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巍，察哈爾學會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
智庫的本質工作就是研究國家和社會遇到的各種公共問題並提出相應的政策藥方，以供政府決策者選用。當前中國改革和開放所面對的問題變得日益複雜，政府單方面已經無法駕馭，特別是對那些具有長期性的、戰略性的公共問題，善於應急性和事務性的政府總是顯得鞭長莫及，因此就特別需要向智庫“購買”各種思想和政策産品，以幫助提高決策的品質。
需求産生供給。中國的智庫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迎來了發展的春天。當前，中國的智庫格局基本還是以官辦智庫為主，它們佔據了決大部分資源和渠道，在政策影響力和輿論影響力上都處於壓倒性優勢地位。但是，中國的智庫發展不能單靠官方智庫，因為官方智庫天然存在官僚主義和本位主義的缺陷，無論是在政策生産的效率上還是政策本身的中立性上，都有很大的不足，難以有效參與思想競爭。因此，鼓勵民間智庫的發展，特別是通過培育民間智庫來對官辦智庫形成競爭壓力，以達到兩者相互補足相互促進之效，就顯得意義十分重大。
筆者曾多次應邀參與南韓峨山政策研究院的學術活動，同時又擔任中國民間智庫察哈爾學會的研究員，不僅如此，筆者本人還曾參與其他多個國內外各種智庫的交流活動，對智庫建設和運作有一些了解。特別是對比峨山政策研究院和察哈爾學會這兩個頗具代表性的民間智庫的發展歷程，對於中國民間智庫發展所存在的障礙和制約，筆者有一些切身體會。
第一，中國民間智庫發展目前階段首先要解決“物質層面”的問題。峨山研究院成立時間不長，目前也就七年時間，但它之所以能在南韓乃至世界智庫界異軍突起，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資金實力雄厚，其知名度很大程度上是靠錢“砸出來”的。峨山的金主是現代重工，作為現代集團重要組成部分的現代重工是南韓最大的幾個財閥之一，它對峨山進行了源源不斷的資金支援。“不差錢”是峨山政策研究院敢於放手組織活動、招聘人才的基石。不僅如此，峨山還專門有自己獨立的辦公樓，能夠為研究人員提供良好的辦公條件，辦公樓有會議室、會客室、資料室等等。因此，一個好的智庫需要有一定的硬體條件作為支撐。
目前中國大多數民間智庫還達不到這個水準。首先，中國沒有形成穩定的捐贈體制，民間智庫大多在財務上顯得捉襟見肘。中國最有能力對民間智庫提供資金支援、也是最需要智庫産品的就是那些超大型的國有企業，但是由於種種原因，國有企業對民間智庫的資金支援非常少，這導致中國民間智庫的發展從總體上缺乏雄厚資金的支援，大多數始終面臨著生存危機的壓力。其次，也因為沒有雄厚的資金基礎，不少民間智庫缺乏基本的辦公條件，這構成了硬體上的重大制約。
第二，中國民間智庫發展在“人才層面”上也障礙重重。智庫要出思想，而出思想關鍵需要人才，思想是一種比較昂貴的産品，這意味著智庫領導人核心的工作內容就是“找人”。峨山政策研究院在全球層次招聘專職研究員，積極培養年輕人才，還與各種知名學者和專家建立起學術聯繫。大量人才的聚集是峨山研究院能夠有效開展各種研究和活動的重要保障。
相比之下，中國的民間智庫還只能向官方智庫和大學“借人”，很少具有有較高研究能力的專職人員，民間智庫更多是以一種平臺和網路的形式存在。導致這種局面的原因有二，一方面，能出好思想的研究人員價格都比較高，中國民間智庫養不起，另一方面，受中國特色的戶籍制度和編制制度的約束，大多科研人員更願意呆在體制內。完全依靠兼職人員存在的缺陷就是，他們不會將主要精力用於該智庫的工作，因為他們有更加重要的本職工作要做，同時，智庫也難以對這些兼職研究人員進行有效的管理。
第三，中國民間智庫在“制度層面”上也需要完善。智庫不是媒體也不是學術機構，智庫的核心使命是生産政策産品，這些政策産品可能是通過直接訴諸決策者來發揮作用，也可能是通過影響大眾來發揮作用。這需要智庫要有明確的定位，即本智庫主要生産那些政策産品，以及如何對這些政策産品的品質進行有效評估。峨山政策研究院有一個強大的行政團隊，圍繞如何生産高品質的政策産品，有一套運作完備的制度體系。
目前，中國民間智庫普遍需要加強內部制度建設。具體而言，這些制度包括：課題發佈制度、報告遞交制度、報告評價制度、報告傳播制度等等。
對比峨山政策研究院與察哈爾學會，雖然前者在各個方面都要領先一步，但後者在近年來都處於不斷發展完善之中。中國有自身的國情，智庫發展也不必完全照搬外國的模式。筆者在察哈爾學會身上看到了中國民間智庫發展的各種希望，衷心祝願察哈爾學會能夠以自己的實踐為中國民間智庫開闢一條新的道路。
評 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