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美國總統奧巴馬剛剛開啟其第二任期，知名智庫布魯金斯學會就“聯名上書”奧巴馬，提交了一份長達100多頁的總統簡報《大賭注與黑天鵝》（Big Bets and Black Swans：A Presidential Briefing Book）。該報告建議奧巴馬，要儘早建立中美最高領導人之間“穩固的私人關係”。之後，布魯金斯還就該報告舉行了專門的學術研討，全面詳解其對奧巴馬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建議。不久之後，中美兩國即舉行了著名的“習奧莊園會晤”。
我畢業不久即進入業內一家知名的民間智庫，之後也一直在這一領域工作。我深知，一家民間智庫要想擁有布魯金斯學會那樣的政策影響力，絕非一朝一夕之功。中國的民間智庫大多還只是遊走在政策建議邊緣的小機構，許多智庫連向領導層提交一份可供參考的簡單報告都是難事，更別提能對政策選擇産生重要影響。
要想從邊緣走向中心，國內的民間智庫就必須向美國同行看齊，在構建智庫獨立性、建設高效研究團隊、做好政策研究、提高公眾影響力等方面做好戰略規劃。
如何保證智庫研究的獨立性？
美國智庫以獨立智庫為主，這些智庫非常強調和重視自己在研究方面的獨立性，即使是具有明確政治立場的智庫也不例外。因為研究獨立是智庫的核心價值所在，是其獲得公信力、取得成功的關鍵。
對於國內民間智庫，確保自己的研究“不因特定立場、不受特定機構、特定個人的意見所左右”，就意味著向政府傳遞了“我是中立者”的求愛信號。這會大大增加影響政府決策的成功率。當前民間智庫助力決策，最應該發揮的不正是自己獨立於各個部門利益外的中立優勢麼？
但要保證研究的獨立性並沒有那麼容易。首先，民間智庫要擺脫來自資金贊助方的干擾。大多數民間智庫都是非營利性質的，其經費一般來源於基金會或機構、個人等的捐贈。國內民間智庫獲取資金的方式相對比較單一，主要是公司，而且大部分以贊助、會員費、課題費的方式提供。但在這些資金提供者中，不求回報的只有少數。即使某些資金提供者明確表示不求回報，在資助的過程中也或多或少都會有些利益置換。
我曾遇到這樣不同的情形：情形一，國內民間智庫的研究員大都屬於兼職，他們有部分即就職于提供贊助的機構或企業。他們有時會發表具有明顯利益傾向的文章，代表所在機構意見，這本不是什麼問題，可是將這樣的文章同時發表在智庫平臺，明顯會對智庫的獨立性和公信力産生影響。而讓我頗為困惑的是，這種現象普遍存在且不具顯著負面影響。
情形二，智庫接受某外部機構贊助進行課題研究，在課題結項時，因該課題的部分結論並不符合該機構利益，其以拒絕支付課題後續費用的方式要求對課題報告進行修改。該機構是智庫的一個主要贊助者，如果斷然拒絕，會使智庫的財務基礎受到較大衝擊，但是如果不拒絕，智庫的獨立性又會受到損害。
對於靠外界提供財力支援、靠外部專家支撐研究團隊的國內智庫而言，面對利益衝突時，該如何進行平衡以維持自己的獨立性？國外智庫採取的是開拓多元化籌資渠道、為機構贊助設定上限（比如Brugel）、設定捐贈附加條件等方式，這些或許可為國內智庫提供部分答案。但實際情況可能更為複雜。
如何建立研究團隊？
智庫研究團隊的建設有兩種思路，一種是自己培養研究員，另外一種是外聘。美國智庫主要以自有研究團隊為主，比如布魯金斯學會，其研究團隊多達一百多人。當然，他們同時也會靈活配合以客座研究員、訪問學者等形式，擴大研究體量。這種方式的好處在於，智庫更容易形成雄厚的研究實力，研究的連續性也很強。但是自己培養研究員，成本很高。對於剛剛起步的中國民間智庫，大部分還無法維持如此高的成本支出。
