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寶鋼經濟學教席教授、著名的經濟學家、中國經濟學界的泰斗
今年，“新常態”成為中國政界、學界以及媒體的流行術語，意指此前數十年兩位數的經濟增速已經成為過去，眼下7%左右的增速並非僅僅是因為中國經濟正處於週期的底部區間，更是由於經濟增長模式遇到拐點，原來靠出口以及投資拉動的模式已經無法持續，經濟必須轉型。
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在接受《陸家嘴》雜誌等媒體記者的採訪時表示，他不認為中國經濟已經建立了新常態，而是在爭取建立新常態。“舊常態打破了，經濟增速在下降，但是，效率有待提高”。
他談到，中國的資産負債表中，負債的比重已經偏高，這是長期以來投資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的産物。如果仍然試圖通過擴大投資拉動經濟，勢必會加劇債務風險。
靠投資拉動不可持續
問： 不以GDP論英雄，不要太注重經濟增速，這是針對目前經濟處於兩難局面的臨時性選擇，還是會是一個常態的選擇。未來比較長的時間內都不會用GDP考量經濟的發展嗎？
吳敬璉： GDP是表明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經濟活動的總量最容易計算的指標，但絕不是一個能夠全面反映社會經濟狀態的指標。如果是用生産函數來解釋增長，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增長的來源，也就是增長的結構或者增長的動力是什麼？增長的數量不如增長的品質重要。什麼叫增長的品質？就是提高效率在增長中所起作用的大小。西方發達國家如果能有4%或5%的增長率就非常好，可見速度並不是最主要的。為什麼我們這麼關注經濟增速，因為它對官員很重要，可以表明他的政績，但對老百姓重要嗎？
問： 目前大家都認為經濟形勢不太好，所以還是需要靠投資拉動來提振經濟，儘管這樣做缺乏效率，可能會有一些後遺症。而你似乎是從遠景考慮反對再使用這種增長方式。
吳敬璉： 不僅是就長遠而言，今天已經不行了。今天中國經濟的最大問題，就是長期靠投資拉動，已經使資産負債表潛藏了極大危機。
在這個增長模式下，我們過去一靠發鈔票，第二是改革開放確實帶來了效率的提高，第三是我們有人口紅利。但是人口紅利是靠學人家的技術，這個優勢已經在消失。經濟學講潛在增長率，靠投資驅動已經不行，因為資産負債表中負債已經太高，潛在的增長率就會降低。2009年結的苦果現在還在吃。出路在哪？我不認為經濟增速下降就是常態了，可以什麼都不用幹，這個常態是不能持續的。因為我們有很多經濟問題、社會問題有待解決。用什麼辦法解決？就是提高效率。怎麼提高效率呢？全面深化改革，所以我不認為我們已經建立了新常態，而是在爭取建立新常態。舊常態打破了，經濟增速在下降，但是，效率有待提高。只要效率提上去，速度即使降下來也沒關係。
問： 這是因為現在經濟還是處於安全區間？
吳敬璉： 不是，叫做可控。我同意財政部和央行的説法，雖然有風險，但是風險可控。但控制風險從根本上是要去提高效率，怎麼提高效率，就是要改革，這是我的邏輯。我不太同意另外一種邏輯，説中國政府強大有力，我們仍然有經濟資源，可以通過高投資拉動高增長。
問： 中國近年實施了很多新的對外投資戰略，包括牽頭組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有學者認為，通過這個做法能夠把中國過剩的産能向外輸出，你對這個方案怎麼看？
吳敬璉： 光一個亞洲投資銀行不夠，多元化一點比較好。如果這是一個政治決策，那就有其政治考量。如果確實有政治需要的話，我們可以有各種方法去化解。包括在海外包工程，這也需要研究另外一些領域的問題：國際經濟到底是零和博弈，還是正和博弈，還是負和博弈？人們常常認為是零和博弈，就是我多了他就少了，這個恐怕不是當前世界的趨勢。如果為了壓倒人家，就不惜成本，這是要當冤大頭的。而且別人會利用這個東西，你花冤枉錢，他得利了。
問： 現在有人説中國在非洲推行“中國模式”。
吳敬璉： 一些諮詢公司有非常好的研究，大家可以去看看。關於海外投資的問題，我不太同意中國已經資本過剩，需要大量往外投資的説法。
制度建設是治本之策
問： 政府一方面限制權力，另一方面反腐的措施非常積極，你怎麼看中央的反腐措施和體制改革的問題？
吳敬璉： 反腐是需要的，腐敗問題是太嚴重了，但是我認為現在已經到了王岐山同志講的，先治標後治本，已經到了治本的時候了。
問： 你説的治本是什麼？
吳敬璉： 治本就是建立法治化、市場化的制度。為什麼呢？因為原來的治理太糟糕，所以産生了普遍性的腐敗。現在建立一個高壓威懾的態勢，這是有必要的，當你建立這個態勢之後，就要著重去解決不能腐的問題。不能腐就是要靠治理，靠制度。如果沒有，腐敗是制止不了的，根本上遏制不了。在這個問題上，有很大的爭論，我們的學界，包括經濟學界，以及傳媒，都有責任要使大家認識到腐敗的根源在哪。多年來大家都説腐敗問題要靠政府來解決，你看現在發改委系統腐敗最高發的地方是在審批和價格管理兩個環節。但是這個沒有共識，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這個都是市場造成的，要政府去管。
