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位發展研究中心專家解讀2014年中國經濟

1、著力提升經濟發展品質和效益

我國經濟有巨大的韌性和發展空間，只要我們認真貫徹落實好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既定方針，創新宏觀調控思路和方式，我國經濟穩定發展仍然有保障。

面對複雜多變的國際環境和艱巨繁重的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任務，我國在2014年仍然取得了GDP增長7.4%的速度，符合年初預定的7.5%左右的既定目標。儘管去年GDP增速創下24年來的新低，但中國經濟總量卻首次歷史性地突破60萬億元，成為全球僅有的兩個超越10萬億美元規模級別的經濟體，國際經濟新秩序得以確立。此外，2014年我國經濟結構方面也出現了許多積極變化，第三産業增加值的比重繼續提升，最終消費對經濟的貢獻繼續改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縮小，節能降耗繼續取得新進展。

但是，我們也必須清醒地看到，投資、消費和凈出口這“三駕馬車”在2014年均呈現整體放緩的態勢。還有一個現象非常值得關注，即我國勞動人口數量連續第三年萎縮，人口老齡化正在加速，這將加速影響中國經濟社會的方方面面。2012年和2013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分別比前一年減少345萬人和244萬人。但是，2014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不僅迎來了“三連縮”，其371萬人的減量更是創下歷史新高。人口規模下降會造成市場萎縮和購買力疲軟，同時勞動力下降導致用工嚴重不足，催生勞動力成本迅速上升，給各類産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産業帶來不利影響，壓低經濟增速。與勞動力人口持續下降相對應的是，我國老年人口增長卻在不斷加速。2014年我國60周歲及以上人口21242萬人，佔總人口的15.5%，高出2013年0.6個百分點。老齡化加劇和勞動人口減少的局面，將會深刻影響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

不過，鋻於我國經濟巨大的韌性和發展空間，只要我們認真貫徹落實好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既定方針，創新宏觀調控思路和方式，協同推進新型工業化、資訊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我國經濟穩定發展仍然有保障,不會出現硬著陸。為了保持我國經濟平穩增長和結構繼續優化，我們應繼續在以下四個方面發力,尋求新的突破。

一是繼續簡政放權，激發市場活力和全民創業創新精神。新一屆政府執政以來，全面深化改革深入人心，增強了社會各界改革的信心和決心。未來伴隨著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各項改革措施的穩步實施，隨著新一輪簡政放權的逐步落實，將激發全民創新創業的熱情，激發市場活力，促進我國經濟的平穩增長。

二是堅持雙邊、多邊、區域次區域談判，拓展國際合作空間。目前，中國的進出口總量已經很大，難以實現以往的外貿增速。但是通過堅持雙邊、多邊、區域次區域開放合作，有望在邊際上短期內拓展國際合作增量空間。同時，隨著“一帶一路”和自貿區等戰略的進一步實施和發展，我國將進一步提升國際經濟合作水準。

三是以激活財政存量資金為突破口，深化財稅體制改革，促進我國經濟穩定發展。財稅體制改革關係全局，繼續推進營改增改革，並探索推進房地産稅、資源稅、消費稅等稅制改革。在政府投資方面，應該在養老、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領域發揮好政府的作用。

四是穩步推進金融開放改革，特別是要加快推進網際網路金融等相關領域改革，促進金融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

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從上到下的合力，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相信隨著一系列改革措施的落地，政策效果將逐步顯現，我國經濟將繼續保持中高速增長，並不斷邁向中高端水準，大力提升我國經濟的品質和效益。

作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副部長、研究員孟春

2、經濟增長由降趨穩

經濟增速已經表現出由落轉穩的苗頭，是2014年經濟數據中一個值得重視的特點。

2014年經濟數據表明，我國經濟仍處於增速換擋過程中，但開始顯露由降趨穩的態勢。2014年GDP增長7.4%，增速較上年下降0.3個百分點；1—4季度分別為7.4%、7.5%、7.3%和7.3%，經濟增長呈現下行態勢。如果從“十二五”規劃期回顧，自2011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速總體呈不斷下行狀態，這也是增速換擋的具體表現。

觀察2014年經濟數據也需要注意，經濟增長開始顯露趨穩態勢。

2014年12月份工業增長7.9%，增幅較11月份提高0.7個百分點。2014年消費持續平穩增長，四季度增速出現小幅提升；按美元計算的出口增速全年總體呈前低後高態勢；投資增速下降幅度逐步收窄。

上述指標中，首先要注意需求側指標的變化。消費、出口、投資等三大需求增速總體呈現由降轉穩的變化，是判斷經濟增長開始趨穩的主要根據。分析需求指標增長趨穩的原因：消費增長平穩，與連續幾年堅持社會政策托底，堅持保就業，穩定居民收入增長、保障基本民生有密切關係。與增速換擋對照，就業形勢和城鄉居民收入增長形勢並未持續惡化，相反保持了持續穩定，這就必然對消費平穩增長提供基礎性支援。儘管汽車消費增速下降，房地産市場趨冷對家裝、家電、傢具等市場消費帶來一定影響，但在上述因素支援下，消費總體保持了平穩增長態勢。