我曾工作的某智庫，雖然其財務狀況比較穩健，也致力於培養自己的研究員。可是，面對專職研究員的應聘者提出的薪酬要求，這家智庫卻很難滿足，內部的研究團隊一直僅靠一兩人來維持。正因為這樣的原因，國內民間智目前多以外聘為主，最常見的形式是特邀挂名的方式。這種方式所需的資金成本要低得多，但穩定性和歸屬性也較差。很多專家甚至會在多家智庫挂名，其研究成果大部分都由大家共用，智庫的獨創性研究並不多。
國內外智庫之間存在的這種差異，很大程度上可以用美國的“旋轉門”機制來説明。在美國，政界和學術界之間存在著可進出的“旋轉門”機制。這些民間智庫就像為政府培養高官的“幹部學校”，智庫學者常常受邀進入政府擔任要職，比如美國國務卿賴斯就曾在布魯金斯學會做過5年資深研究員；而很多卸任官員也會來到民間智庫繼續做政策研究。二者之間互相強化，使這些智庫的學者們成為最懂得在知識和政策間尋找平衡的政策研究者。
反觀中國，在可預見的將來，民間智庫成為官員“蓄水池”的可能性並不大。拋開體制性因素不提，國內現在似乎還沒有哪個學者會全身心投入剛剛興起的民間智庫，智庫同樣無法為對方提供對等的溢價。直白點説，我國民間智庫的池子還太淺，還養不了學者們這樣的大魚。
如果説美國這些頂級智庫像武林各大門派，各家均有獨門秘籍，中國民間智庫就是剛剛扯起一面大旗開始加入的小幫派，沒秘籍、沒高手。為了能快速融入武林，當前最佳做法肯定就是找一些名氣大的高手先來串個場、站個臺。現在這些高手無疑成了民間智庫的招牌，他們把這些外部專家放在自己網站的醒目位置“充門面”。但未來，國內民間智庫如果想要步入一流行列，僅僅依賴外部專家、沒有自己的核心競爭力和獨立的聲音肯定是不行的。 更為重要的是，如果民間智庫的研究員都是外請的官員和體制內學者，怎麼能更好地體現民間智庫的外部性？民間智庫存在的意義又有多大？
建立自己的研究團隊是解決問題的方法，但這絕不是簡單的事情。我國民間智庫究竟應該怎樣建立研究團隊？可能有兩種思路，一種是根據智庫不同發展階段，採取不同的團隊建設方式。比如發展初期以外聘為主，因為這時候全力培養新人，見效時間長，突圍的可能性也很低；待智庫發展到一定階段，財力、影響力都有了提高，再逐步轉向以培養為主，外聘為輔。另外一種思路是根據自身性質，確定團隊的建設方式。比如，對於能獲得大額贊助支援的的土豪型智庫，可以一早就培養自己的研究團隊。不過，根據我的觀察，那些有自己研究團隊的智庫，其實研究能力很一般。而對於大部分資金狀況一般的智庫，考慮同研究院、大學等展開闔作，可能也是一種不錯的選擇。
智庫如何做決策研究？
朝鮮戰爭期間，蘭德公司告知美國政府，中國會出兵朝鮮。二戰後，布魯金斯學會協助政府制定馬歇爾計劃。小布希總統期間，傳統基金會對國土安全部成立産生重大影響。美國智庫搬著小凳子，等在了政府要路過的每個地方。
相比之下，中國的同行則比政府還要慢幾拍。前幾天是2015全國兩會，在此期間，我集中關注了幾家知名的民間智庫。結果發現，僅有個別智庫對此進行跟蹤並開展了一系列的解讀、研討等活動。面對如此重要的事件，多數智庫非但沒能跑到前面去，反而拉在後面都沒能及時跟上。
這種差距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智庫能不能先於政府發現重大決策問題。這能體現出智庫強大的研究、預測能力，而這種能力的養成，沒有對相關領域長期持續的跟蹤、深入細緻的分析是難完成的。比如一開頭就提到的《大賭注與黑天鵝》，布魯金斯在該報告中詳述了奧巴馬在第二任期內需提前預防的幾大黑天鵝事件。在這一方面，國內智庫與國外頂尖智庫之間的差距還是極大的。
第二，智庫能不能出精品。從智庫的産品類型來看，國內智庫做得並不比國外智庫差。美國民間智庫的産品包含但不局限于短評、政策簡報、工作論文、專著、訪談等，這些産品國內智庫一應俱全。而且不少智庫還有自己的特殊渠道，能夠比較容易地向領導層遞交研究成果。
