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周海旺多了一個“新頭銜”——“人口發展與公共政策”團隊首席專家。
這個柔性組合的團隊共有7人，5個來自院內，2個來自院外，分別是華東師大和復旦大學。周海旺説，2014年團隊承接並完成了16項課題，如市發改委的“‘十三五’上海人口發展和加強人口服務管理問題研究”。在他看來，人口發展分析預測有重要的智庫價值，可為城市規劃、教育、民政、戶籍政策等眾多政府決策部門提供依據。在政策諮詢研究的過程中，他們也接觸到城市人口方面最鮮活的動態。這種“雙向共贏”，讓他們更清晰地感覺到，所從事的研究對國家與城市發展的價值。
像這樣的創新團隊在上海社科院還有56個。這些團隊像一個個科研“尖兵隊”，將科研觸角幾乎遍佈經濟、政治、文化、社會人文社科領域的前沿實際問題、理論領域。這些團隊又有點像那些在微信中高度活躍著的“群”，人員看似柔性組合，卻有著共同的聚焦點，內部涌動著巨大的創新活力。
“創新工程”突破瓶頸
上海社科院是我國第一家明確提出智庫發展的科研機構，那一年是2005年。然而，即便在這個較早傳播智庫概念、掀起“智庫熱”的大院裏，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型智庫的探索也並非一帆風順。建智庫會不會擠佔科研時間？文史哲等一些基礎性學科能否進行智庫成果轉化？如何考核和評估智庫成果？決策諮詢與基礎科研究竟是什麼關係？種種問題，始終若隱若現地伴隨在智庫發展的進程中。
上海社科院院長王戰説，這些問題也使他們發現，如果不明確科研與智庫的關係，不改革科研考核體制機制，智庫發展還會在原地打轉甚至可能事倍功半。經過多年探索，上海社科院最終明確了智庫科研“雙輪驅動”的發展戰略，破除了科研人員在智庫與科研之間左右搖擺的思想困惑。但為了讓“雙輪”更有效地轉起來，讓決策諮詢研究更具前瞻性、戰略性，學科建設更為厚實、更為系統，還需要體制機制的配套和改變。
2014年“創新工程”正式啟動，從團隊組建、經費制度、考評制度等多方面探索協同創新、整體創新、打造新型智庫的新路徑，這也讓“雙輪驅動”戰略進一步步入體制機制改革期。這項改革的設想和探索在2013年初市委書記韓正調研社科院時得到了充分肯定。今年初，中央公佈“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的當天，社科院召開專題務虛會，統一思想，以“創新工程”為載體推動高端智庫建設的目標更加明確。
牽引作用正在顯現
在分管科研的院副院長黃仁偉看來，創新工程作用至少體現在幾個方面：首先，思想形成統一。創新工程使全體科研人員統一了認識，形成了優勝劣汰的學術氛圍和團隊作戰的組織機制。其次，重要成果倍出。在承擔和完成中央、市委領導交辦的重大課題上取得了重大成效，在國家社科基金和上海市哲社規劃項目立項數量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再次，制度實現溢出。“創新工程”制度設計中帶動性、牽引性、引領性、示範性作用開始顯現。
如今，一批具有創新潛力的項目正在浮出水面。例如，資訊所蔣潔敏的團隊提出，要發展“資訊社會學”，他們發現，資訊權力作為一種新的權力形式，越來越具有無形的“威力”；部門經濟所副所長李偉的團隊提出，中國經濟發展轉型中的産業發展與升級，不能直接借鑒發達國家的發展模式，而必須探索中國特色的發展階段轉換産業升級方向路徑，特別要注重新興産業經濟學研究，聚焦新業態、新模式等。
一批重大決策成果正在顯現。在上海市重大決策諮詢領域，一年來設立了10項市委領導圈閱的重大研究項目，配合市委重大調研課題“推進本市城鄉發展一體化問題研究”、“新形勢下全面加強基層建設問題研究”等；一批對接國家重大問題的研究成果起到決策諮詢功能，如世界主要大國對中國夢的啟示、王郁琦來訪大陸學者觀點匯總等被採用並報送中央有關部門；一系列國家級平臺形成，如文學所成立“國家對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成為全國首個國家級的對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打造“淮海學派”，聚焦國家級重大課題研究等。
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項目也在成熟。上海社科院與全世界150多個國家簽訂合作協議，每年來訪1200—1500人次，在很多領域形成了有利於國際關係和交流的“第二軌道”；已經舉辦五屆的“世界中國學論壇”在增進國際學術交流的同時，也為“講中國故事”發揮了積極作用，論壇通過影響參會的800多位“中國通”潛移默化地影響了世界對中國問題的研究。
在很多科研人員眼中，不唯論文、唯課題，而是激勵大家攻關“新”，新的觀點、新的理論、為解決新的重大現實問題提供理論支撐，等等，體現出哲學社會科學自主創新的思想、理論和觀點，這讓大家有了更明確的方向。上海社科院黨委書記于信匯強調，院黨委和研究所黨總支關口前移，為創新工程和國家高端智庫建設提供組織和制度保障的必要性。方向明確了，再配備相應的機制等，這就讓打造綜合型、創新型智庫機構更加接上了“地氣”。
評 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