出口增長前低後高的特點，反映了美國經濟持續溫和復蘇，世界經濟調整初步形成了底部，支援了國際市場轉向平穩；中國低成本競爭優勢下降，導致出口競爭力下降的態勢，也逐漸為創新能力、品牌競爭力、勞動力素質提高等新的競爭力提高因素所改變，開始由降轉穩。

投資增速降幅收窄，首先與政府基礎設施投資項目安排進度加快，相關的資金保障措施加快落實等相關；也與創新驅動的轉型升級進程加快，製造業投資增速趨穩相關。當然，房地産投資增速仍處於下降中，對未來投資增長的影響不可忽視。但去年四季度以來，大城市房地産市場銷售形勢明顯回暖，房地産企業在大城市的拿地活動明顯恢復，預示房地産投資增速大幅下降的態勢也在轉向平穩。

綜合以上分析，可以認為經濟增速已經表現出由落轉穩的苗頭，這是2014年經濟數據中一個值得重視的特點。

作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研究員張立群

3、樂觀看待2014年經濟數據

人們為何對經濟增速如此關注？除了數字情結外，更重要的是GDP增長承載著諸多的關注。

此前，關於新常態的討論雖已為中低速增長做好鋪墊，但當國家統計局于1月20日公佈2014年經濟增長數據時，仍是一石激起千重浪，“GDP增速創下24年新低”的標題仍刺激著人們敏感的神經。

人們為何對經濟增速如此關注？除了數字情結外，更重要的是GDP增長承載著諸多的關注：中國是否能擺脫中等收入陷阱？收入是否還會繼續上升？出口優勢是否還在？投資是否還有足夠動力？政府是否還有足夠的能力提供社會保障？尤其是如何來應對“遠在天邊、近在眼前”的養老問題？大多關於新常態的解讀並沒有給人太多的安慰，反而讓人們更加擔心。經濟換擋意味著財富增長放慢和機會減少，結構調整陣痛意味著淘汰和重新適應，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意味著忍受泡沫和資産貶值。

實際上，我們應更樂觀更本質地去看待這些數據和經濟階段特徵。2014年經濟增速雖降至7.4%，但在主要經濟體中仍一枝獨秀，僅增量就相當於一個中上規模經濟體，相當於2008年的兩位數增速；2014年出口增長6.1%，為近五年來的最低水準，但增量比20年前的出口總值還多。在全球經濟復蘇曲折和國內面臨諸多挑戰困難的情況下，仍能實現如此大的增值，應從中讀出更多的積極信號，堅定我們適應和引領新常態的信心。

更準確地説，我們不是在居危思變，而是在居安思危。我們前瞻性地認識問題、把握問題，並做出提前應對。面對世界經濟增長乏力、外需萎靡，我們注重擴大內需；面對勞動力成本上升、傳統優勢弱化，我們強調加快産業升級轉型，提升機械化、自動化、智慧化水準；面對資源環境約束增強，我們提出了結構調整、綠色發展；面對與發達國家差距縮小、“後發優勢”漸失，我們提出了大眾創新，激發內生增長活力；面對針對我國的外部貿易摩擦增多，我們強調統籌進出口平衡和投資走出去；面對加入WTO開放促進效應弱化，我們在國內推出了自由貿易試驗區、大力推進簡政放權，在國際加快商簽高水準自貿區，積極參與環境産品、電子商務等新議題談判，尋找釋放新的制度紅利；面對全球治理失衡、局部衝突頻發，我們提出了“一帶一路”，加強“五通”，攜手共塑繁榮、穩定、和諧的國際秩序。

我們的努力已見成效：我國服裝、紡織類等傳統優勢産品在美國、歐、日市場份額下降的同時，總體市場份額卻在上升；貨物出口增速下降，但服務貿易出口增長勢頭強勁，尤其是金融、電腦和資訊等高附加值服務出口增長迅猛；一般貿易出口占比連續兩年提升，2014年已然過半；充滿活力的民營企業在外貿企業總數中的佔比超過了70%；中韓、中澳自貿協定結束了實質性談判，中美、中歐雙邊投資協定談判正緊鑼密鼓地推進；“一帶一路”進入務實合作階段，我國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出口增速超過10%，是總體出口增速的兩倍還多；承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服務外包合同金額增速超過總體增速的兩倍。

“沉舟側畔千帆過”，不管前進路上存在多少激流險灘，中國人民都會以卓絕的智慧、非凡的意志、堅韌的毅力以及壯士斷腕的勇氣，克服困難，迎接挑戰，主動擔當，積極奉獻，為世界和平繁榮擔負起大國重任。

作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研究員羅雨澤

4、在全方位轉型中探尋新常態

對GDP數據的不同反應，體現出人們對中國經濟轉型能否成功的信心和態度。

GDP有多重要？近期在統計局公佈2014年中國國內生産總值為636463億元這一數據後，我們觀察到的幾種不同現象再次證明這一問題的答案是：非常重要。樂觀的人從中解讀出中國的崛起，歡呼中國成為繼美國之後第二個躋身10萬億美元俱樂部的經濟體，規模超過日本的兩倍；悲觀的人則感慨7.4%是1990年以來中國經濟的最慢增速，有些外媒甚至已經忍不住開始展望“印度龜”超過“中國兔”的前景。還有一種現象也頗耐人尋味，上海市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並未就2015年上海GDP增速作出具體的要求，這一旨在淡化GDP重要性的舉措卻反而引起輿論的廣泛關注。

