大學科的範疇——公共管理。國家行政學院在這個學科上力量最強、時間最久，吸納了許多優秀的行政管理研究學者。因此，在新一屆政府大力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方面，國家行政學院提供了諸多專題報告，很多的文件得到了總理的批復。

在經濟下行態勢下，去年國務院啟動了“第三方評估”工作。中國科學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全國工商聯和國家行政學院共同參與，為國務院各項政策落實開展了的第三方評估，國家行政學院派出了六大教研部門的50多位專家參與了評估工作。國家行政學院作為獨立的一方來評價政策的制定，對於政策的落實與推進都産生了重大的影響。

……

相對“高冷”，但力求全面發展智庫角色

《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對國家行政學院的定位、職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打造中高級幹部的教育培訓基地，還要打造立足中國國情、適應中國國情的高端新型智庫。

在這樣的新要求下，2014年國家行政學院每個教研部根據其學科特色成立了若干個科研中心。比如，經濟學部成立了中國新型城鎮化研究中心，政治學公共管理學部成立了國家戰略研究中心，社會文化教研部成立了文化政策管理研究中心。除此之外，還有中國外交事務研究中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中心等。這樣的研究中心讓國家行政學院的專家學者除了在教學培訓中要擔當職位以外也要承擔相應地決策諮詢任務，而且需要充分發揮智力優勢、學科優勢，從而形成一個比較齊全的智庫研究的基本框架。

相較于其他活躍的智庫，國家行政學院在大型交流活動等方面的媒體曝光率相對較少，每個學部的論壇、會議也基本僅服務於內部人員。

對此，楊克勤副院長曾坦言“目前，我們的智庫在闡釋政策、引導輿論、分析社會輿情、疏解社會情緒、引導理性表達訴求方面還有很大的空間。智庫的幾大功能之一就有輿論引導，有社會服務，所以，我們要有效地發揮這方面的作用。”

國家行政學院在對外傳播方面也做出了很多探索，比如曾經成立了學院新聞中心，為這幾年行政學院在社會上不斷增強的話語權和知名度做出了艱苦努力。還有，就是學院定期舉辦“中國應急管理創新論壇”、中國行政改革論壇等、電子政務論壇等大型活動。除此之外，還有各個教研部門、科研部門、決策部門小規模或中等規模的不定期論壇，這在社會上也産生了廣泛影響。

另外，開放辦學讓公務員可以更多地走出去看看世界、接觸更多的東西方國家。國家行政學院與上合組織建立了長期的學術聯繫，開放辦學、溝通交流，相互學習、相互合作。一方面傳遞“一路一帶”的構想，另一方面也讓官員了解上合組織國家的地緣、政治、經濟、文化等，吸取在政府管理方面的經驗。這樣開放互通平臺的搭建，非常順應時代與方針政策的要求，同時也起到了國家級智庫的二軌外交功能。

通過大大小小的論壇與會議，積極適應經濟新常態、轉變學院發展方式，越來越多的出現在公眾視野。

智庫學者研究需要真正做到“頂天立地”

國家行政學院涌現出來越來越多的知名學者，比如，竹立家、汪玉凱、胡建淼、龔維斌、祁述裕、張佔斌、丁元竹等不勝枚舉。

智庫的主要功能是咨政建言、理論創新、輿論引導、社會服務、公共外交和集賢育人。魏禮群表示：智庫研究需要真正做到“頂天立地”：“頂天”，就是站高望遠，善於順應時代潮流，洞察和把握國際國內發展大勢，緊緊圍繞黨和政府的決策需求；“立地”，就是緊密接觸地氣，深入實際，搞好調查研究。堅持從實際情況出發，不事先設置框框和禁區。

但這並不輕鬆，國家行政學院一級教授、博士生導師，政治學教研部原副主任王偉説過：“作為一位學者，應該把為黨中央、國務院的決策提供必要的資料作為一項工作來做。如果説在以前，提出批評意見是必要的，那麼現在，最好是能提出一些解決問題的辦法供參考。就是説，要高度重視把理論學術研究向公共政策轉化，這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要做到這一點，對學者提出的要求其實很高，必須轉變自己的知識結構與研究方法。”

這些專家們需要長期保持教學、調研、決策諮詢協調統一的狀態。國家行政學院決策諮詢部主任慕海平曾跟媒體介紹過國家行政學院的工作狀態：很多教師與學員的暑假都將在各地調研中度過，“準確、及時、有效”是該院對決策諮詢報告的要求，對坐在辦公室閉門造車、去網上瀏覽資訊進行歸納完成的報告實行“零容忍”。好多非常有品質的建議都來自本校教師、學員和校外專家的聯合調查。這有助於提升智庫建議的含金量，我們越來越鼓勵這種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