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輝華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院長、經濟學院教授
近年來，中國官員自殺案例逐漸增多。根據南方週末的報道，2003年8月底到2014年4月初，自殺官員多達112人，平均每年大約10人。自殺官員涉及26個省份，超過七成是處級及其以下官員，其中涉嫌貪腐的官員佔自殺官員總數的二成以上。
建國後最有名的自殺貪官，應該是原北京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王寶森。根據官方消息，王寶森貪污和挪用公款總共超過3億元人民幣，于1995年4月4日淩晨在北京郊區懷柔開槍自盡。最近的一個貪官自殺案例，是南京市六合區原區委書記婁學全。2014年6月18日，據中紀委網站消息，婁學全頂風違紀，接受化工園管委會的宴請並收受慰問金，被免去六合區委書記和南京化工園區黨工委書記職務，並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9月18日淩晨，婁學全在家中上吊，經搶救無效後死亡。
官員自殺，三成涉貪
我們根據公開報道統計了近三年的數據，發現：2012年自殺官員12人，其中4人貪腐或涉嫌貪腐；2013年自殺官員7人，其中2人貪腐或涉嫌貪腐；2014年自殺官員陡然增加到39人，其中10人貪腐或涉嫌貪腐。綜合最近三年數據，貪腐或涉嫌貪腐的官員佔自殺官員的大約三成。與前十年（2003-2012）相比，貪官自殺的數量和比例都在上升。考慮到官員自殺後，涉嫌貪腐的資訊對官員家屬或者所在單位都非常不利，從而最有可能被官方掩蓋，因此我們估計的涉貪官員自殺比例應該是最保守的數字。
與貪官自殺數量明顯上升的現象相反，貪官被判處死刑的數量卻明顯下降。按照《刑法》的字面規定，法律對貪官的懲處是相當嚴厲的。官員貪污或受賄5千元以上，即可判處1年有期徒刑；每多貪污1萬元，就增加1年徒刑；貪污數額超過10萬元，可判處無期徒刑，情節嚴重者可被判處死刑。
然而，一方面由於國際上“少殺慎殺”的人道主義原則開始在中國的司法系統被逐步接受，另一方面很多貪官有坦白、退贓以及立功表現，實際上只有極少數貪官被最終判處死刑。根據媒體報道，從2000年到2011年，這12年裏被判處死刑的貪官只有15人，平均一年只有一個。而且，從2012年到2014年，這3年裏只有一個貪官被判處死刑，就是原廣州市白雲農工商聯合公司經理張新華。作為一個副處級官員，此人貪污、受賄金額近4億元人民幣，屬於“情節特別嚴重、影響特別惡劣”的典型，因此死罪難逃。
吊詭的問題正在於此：既然貪官幾乎不會被判處死刑，那為什麼貪官還要選擇自殺？更吊詭的是，這幾年被判死刑的官員數量明顯下降，可為什麼自殺的官員數量卻明顯上升？一句簡單的“畏罪自殺”實在難以解釋，為此本文將從經濟學的角度給出一個解釋。
貪官自殺的成本和收益考量
在經濟學家看來，人們在絕大多數時候都是理性的。理性人的目標是最大化自己的效用水準。這裡的效用（utility）通常是個人的物質利益（如金錢和住房）和非物質利益（如權力和美女），也可以包括自己家屬或相關人的利益。從理論上講，貪官選擇自殺，一定是因為自殺帶來的收益超過了自殺的成本，因此自殺是一種理性的選擇。
的確，這是一個冷酷甚至殘酷的結論，但這很可能是最接近事實真相的結論。
一個貪官自殺的主要成本，莫過於自己的生命消失，從而導致本人的效用水準為零。因為死人是不能享受的。次要的成本，就是給自己家人、親屬或朋友帶來損失，這種損失包括兩個方面。
其一，是熟人離世導致的精神損失。畢竟人是社會動物，也是感情動物，因此一個活生生的身邊人突然離世，哪怕他是一個貪官，也會讓正常人在較長時間內感到痛苦。其二，是物質上的損失。中國的傳統文化就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一損俱損，一榮俱榮”，“有福同享，有難同當”。一個家族或者朋友圈中，一旦某人當官掌權了，其他人都希望以合法或者非法的方式分享權力和利益。這也是近年來“家族腐敗”頻繁爆發的文化因素。反之，一旦貪官自殺了，親朋好友從中得到的部分既得利益（如升職、找工作）恐怕也伴隨貪官一同消失了，這就是所謂的“樹倒猢猻散”。