對GDP數據的不同反應，體現出人們對中國經濟轉型能否成功的信心和態度。不過，毫無疑問的一點是，轉型業已開始。服務業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開始明顯超過製造業就是一個明證。在金融這一典型的現代服務部門，許多數據也足以説明轉型正在路上。例如，2014年社會融資規模中，實體經濟通過債券和股票這兩大直接融資市場獲得的資金分別佔14.76%和2.64%，創歷年新高。非銀行部門的迅猛發展，推動銀行間接融資佔據主導地位的傳統金融體系正在朝著日漸均衡的多元化方向轉型。

另一方面，經濟和金融的轉型，要求從理念到行動乃至體制機制的全方位變化。在GDP的例子上，單從思想上願意接受更低的增長率目標是不夠的，還需要創造使得“又好又快”增長較“又快又好”增長更具吸引力的內外部環境並出臺具有可行性的舉措。在金融改革方面，面臨的轉型任務更為艱巨，因為在金融發展理念方面尚存在許多爭論，遠未達成共識。例如，金融到底是單純的市場機制還是應當具備一定的準財政功能？政府應以何種身份、何種方式介入金融體系？各利益相關主體願意並且能夠承受多大程度的金融轉型風險等等。理念之外，金融市場發展所依託的深層次體制機制問題則更為複雜。正因為在理念和機制上沒有明顯突破，2014年銀證保等領域雖然出臺了許多舉措，但總給人以金融改革推進緩慢、效果欠佳的感覺，各種光鮮的金融數據後面也暗藏隱憂。

回顧改革進程，理念＋機制＋舉措的全面轉型，推動中國經濟和金融體系發生了質的飛躍。如今站在更高的起點上，沒有理由畏縮不前。批准民營銀行籌建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確保民營銀行開業後的商業化運營不會受到政府的干預和影響；創新債券品種、引入項目收益票據等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地方債務甄別後，確保融資平臺真正能夠剝離政府融資功能；創新貨幣政策定向調控工具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將貨幣政策、金融監管政策、財政政策等有效銜接，將市場意願和政府意願有效協調，改善企業經營環境，使得資金更願意流向實體經濟領域；創新城鎮化融資工具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加快投資體制改革，能夠允許民資在有利可圖的行業實現控股。

政府做好自己的本分，不越位、不缺位，剩下的就放心交給市場吧。

作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員田輝

5、經濟步入增速換擋 創新轉型驅動發展

經濟新常態亟須培育新的內生動力，以實現持續性推動經濟平穩高效發展。

2014年中國GDP增速7.4%，基本符合預期，在國際經濟復蘇遲滯、國內三期疊加、經濟下行壓力巨大的情況下，經濟增速保持在2014年年初制定的7.5%左右區間，實屬不易。

更為可喜的是，結構調整、品質提升、就業增長、區域協調、創新轉型也同時取得了明顯成效。2014年將成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分水嶺，基本可以確定從30多年高速增長換擋于中高速調整增長。經濟結構調整、新增長動力培育、發展方式轉變將成為今後經濟發展的主基調。

經濟新常態下需要新認識、新思維、新動力、新舉措。

進入新常態，中國經濟增長將從數量和速度增長過渡到品質和效益全面提升；從能源資源高消耗、環境污染嚴重的粗放型增長向能源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發展方式轉變。依賴投資和出口驅動經濟發展的模式將終結，消費拉動、效率提升、改革驅動、創新發展將成為經濟發展的新動力。産業結構將發生深度調整，長期支撐經濟調整增長的重化工業和房地産業將逐步步入下滑通道，高端裝備製造業、網際網路資訊産業、生産型服務業等將成為我國經濟發展新的重要支柱産業。經濟增長紅利將更多惠及全社會，增就業、惠民生將成為新常態下發展關注的重點。

為適應經濟新常態，應積極調整發展思路，改變長期注重GDP增速的慣性思維，逐步實現去“GDP化”，在通過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保證經濟平穩增長、防止大起大落的同時，切實注重經濟增長品質和效益的提升，避免大量投資、低效增長的發展模式死灰複燃。各級地方政府能否儘快適應經濟新常態，加快本地區經濟結構調整和實現發展方式轉變，對新時期、新階段我國經濟順利換擋、轉型發展極為重要。

經濟新常態亟須培育新的內生動力，以實現持續性推動經濟平穩高效發展。深化關鍵領域和重要環節的改革，充分釋放改革紅利，吸引全社會各種資本參與改革發展，創新國有經濟與其他經濟成份高效融合、共同發展的多種模式，提升國有資本的效益和國有企業的活力，將成為較長時期中國經濟發展的不竭源泉。

應加快傳統産業改革和技術創新，集中優勢資源打造“中國高端裝備製造業”；大力扶持與網際網路技術相關的新興産業，培育新技術、新産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引領新的生活模式和消費模式，催生新需求、提升消費層次；優化産業結構，全面提高服務業在經濟全局中的重要地位，在提升一般性服務業水準和品質的同時，大力發展生産性服務業，加快整體經濟由工業主導向服務主導的步伐，真正實現中國經濟向高端邁進。