但我注意到這其中存在一個很明顯的差別：國內民間智庫的産品很多來源於大量的會議成果。或者更直接地説，很大一部分産品其實就是會議記錄，真正由專業研究員撰寫的系列報告很少。國內智庫的産品中缺乏有分量的研究人員做持續的研究，而外部專家又大多只能通過大大小小的會議聚集到一起，就某個主題發個聲。這樣的“生産方式”夠熱鬧卻不一定夠深入。會議本來是智庫研究中一個補充，在國內反而成了主角。沒有會議就缺乏成果，要像布魯金斯那些寫一百多頁深入、細緻的研究精品，那更是不大可能。這也可謂國內民間智庫的一種怪現象。
將思想轉化為報告，並能為政策決策者關注，要費的功夫還要更多。最近大家肯定都在持續關注何帆研究札記中關於如果提高政策研究水準的連載，我就不班門弄斧了。
智庫的媒體戰略
雖説酒香不怕巷子深，但出了好的産品之後，智庫還是要想辦法把産品推銷出去。推銷的主要方式，就是借助各類媒體，把自己的産品及時、全面、大範圍地進行發佈。因工作緣故，我曾經同美國另一頂級智庫PIIE（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有過接觸，親歷了其同媒體溝通的一些小細節。2012年，PIIE開始第一次同國內智庫進行合作，在出發前就在華盛頓召開了記者招待會，宣佈其來中國的消息。人民日報海外版對此進行了報道，而合作的國內智庫此前對此次活動卻沒有任何前期媒體宣傳。同時，PIIE在來華之前，還專門提前安排了一系列媒體活動，包括同國內媒體的見面會，一對一訪談，演講等。且在此後其每年來華均有此項安排，對於媒體也是精挑細選。
歐洲最牛的智庫Bruegel的媒體團隊也有詳細的媒體戰略。他們不僅將媒體分類，還有詳細操作手冊，指導如何利用各種媒體渠道進行影響力提升和促進決策改進。通過跟Bruegel接觸，我發現他們對媒體的重視程度不亞於PIIE。與此同時，Bruegel的研究人員也同樣樂於並善於在媒體面前表達自己的主張和意見。
與國外頂尖智庫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國內民間智庫根本沒有媒體戰略。許多智庫甚至只有在需要時才會跟媒體打交道。而且，無論是幕後策劃還是臺前亮相的智庫成員，都不是專業媒體人士。還有一部分民間智庫非常低調，很少跟媒體溝通。這些智庫要麼是定位高端，只為某些內部部門服務，不願對外宣傳，要麼是客座研究員中有很多是官員，生怕媒體報道會帶來不必要的麻煩。不僅如此，不在少數的民間智庫不認為通過媒體向公眾傳播觀點會對自身發展有實質幫助。在他們看來，智庫的首要任務就是影響政策，而不是影響公眾。 其實，在很多情況下，通過影響民眾意願來影響政府政策決策是很有效的智庫策略。這一點被大多數國內智庫所忽視。
除了以上提到的四點內容，民間智庫的發展中也還有很多其他方面使我時有疑惑。比如，智庫領導的個人風格會否深刻影響智庫風格？怎樣形成“理性”影響？智庫要不要保持自己的神秘感？智庫的研究應該是大而全，還是小而精？智客怎樣為自己做規劃、找定位？這些問題恐怕不只是我一個人的困惑，而是當前中國所有民間智庫在奮力前行時都要思考的問題。
對於中國民間智庫的未來，我也總還是樂觀的，因為我看到了同行們在智庫建設方面的不懈努力；但我又總是很悲觀，因為有時候，我們對發展的估計好像還是太樂觀了一些，而在智庫的戰略上又規劃得少了一些。
轉自何帆研究札記微信號（hefanc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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