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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新立:穩增長是今年經濟工作的第一要務

發佈時間: 2015-01-30 11:05:20    來源: 光明日報    作者: 鄭新立    責任編輯: 張林

1981—2013年最終消費率、居民消費率、投資率變化情況(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14)

前不久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科學分析了當前經濟形勢,提出了今年經濟工作的五項任務。其中第一項任務,就是努力保持經濟穩定增長,其餘四項任務也都是圍繞著穩增長來部署的,包括積極發現培育新增長點,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發展空間佈局,加強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五項任務同時明確了結構調整的重點。認真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是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根本保證。

需求不足是當前經濟運作的主要矛盾

當前經濟運作的主要矛盾是什麼?是最終需求不足。産能過剩和需求不足是同一問題的兩種表述方式。宏觀經濟對策必須緊緊抓住解決這個主要矛盾來進行。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縱觀30多年來的發展軌跡,我們基本是依靠高投資、高消耗、高污染來支援經濟的高增長,走的是一條粗放型的發展道路。對此,不能苛求於前人。因為當時面臨的主要矛盾是短缺,是商品的極度匱乏。我們用20年的時間消滅了短缺,這是了不起的偉大成就。但由於對高投資率、低消費率的嚴重後果覺悟較遲,沒有及時採取有效措施,加上投資增長的巨大慣性,以致30年來投資率一路攀升,最終消費率和居民消費率一路下降,投資與消費的比例關係陷入目前的扭曲狀態,這就是當前經濟下行、需求不足、增長乏力的根本原因。從1981年到2013年,我國投資率從32.5%一路攀升至47.8%,同期,最終消費率從67.1%下降到49.8%,居民消費率從52.5%下降到36.2%,分別上升了15.3個百分點和下降了17.3、16.3個百分點(見下圖)。目前我國每年創造的GDP總量,將近一半用於擴大再生産,僅僅有三分之一多一點用於13多億人消費。美國的居民消費率為70%。像我國這樣的投資與消費結構在全球各國是絕無僅有的,是註定不可持續的。

顯而易見,我國經濟發展已由供給約束階段轉變到需求約束階段。需求不足的問題不突破,其他措施難以發揮大的作用。結構調整的主要目的就是從結構轉換中創造和釋放出新的需求。宏觀經濟管理部門和研究機構應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破解需求瓶頸上。

馬克思用畢生精力研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規律,最後得出結論,生産能力無限擴張和廣大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之間的矛盾,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這個矛盾必然導致週期性的生産過剩的危機。戰後發達市場經濟國家通過加強經濟預測、宏觀調控和發展福利社會,使過剩的矛盾得以緩解。我國從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到現在,只有20年的時間。對市場經濟的客觀規律認識不深、研究不夠,雖然已經有效地解決了計劃經濟下的短缺問題,但對過剩問題尚未破題。

重新聚焦農村改革是破解需求不足難題的關鍵

據統計,2013年,我國農村仍居住著6.3億人,農業勞動力尚有2.4億人,農業勞動力佔全社會從業人員的比重為31.4%。農業勞動生産率只及全社會平均勞動生産率的三分之一,農民每人平均收入水準也只及城市居民的三分之一。把農業勞動生産率提高到社會平均水準,從而使農民的每人平均收入水準趕上城市人口收入水準,條件已經成熟。釋放6.3億農村人口的消費潛力,足以支援我國經濟以7.5%以上的速度發展到2030年。中國30多年改革發展的一個重要經驗,就是不管什麼商品,只要農民學會製造,這種商品很快就會由供不應求轉變為供過於求;不管什麼商品,只要農民有錢購買,這種商品很快就會由供過於求轉變為供不應求。

釋放農村需求的巨大潛力,首先要提高農民的購買力。以汽車來説,儘管不少城市已因交通擁堵而限購,但農村不存在這個問題。2013年,我國民用汽車擁有量為1.27億量,擁有率不足10%,全世界平均為30%以上,發達國家高達80%甚至更高。如果讓農民買得起車,將足以支援我國汽車工業未來十幾年的高速增長,城鄉結構將由此發生深刻變革。

通過加快農業發展方式轉變,建立現代化、規模化、專業化大農業,是提高農業勞動生産率和增加農民收入的根本途徑。習近平主席在去年全國農村經濟工作會議講話中曾指出,單季農業地區,每個勞動力能耕種100~120畝地;雙季農業地區,每個勞動力能耕種50~60畝地,其勞動生産率就能達到社會平均勞動生産率,農民就能成為一個體面的職業。在廣大平原和淺丘陵地區,達到這樣一個最低規模要求已經有了條件,農業現代化出現了千載難逢的機遇:一是農業勞動力轉移有出路,到處都是招工難;二是農用工業可以提供充足的農機裝備等農業生産資料;三是市場對優質農産品的需求旺盛;四是各級政府對三農包括水利的投入規模高達五萬億元,今後還會不斷增加。充分利用這些有利條件,大幅度提高農業勞動生産率,大幅度縮小乃至消滅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此其時也。