作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經濟年鑒社副總編輯、研究員梁仰椿

6、新常態下城鄉區域經濟將有更大作為

根據“一二三號工程”和“新棋局”的新思路，未來我國城鄉區域經濟新體系呼之欲出。

2014年7.4%的增長速度又創了一個新低。人們普遍認為，這是預料中的事，雖然速度進一步下行，但這是一個就業比較充分的速度、是一個産業和城鄉區域結構得到提升的速度、是一個民生得到進一步改善的速度、是一個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得到一定減輕的速度。總之，這是一個符合新常態的有品質和效益的速度，一個沒有過強刺激且令人感到滿意的速度。

新常態如何探底，中心的許多學者們都指出2015年是關鍵。探底的途徑，無非是採取一切可滿足就業要求的、可促進經濟結構優化的、可改善民生的、可縮小收入差距的、可減輕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的政策和措施。從可促進經濟結構優化，特別是城鄉區域結構優化角度看，未來在新常態下中國城鄉區域經濟將有更大作為。

新一屆領導集體提出了一系列得到廣大民眾高度認可的新的治國理念，其中在促進城鄉區域經濟協調和協同發展方面提出的“一二三號工程”和“新棋局”的新思路，高屋建瓴，準確地把握了當前我國城鄉區域經濟發展的實際和趨勢，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

“一二三號工程”是指京津冀協同發展（主要解決大城市病，有效治理“霧霾”污染）、長江流域經濟帶（探索東西部協調發展路徑和新的城鄉區域增長點）和陸地海上“絲綢之路”經濟帶（目的是建立全球一體化開放體系，重振中華民族往日的輝煌），分別稱為一號二號和三號工程。

“新棋局”可概括為縱向和橫向兩個“四帶”格局：即顯示和調控區域差距的縱向“四帶”，東北、東部、中部和西部和促進區域合作的橫向“四帶”，長三角——長江經濟帶、環渤海——東北沿線經濟帶、環渤海——華北西北經濟帶和泛珠三角——西南中南經濟帶。

根據“一二三號工程”和“新棋局”的新思路，未來我國城鄉區域經濟新體系已經呼之欲出。

所謂城鄉區域經濟體系是指人口、城鄉和産業在地表空間上的佈局體系，從空間結構看，包括總體框架和分層格局。總體框架，是從區域整體的點線結構看，我國城鄉區域可以構建以城鄉居民點為中心，以交通網路線路為連接的“四縱四橫”基本總體框架。

之所以將“四縱四橫”稱為我國空間經濟體系的基本框架，是因為各類具體經濟要素可以在這個基本框架下構成具體的、細化的各自總體框架，如高鐵線路可為“四縱四橫”、國道可以是“八縱八橫”、城市群網路可以是“三縱二橫”等。

“二實三虛”的五層次分層格局。“二實”指具有政府管理機構的實體區域，包括省級區域分層格局和縣級區域分層格局（假設地級行政區劃未來被虛化）；“三虛”指只設協調機構，為虛設區域，包括宏觀經濟區（如新三大地帶或四大板塊等）、綜合經濟區和特色經濟區。

以上這個完整的我國城鄉區域經濟新體系可以説是中國多少代城鄉區域經濟學家的夢想，當然這個體系中的許多細節還有待進一步細化和商榷。

作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研究部研究員劉勇

7、資産價格泡沫有限 貨幣可發力

從需求管理的角度出發，從目前相對較低的投資增速、貨幣增速和較高的利率來看，2015年貨幣政策的空間仍然很大。

2014年全年經濟保持平穩，國內生産總值增長速度相對往年雖略有下滑，但經濟結構和經濟品質改善，服務業快速發展，消費貢獻率上升。

從需求角度看，引起經濟增長速度下降的因素主要是投資，2014年全年固定資産投資完成額的實際增長率為15.1%，其中房地産開發投資完成額的實際增速為9.9%，分別比2013年低了4.1個百分點和9.5個百分點，下降幅度較大。與此同時，廣義貨幣、狹義貨幣和流通中貨幣各增長了12.2%、3.2%和2.9%，分別比2013年下降1.1、6.1、4.2個百分點。

從短期的宏觀調控看，需求面是影響當前中國經濟增速的重要因素，如果寄望短期宏觀調控政策著力，可從“泡沫不足慮，貨幣可發力”來入手。

近年來，使用貨幣政策進行需求管理的一個擔憂就是資産價格上漲，尤其是房地産價格的持續上漲，形成資産泡沫，重蹈美國次貸危機。在採取的應對措施方面一是控制房地産投資，二是嚴控房地産信貸，這兩者相互關聯，是2014年房地産投資和貨幣供應增長速度下降的重要原因。

但經過多年對房地産市場的調控，房地産市場出現了很多積極變化。房地産市場的資産泡沫目前來看，並不足慮。

資産價格泡沫的另一個市場就是股票市場，中國股票市場和成熟市場比較起來，一是熊市時間長、牛市時間短，二是估值便宜時候少、估值昂貴時候多，兩者結合起來就是：中國的股票市場即使在熊市的時候也不比別人便宜多少。