問： 去年開始推行的國資混合製改革，很多人發現這項改革本身沒有一個很明確的目標，不像以前的改革，是為了提高效率、破除壟斷，國資改革好像看不到這兩個方面的提法。
吳敬璉： 這次改革最重要的在國資改革問題上，從內部來説，最重要的就是從管人管事轉向管資。管資本就是國家政府作為一個股東，按照公司法和公司治理結構的規則行使它的權能，這是一個最重要的事情，這個事情不太容易。但是你看報上發表的言論，國資委是傾向於既管資本，還要管人。
問： 不是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嗎？
吳敬璉： 現代企業制度就是以國家作為股東，只管資本。因為按照公司法，股東不能直接管人，只能管到董事會，別的管不了。但現在，重點央企正副職人事任免權在中組部，一般的央企是在國資委[微網志]，總之是政府管理。
問： 關於對國企的定位，究竟是把國企定位為政府的附屬部門，還是作為一個獨立的企業單位？包括2013年出臺了對國企高層限薪的規定，理由是作為國企高管不純粹是一個職業經理人，還是政府官員。
吳敬璉： 這個是違反公司法的。（央企高管）既是職業經理人，又是一個副部長，這個是跟公司法不符的。在目前的情況下，如果這個體制改不了，政府仍然（是）既管人又管事又管資的體制，那麼群眾和非企業的官員們對國企高管的高薪就會有很大意見。這是有道理的，你也是副部長，我也是副部長，你為什麼拿這麼多錢，我怎麼拿這麼點錢，這會使得調動工作都有問題了。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就要變成只管資本，按照公司法來辦事。例如在平安銀行，並不是説誰能夠下命令，決定CEO拿多少錢，這得由股東説了算。我在當中石油董事之前，曾在中金公司擔任首席經濟學家，當時根據國務院的要求給中石油上市做財務顧問，做主承銷，跟著他們路演。路演之前就在研究怎麼能夠成功地募集到資金，有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激勵機制。（中石油這樣體量的公司），出資幾個億才當一個小股東，高管的薪水一年才幾十萬，誰會願意來做？
後來彙報領導，時任總理朱鎔基説CEO可以給100萬。但經過我們研究，像這個級別的石油公司，那是要花幾百萬、幾千萬美元雇一個
人來管理的。我們後來用了一個辦法，CEO固定薪酬只佔全部收入很小比例，期權佔大頭。實行不久，由於外界意見大就叫停。但叫停也不行，因為普遍出現了這樣的情況：比如中銀香港的一把手、第二號人物的薪酬都比他的副手和下一級的總經理還要低，這樣怎麼開展領導工作呢？
問： 眼下銀行利率水準其實是比很多企業的利潤率還要高，企業承受不了，但你不贊成降息，因為降息對經濟會産生過度刺激。那你的觀點是讓他們自動調節，承受不了高利息的自動淘汰，還是有其他的方式？
吳敬璉： 首先要建立一個平等競爭的環境，利率是反映一個企業經營狀況的，如果是在這種平等競爭的狀況之下，它要垮，就得讓它垮。美國破産法第七章有一個破産清盤，第十一章有破産保護重組，企業若無法償債，給你延期一年，但是你要重組，重組了還是不行，就清盤，由法院委託人來清盤。也有別的辦法，像通用汽車公司，美國政府先買下股份，然後重組，重組完成之後，再賣了，結果美國政府還賺了。關鍵是你要進行重組評估，而不是像我們現在這樣，對僵屍企業進行補貼，組織貸款，維持運轉，這樣只能繼續耗著，耗費中國的國民財富。
問： 你曾經提到，中國企業的附加值很低，未來要進行轉型升級，但政府不要過度干預。國企的升級缺乏動力，這個怎麼解決？
吳敬璉： 這就要強化競爭，強化有序的競爭。對國企來説，它沒有動力，就是要改制，改制了才有動力。估計之所以出問題，是因為政府主導的作用太大，投這個，還是投那個，由政府説了算。
問： 民企的資金會不會有問題？
吳敬璉： 我們的改革目標是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民企拿不到資金，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它得不到平等對待。雖然黨代會多次説了，要平等地取得生産要素，但是各種制度設計是不平等的，所以要轉成平等，這個事情跟宏觀經濟政策有關係。當年的9萬億，銀監會天天打電話給銀行，催貸款，但是民企照樣拿不到，為什麼？我跟一些銀行的人也談過，他説像這樣的海量貸款，其結果一定會出爛賬，這是毫無疑問的。既要完成貸款“保八”的任務，又要免除個人的責任，後來終於想出來，投給國家項目，投給國企，就沒事了。投給私企，出了事情不知道怎麼解釋。結果，即使海量的貸款發放，而且是被催著發貸款，民企照樣拿不到，這跟體制上的問題有關。另外，在宏觀政策中，想靠海量貸款去支撐經濟增長，效果並不好。現在又有一種提法，稱為“滴灌”，但應該由誰來決定貸款發放的方向？
問： 網際網路金融能解決小微企業融資的問題嗎？
吳敬璉： 不完全能行，我贊成淘寶的一些做法，我們跟北京一些經濟學家也在山西、四川做小額貸款，但是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我們沒有辦法取得足夠的資訊，沒有辦法建立起信用制度。淘寶這方面有優勢，它有客戶的狀況，因為商戶的流水它能掌握。
評 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