筆者去年12月下旬赴黑龍江黑河市農村調研,那裏的土地85%以上已經流轉,由合作社、農業公司、種田大戶耕種,每畝每年轉包費平均700元左右。有一個村有耕地2萬多畝,原來由220多個勞動力分散耕種,現在組建了合作社,只用十幾個勞動力種地,其餘勞動力全部外出打工。婦女到上海做月嫂,月工資5000多元,夫妻倆都出去打工,年收入可達10萬元,加上土地轉包收入一萬多元,家庭年收入超過11萬元,收入比原先翻了兩三番。合作社搞規模化、標準化經營,使單産提高30%以上。從黑河的情況看,在合作社、農業公司和種植大戶三种經營模式中,股份合作制更受農民歡迎。因為土地、農機農用資料都可作價入股,收入按股分紅。合作社聘請管理人員、農機手等,由合作社發給工資。合作社的工作人員大都是社員,他們既拿到分紅,又拿到一份工資,收入略低於外出打工者,但可以照顧家庭。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轉變農業發展方式作為今年第三位的任務。只要加強政策引導、鼓勵,土地流轉的速度可能會快一些。沿襲了幾千年的以家庭為單位的自然經濟模式,在工業化、城市化浪潮衝擊下,將逐步退出歷史舞臺。

鼓勵農民工有償退出宅基地並在城市購房

目前,我國有農民工2.7億人,農村留守兒童6000萬人,留守婦女4600萬人,留守老人4000萬人,共有4.16億人期盼著全家團聚。加快解決農民工的家庭團聚問題,將拉動巨大的城市建設需求,對穩增長將能起到立竿見影之效。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關於農村改革的《決定》提出,土地佔補平衡只能在省域範圍內進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允許農戶對宅基地使用權抵押、擔保、轉讓,第一次賦予宅基地以商品屬性,農戶憑藉其使用權即法人財産權,就可以分享到城市化過程中土地增值的收益。這個市場範圍有多大,農民退出的宅基地就能在多大範圍內享受到級差地租的收益。筆者1月初到河南新鄉市農村調研,了解到農戶拿退出的宅基地到縣級土地市場交易,每畝價格僅5萬元左右;拿到新鄉市地級土地市場交易,每畝能賣20萬元。土地部門的同志估計,如能在鄭州開放省級土地市場,每畝可賣到50萬元左右。這對進城購房的農民工來説是一筆不小的收入。吸收農民工較多的城市,應為農民工建福利房。過去城市人口享受到福利分房,隨著房價提高,出現了財富升值效應。以農民工退出宅基地為條件,換取新增城市住房建設用地,以較低的價格為農民工建房,使農民工在城裏買得起房,這是政策的關鍵。

農民工市民化可收到多方面的好處:第一,這是新形勢下黨和政府關心群眾生活的重大行動,對密切黨與農民的關係將産生深遠影響;第二,農民工在城裏安了家,就可以參加各類技術培訓,熟練工留在企業,有利於形成穩定的高素質産業工人隊伍;第三,有利於節約利用土地資源,農民工再也不必把辛辛苦苦掙來的錢用於在老家建一座無用的樓;第四,為四億人在城市造房,將形成巨大的需求,加上進城後增加的消費需求,將成為破解需求不足矛盾的根本舉措。

亟待厘清的幾個認識誤區

重新聚焦農村改革,釋放農村發展的巨大潛力,必須首先打破思想障礙,厘清幾個認識上的誤區。

第一,認為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必然衝擊18億畝耕地紅線和國家糧食安全。發展現代化農業,將使我國農業由一個弱質産業提升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産業,這是對糧食安全的根本保障。土地經營權的流轉,必須在不改變農業用途的前提下進行。當然,應借助土地經營權流轉的機會,推廣糧改飼和種養結合模式,促進糧食、經濟作物、飼料三元種植結構協調發展,提高畜牧養殖業在農業中的比重。這樣,用同樣面積的土地將生産出比糧食更多的食物。宅基地的退出,除了能滿足新增建設用地的需要,還能節約50%以上的土地用於新增耕地,這是試點地區的經驗證明了的。世界經驗也證明,所有國家在城市化過程中耕地都是增加的。現在,全國農村宅基地佔地17萬平方公里,折合2.55億畝,每個農村人口占有的建設用地是城市人口的3倍多。建立城鄉一體化的建設用地市場,促進土地資源的節約集約利用,勢在必行。

第二,擔心農民工在城市失業,老家又回不去,怎麼辦?讓農民工市民化以後,即享受到城市的社會保障,包括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等保險,這個問題就自然化解了。

第三,擔心農民對土地的法人財産權實現之後,會不會引起貨幣超發和通貨膨脹。農民能夠像城裏人一樣分享到城市化過程中土地增值的收益,而且通過設置區域性土地交易市場,讓遠離城市的農民的宅基地,也能分享到大城市的級差地租,這是農民的權利。農民工增加的購買力充其量只能對緩解通貨緊縮發揮些作用,説會引發通貨膨脹,實在是不著邊際。

改革以來,每一次大的突破,都率先來自農村。重新聚焦農村改革,使農業勞動生産率趕上社會平均勞動生産率,使農民每人平均收入趕上城市每人平均收入,基本消除城鄉發展差距,這一歷史任務亟待我們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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