2014年股票市場快速上漲了一次，如果僅僅是從市盈率水準看，顯然是貴了很多。據海通證券的李迅雷估計，目前中國創業板的市盈率是美國納斯達克指數的3倍，滬深主機板的市盈率中位數是標普500的2.2倍，但這種較高市盈率的情形實際上是中國股票市場上的常有現象。

從中國居民的資産配置角度看，中國居民的股票資産只佔到其總資産的3%，相比美國的30%低了很多，因此，中國居民對於股票資産的需求仍然很大，這也減輕了股票市場高估值的擔憂，股票市場的資産價格泡沫還並未構成危險。

因此，從需求管理的角度出發，從目前相對較低的投資增速、貨幣增速和較高的利率來看，2015年貨幣政策的空間仍然很大。

作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研究部研究員劉雲中

8、把握戰略機遇再造開放新紅利

2015年要充分發揮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優勢，釋放新一輪改革開放紅利，提升出口競爭力。

2015年，我國出口形勢略好于2014年。當前，我國外貿發展處於重要的窗口機遇期。雖然2015年世界經濟仍存在不穩定性、不確定性，但更應在穩出口中為出口提質增效，牢牢把握好實施“一帶一路”建設的戰略機遇，充分發揮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優勢，釋放新一輪改革開放紅利，提升出口競爭力。

一是牢牢抓住外貿發展的窗口機遇期，主動適應外貿發展新常態，加快出口轉型升級。

2014年，我國出口形勢呈現逐步改善態勢，這無疑增強了企業出口預期。總體而言，2015年世界經濟增速將略高於2014年。

牢牢把握外貿發展的窗口機遇期，加快出口轉型升級。短期內，發達國家正在實施的新一輪技術和産業變革難以取得實質性進展，我國仍具有很多發展中國家所不具備的綜合比較優勢，如比發達國家綜合要素成本相對較低的比較優勢，競爭新優勢正不斷形成。

二是充分發揮實施“一帶一路”建設的戰略機遇，為外貿發展注入新活力。

“一帶一路”的合作涉及60多個國家、44億人口，合作領域涉及基礎設施、經貿、科技人文、海洋等多領域，必然會帶來很多貿易投資機會。加快“一帶一路”沿線的基礎設施建設，有助於提升貿易便利化水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經濟結構互補，貿易發展潛力大。加強“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的科技人文交流，有助於促進服務貿易發展。

三是充分發揮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優勢，為外貿發展注入新動力。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決策部署，為我國外貿發展增添了新動力。放寬投資準入，以開放促改革、促創新，將提升我國産業競爭力，增強我國出口競爭力。改革對外投資管理體制，有助於我國企業走出去，發揮投資對出口的帶動作用。

四是充分釋放改革紅利，為外貿提質增效打造法治化的營商環境。

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作出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決定，增強了外貿發展的穩定、法治化、透明的預期，大力簡政放權，提升貿易便利水準。比如，海關已在全國範圍內複製推廣已在上海自貿區落地的創新制度，有力地推動外貿可持續發展。

作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副研究員趙福軍

9、2015年應重視廣義公共品供給

政府“缺位”導致公共産品供給不足、收入差距擴大、社會保障不完善、基礎研究和共性技術供給不足，經濟轉型升級面臨瓶頸。

2014年，是我國經濟逐步適應新常態的一年，經濟保持了穩定發展，沒有出現系統性風險，十八大以來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初步取得成效。

從長期來看，我國經濟正處在舊的增長週期結束、新的增長週期尚未全面啟動的過渡態階段。當前的問題，既有市場失靈，又有政府失靈。

市場失靈表現在，市場機制調節的自發性、盲目性和滯後性，導致過度投資、産能過剩、産業結構碎片化，中低端産業低水準競爭。

政府失靈表現在，政府“越位”追求GDP的政績導向和親資本傾向，加快了下行週期的到來，也加劇了市場失靈，政府“缺位”導致公共産品供給不足、收入差距擴大、社會保障不完善、基礎研究和共性技術供給不足，經濟轉型升級面臨瓶頸。

2014年，上述問題正在緩解，但是挑戰仍然較大。全年固定資産投資增速放緩，但是投資增速仍顯著高於GDP和消費增速，特別是全國居民每人平均消費支出只增長7.5%，城鎮居民只增長5.8%，擴大消費需求的任務仍很艱巨。

消費增長不快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社會保障仍不完善，特別是醫療和教育費用仍上漲較快，公平性、公益性不強，導致群眾預防性儲蓄，不敢放心擴大消費。

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主營活動利潤同比增長4.7%，主營業務收入利潤率為5.69%，顯著低於投資和GDP增速，企業平均利潤率趨向下降，實體經濟仍然比較困難，一些産能過剩行業由於資産、債務、人員等問題難以真正化解産能，這些都可能孕育新的風險。

服務業投資雖然增長了16.8%，是三大産業中增長較快的，但是其中醫療、養老服務業已經出現泡沫傾向，相當多的投資者變相通過服務業跑馬圈地，發展商業地産，並不能真正起到結構調整的效果。

2015年，解決這些問題，需要政府把該管的事管好，重視廣義公共品的供給。

一是通過大幅度調整分配關係、改善社會公平，扭轉政府過度親資本傾向，實行更加有利於提高勞動者收入的政策，才能緩解由於勞資矛盾導致的收入差距、購買力不足，這是調整經濟結構的“源頭活水”。如果仍然把精力放在刺激投資上，就可能進一步惡化收入分配關係，更加抑制內需，還可能導致企業平均利潤率進一步下降，孕育新風險。

二是通過完善社會保障，降低醫療、教育、養老的費用，讓群眾放心消費和創業。社會事業並不是政府的負擔，而是經濟增長的動力，有利於提高人力資本，實現轉型升級。如果靠醫療市場化、教育産業化來拉動經濟，短期有效果，長期來看將增加經濟發展的成本，效果適得其反。

三是加強工業領域産業整合和自主創新，加強工業發展戰略研究，做好資訊化頂層設計，加強全行業協作，發揮骨幹企業作用，力爭實現原初性、基礎性的創新，實現基礎理論、共性通用技術的重大突破，為經濟轉型升級提供技術儲備。

作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副研究員江宇

10、高度關注競爭力變化

在當前經濟結構調整的大背景下，工業增速適當回落，反映了我國進入“經濟新常態”後的一些階段性特徵，但效益的明顯下降，提醒我們要高度關注産業競爭力問題。

國家統計局近日公佈了工業運作的最新數據。2014年12月份，我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實際增長7.9%，比11月份加快0.7個百分點。分門類看，採礦業增加值同比增長3.4%，製造業增長8.9%，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産和供應業增長3.7%；分行業看，高新技術産業和裝備工業的增速快於製造業的平均增速。其中鐵路、船舶、航空航太和其他運輸設備製造業增長15.2%，電腦、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增長14.3%。分地區看，東部地區增加值同比增長7.1%，中部地區增長8.1%，西部地區增長10.6%。從運作數據看，我國工業當前的運作態勢總體穩定，行業、地區結構進一步優化。但從效益數據來看，12月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同比下降8%，降幅比11月擴大3.8個百分點，是28個月以來的最大單月降幅，表明工業經濟仍面臨較大的下行壓力。

從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來看，2014年12月份PMI為50.1%，較上月回落0.2個百分點，降幅比上月收窄，反映出當前經濟下行態勢有所趨緩。從分項指數看，生産指數和新訂單指數高於50的臨界點，但從業人員指數、原材料庫存指數和供應商配送時間指數低於臨界點，表明製造業企業整體上還處於去庫存階段，部分企業繼續壓低庫存控制生産。從分企業規模指數來看，大型企業PMI為51.4%，比上月小幅回落0.2個百分點，大型企業走勢基本穩定；中、小型企業PMI連續位於臨界點以下，分別為48.7%和45.5%，表明中、小型企業生産經營仍然面臨不少困難。

在當前經濟結構調整的大背景下，工業增速適當回落，反映了我國進入“經濟新常態”後的一些階段性特徵，但效益的明顯下降，提醒我們要高度關注産業競爭力問題。特別是在當前經濟增速處於換擋期的背景下，要區分經濟增速回落導致的工業效益下滑和産業競爭力變化導致的效益下滑。從全要素成本的角度考慮，近期石油和大宗商品價格的下降，拉低了PPI指數，有利於降低製造業能源和原材料成本，但近年來持續高企的勞動力和融資成本對製造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産業的競爭力帶來不利影響，需要從政策上加以認真應對。當前我國處於産業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也是産業比較優勢和發展動力雙轉換的關鍵時期，在此過程中要始終關注産業競爭力的變化。

作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産業經濟研究部第一研究室主任、研究員王曉明

11、房地産市場仍將處於去庫存週期

房地産開發投資增速回落符合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去庫存和去杠桿是市場機制對前一階段産業過度擴張的修復，是對潛在風險的一種自動減壓過程。

2014年可以説是房地産市場階段性的分界點。隨著房地産供求關係從供不應求向總量基本平衡轉變，加之整體宏觀經濟增速趨緩，房地産開發投資累計增速出現持續下滑。2014年，全國房地産開發投資完成額9.5萬億元，累計同比增速10.5%，增速甚至比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的2009年還低5.6個百分點。與之相應的是銷售面積增速以及房地産價格的回落，2014年我國商品房銷售為12.1億平方米，累計同比下降7.6%，企業去庫存壓力仍然較大。2014年12月份70個大中城市中，價格下降的城市有68個，上漲的城市有2個，同比最高漲幅為2.1%，最低為下降10.3%。在沒有特別的外部衝擊下，房地産開發投資出現持續下滑的主要原因是我國房地産市場自身發展階段出現變化。房地産開發投資增速回落符合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去庫存和去杠桿是市場機制對前一階段産業過度擴張的修復，是對潛在風險的一種自動減壓過程。

從土地購置面積、資金到位等先行指標分析，房地産投資缺乏短期內大幅回調的可能性。2014年土地購置面積3.3億平方米，同比下降14%，土地購置面積作為重要的先行指標，將影響未來2－3年的投資規模，因此從這點上看，未來一段時間，房地産開發投資增速仍然存在下行壓力。另外，2014年房地産開發資金來源12.2萬億元，同比下降0.1%，銀行加大房地産風險的控制力度，特別是對三、四線城市的開發貸款和個人住房按揭貸款更加謹慎，在房地産資金來源中，個人按揭貸款累計同比下降2.6%。社會資本對房地産的預期發生變化，一些龍頭企業紛紛提出要調整投資節奏和轉變經營模式。但從總體看，目前我國房地産市場風險仍處於一種總體可控狀態，無論從基本住房需求和改善性需求規模、棚戶區改造量，還是從銀行貸款壓力測試、首付比例、就業狀況以及居民收入增長等方面，我國房地産仍然具備實現軟著陸，保持相對平穩運作的基礎條件，而房地産市場運作達到新平衡的關鍵因素是順利完成這一輪去庫存週期。

建議下一階段房地産政策要符合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避免出臺不當的刺激政策，要清楚認識到在目前房地産發展階段中，過高的投資增速才是醞釀房地産風險甚至房地産泡沫的催化劑。宜繼續重點支援基本住房需求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給予相應的首付和貸款利率優惠，儘快完善和重構政策性住房消費金融體系。降低交易環節的稅收負擔，開徵持有環節的房産稅，提高住房存量資源配置效率。同時，要加大對局部性房地産市場風險監控，做好相應預案。

作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房地産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劉衛民

12、農業農村經濟在高起點上實現增長

2014年，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背景下，農業農村經濟增長為新常態下“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惠民生”提供了有力支撐。

2014年，我國農業農村經濟在高起點上實現了增長。糧食生産實現“十一連增”，全年豬牛羊禽肉産量、禽蛋産量、牛奶産量實現增長，農民收入增幅連續5年超過城鎮居民收入增幅。

根據國家統計局對全國31個省（區、市）農業生産經營戶的抽樣調查和農業生産經營單位的全面統計，2014年全國糧食播種面積112738.3千公頃，比2013年增長0.7%。其中穀物播種面積94622.8千公頃，比2013年增長0.9%。全國糧食單位面積産量5385公斤／公頃（359公斤／畝），比2013年提高0.2%。其中穀物單位面積産量5889.4公斤／公頃（392.6公斤／畝），比2013年下降0.1%。全國糧食總産量60709.9萬噸（12142億斤），比2013年增長0.9%。其中穀物總産量55726.9萬噸（11145.4億斤），比2013年增長0.8%。全年糧食增産的主要原因：一是中央繼續出臺一系列強農惠農政策，及早預撥農業“四補貼”，及早發佈小麥、稻穀最低收購價，繼續實施産糧大縣獎勵政策，調動了多方面糧食生産積極性；二是種植結構調整，尤其是江淮、江漢一些地區減棉增麥，江漢等部分地區單季稻改為雙季稻。三是各地繼續推廣應用優良品種，繼續實施“農業防災減災穩産增産關鍵技術補助政策”，加大補助力度，針對糧食生産過程中遇到的問題採取小麥“一噴三防”、水稻集中育秧、病蟲防控等措施，促進了糧食單産水準的提高；四是氣候條件相對較好，總體災情輕於上年，全國農作物受災面積、絕收面積比上年同期減少。

全國棉花總産量616.1萬噸（123.2億斤），比2013年減少2.2%。播種面積減少是棉花産量減少的主要原因。2014年全國棉花播種面積4219.1千公頃（6328.6萬畝），比2013年減少2.9%，因播種面積減少減産18.3萬噸（3.7億斤）。分地區看，目標價格改革試點地區新疆棉花播種面積擴大，比2013年增加235.1千公頃（352.6萬畝），增加13.7%；其他地區由於預期收益下降，棉花播種面積普遍減少。

全年動物疫情形勢總體平穩，沒有發生重大農産品品質安全事件和區域性重大動物疫情，豬牛羊禽肉産量8540萬噸，比上年增長2.0%，其中豬肉産量5671萬噸，增長3.2%。禽蛋産量2894萬噸，比上年增長0.6%；牛奶産量3725萬噸，增長5.5%。

根據城鄉一體化住戶調查，全年農村居民每人平均純收入為9892元，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9.2%；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10489元，比上年實際增長9.2%。農民工總數和收入都有所增加。全年農民工總量27395萬人，比上年增加501萬人，增長1.9%，其中，本地農民工10574萬人，增長2.8%，外出農民工16821萬人，增長1.3%。農民工月均收入水準2864元，比上年增長9.8%。全年農村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速快於城鎮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2.4個百分點，城鄉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倍差2.75，比上年縮小0.06。

2014年，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背景下，農業農村經濟增長為新常態下“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惠民生”提供了有力支撐。

作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副研究員李青

13、“雙引擎”提升中國外貿投資增長品質

2014年中國GDP達到63.6萬元億人民幣，比上年同期增長7.4%。雖然增速連下臺階，但GDP增量卻是呈上升趨勢。而且若以“臺階論”來評價中國經濟，那在看到經濟增速下臺階的同時，也應看到經濟發展品質的上臺階，尤其在貿易投資方面。

首先，貿易結構在優化。一般貿易佔整體的比重持續上升，2014年達到53.8%，而加工貿易僅為32.7%，且呈不斷下滑趨勢，這有利於扭轉我國貿易附加值低、處於價值鏈低端的不利局面。同時，2014年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額佔中國外貿總額的比重比上年同期分別下降6和3.9個百分點，而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總額中加工貿易佔到近60%，其加工貿易額更是佔到全國加工貿易總額的80%以上，因此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總值佔總體比重的下降將進一步優化中國的貿易結構。

其次，貿易市場多元化戰略取得積極進展。2014年，中國對新興市場的雙邊貿易額佔到中國外貿總值的20.2%，較2013年提高0.8%，且8.4%的增速也遠高於整體2.3%的增速。未來新興市場作為全球經濟增長動力的角色不容置疑，增加對新興市場國家的貿易額不僅有利於中國在全球經濟增長乏力的情況下尋找新的貿易增長點，更有利於緩解自身在貿易轉型期的陣痛。

尤為值得關注的是，涉外投資實現了均衡增長。2014年中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額達1029億美元，雖然並沒有如先前預期的那樣超過吸收外資額，最終以160多億美元的差距收尾，但從增長的趨勢看，這是必然的結果。同時在吸收外資方面，服務業佔比繼2011年首超製造業後，在2014年更是達到了55.4%。這些高附加值服務業如資訊通信、金融保險等的發展進一步夯實了中國對外投資的發展潛力。

更重要的是對外投資和吸收外資實現了更具包容性的均衡增長，這將有利於中國在這個以跨國公司為主導的對外投資與吸引外資相互交融的國際市場上獲得更大利益。而政府作為經濟發展的“雙引擎”之一，也在政策制定、法律規範、市場監督等方面作用明顯，進一步推動著涉外投資的均衡發展。

一方面，中國構建法治社會的步伐在加快，目前正在積極醞釀的《外國投資法》，將著力推行“有限許可加全面報告”的外資準入管理制度，並更加重視事中事後監管，以此來營造公開、透明、可預期的營商環境，吸引更多更優質的外商投資。

另一方面，中國推出的“一帶一路”戰略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打開了新的通道。通過這個切入點將不僅為中國的設備製造、金融、工程管理、運輸、能源等産業帶來巨大的發展機會，更為中國在國際社會上樹立開放、包容、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創造了條件。

作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實習研究員陳紅娜

14、要高度重視金融與實體經濟平衡

要高度重視當前金融與實體經濟嚴重失衡的現象，通過全面深化改革來重塑金融與實體經濟之間的關係。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2014年1－4季度GDP初步核算數據，2014年金融業增加值46954億元，佔2014年GDP的7.38%。如果初步核算數據與最終核實數據相差不大的話，根據來自OECD的數據，中國的金融業增加值佔GDP比重便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高居榜首，既高於以金融業發達著稱的美國和英國，它們的金融業增加值佔GDP比重在2013年和2012年分別為6.32%和7.27%；更是遠遠高於以製造業著稱的日本和德國，它們的金融業增加值佔GDP比重在2012年和2014年分別為4.55%和3.59%。中國金融業增加值佔GDP比重高並不表明中國金融業服務實體經濟效率高；相反，它意味著金融業規模過大，意味著金融與實體經濟之間關係的嚴重失衡。

金融與實體經濟關係的失衡不僅體現在GDP數據上，還體現在另外兩個方面。一是利潤結構的嚴重失衡。根據財政部的數據，2014年1－11月，金融業所得稅7296億元，為工業企業所得稅的95.41%，比2011年增加39.25個百分點；為企業所得稅的28.76%，比2011年增加4.78個百分點。金融業所得稅與工業企業所得稅之比，以及金融業所得稅佔企業所得稅比重高且大幅度增加，與其説是金融業稅收貢獻的增加，不如説是金融業與實體經濟之間利潤格局的嚴重失衡；與其説是金融業盈利能力強，不如説是實體經濟融資成本高。另一個可以揭示類似現象的數據是上市銀行利潤比重。2014年上半年，16家A股上市銀行凈利潤佔全部A股兩千多家上市公司凈利潤總額的比重為51.51%。

二是人才配置的嚴重失衡，最優秀的人才如潮涌般流向金融業。根據《清華大學2013年畢業生就業品質報告》，2013年簽三方就業的清華大學碩士畢業生中，有17.5%的學生就職于金融業，其中，理科畢業生中就職金融業的比重為18.8%。根據《北京大學2013年畢業生就業品質報告》，2013年簽三方就業的北京大學碩士畢業生中，就職于金融業的比重更是高達25.56%，遠高於其他所有行業。而2013年全國就業結構中，金融業就業人數僅佔城鎮就業人數比重2.97%。

新常態下，“經濟增長將更多依靠人力資本品質和技術進步，必須讓創新成為驅動發展新引擎”。但是，在金融與實體經濟的嚴重失衡背景下，可以提供高收益和高收入的金融業，向一個巨大的“磁鐵”一樣，過度吸附了資本、優秀人才、企業家才能等創新要素，已對經濟增長模式由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化構成了嚴重阻礙。

為此，要高度重視當前金融與實體經濟嚴重失衡的現象，通過全面深化改革來重塑金融與實體經濟之間的關係。應積極推動利率市場化，積極穩妥放寬市場準入、加快順暢金融機構退出機制，大力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和非銀行金融機構，推進商業金融機構和政策性金融機構改革，以形成一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金融環境，以推動金融業利潤率的平均化為突破口實現金融與實體經濟的再平衡。

作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朱鴻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