一個貪官自殺的收益，至少包括三個方面。第一，消除罪證，保護同僚。由於反腐敗法律和政策日漸趨緊，單個官員要想貪腐後不被抓住是非常困難的，因此近年來集體腐敗、“塌方式腐敗”和“家族腐敗”才日漸增多。在一個完整的腐敗鏈條中，處於最上游的貪官是最難抓捕的，因為權力越大，反偵查的手段和反“反腐敗”的能力越強。因此，紀檢監察機關往往從比較薄弱的環節入手，由外至內，抽絲剝繭。但是，根據《刑法》，一旦當事人死亡，司法機關就不再追究其刑事責任，或者撤銷案件，或者終止審理。因此，一個處於腐敗鏈條下游或者薄弱環節的貪官自殺了，或者“被自殺”了，就意味著證據鏈條被破壞了，反腐敗工作就只能半途而廢，或者只拍死了“蒼蠅”，卻放走了“老虎”。一個貪官自殺了，多個貪官就漏網了，這叫“丟車保帥”。
第二，保護家屬的部分既得利益。貪官自殺雖然給家屬帶來了心理上的痛苦，但是卻可能保護家屬的部分既得利益。中國傳統文化講究“死者為大”。一旦某個人死了，即便他是貪官，社會輿論也希望“手下留情”、“適可而止”，窮追猛打、挖地三尺的做法儘管合理合法，但是卻不合情。這也就意味著，如果貪官生前用貪污所得為子女購房置地，又或者以家屬名義在銀行存下贓款，司法機關恐怕不太可能全部追回這些非法的金錢財物。甚至於一旦貪官自殺，其家屬參與的違法違紀問題，也會從輕發落，因為怕再鬧出人命，導致結局不好收拾。
第三，免受侮辱，保護名聲。在當前司法體制不完善的前提下，一旦被抓，無罪釋放的可能性近乎為零，刑訊逼供或者變相逼供的現象恐怕難以避免，至於被人栽贓或者被迫認罪的現象也不是沒有發生過。
比如，根據媒體公開報道，南昌大學原校長周文斌在庭審中陳述，自己被抓主要是因為得罪了前江西省委書記蘇榮，並認為自己遭受了刑訊逼供和威脅恐嚇。預料到或者已經遭遇了這些情況，一些個人意志薄弱的貪官就寧願選擇自殺，也不能接受各種淩辱。當然，不排除有一些貪官在被查處之前，覺得事情終究會敗露，從而選擇自殺來掩蓋罪行。一般情況下，對於涉嫌貪腐的自殺官員，單位為了自己的聲譽，會用別的理由掩蓋過去——比如“抑鬱症”、“絕症”，這樣外界並不確知當事官員的貪腐情況，這實際上保護了貪官生前及死後的名聲。
驅動貪官自殺的外部因素
中國有一句俗話，“好死不如賴活”。一個貪官寧可自殺也不願茍活，説明自殺的收益超過了成本。進一步的問題是，哪些因素可能驅使貪官傾向於選擇自殺？技術地説，如果自殺是貪官在約束條件下的最優選擇，我們可以得到哪些比較靜態學命題？
首先，上級貪官施加的壓力越大，或者貪官家屬的既得利益越大，貪官越是容易自殺。出於保護自己利益的考慮，腐敗鏈條的最頂端會想盡辦法斬斷證據鏈條，因此會用各種手段逼迫處於下游的貪官自殺。逼迫的主要手段，往往是以保護貪官家屬的既得利益作為交換。級別越低的官員，在大貪官面前的談判力越弱，承受壓力的能力也越小。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自殺的貪官超過七成是處級及其以下官員。
再次，司法系統越不透明、公正，貪官越是容易自殺。一個透明、公正的司法系統，不僅能保護守法公民的合法利益，也能保護貪官的合法利益，即讓貪官“願賭服輸”。在這種情況下，既然貪腐幾乎沒有死刑，貪官就不會因為折損自尊而被迫走上自殺的極端道路；否則，為了自尊，當初就不應該去貪污受賄。從這個角度講，大規模、運動式、“不拘泥流程”的反腐敗，會導致更多貪官自殺。這可以解釋為什麼這三年判死刑的貪官極少，但自殺貪官反而大幅增加的異常現象。
最後，對家屬的心理損失越看重，貪官越是不容易自殺。前面提到的兩個因素都是影響自殺收益的，從影響自殺成本的角度講，一個貪官越是看重家庭，越是看重離世對親朋好友的感情損失，就越是不可能自殺。顯然，女性相對更看重家庭和感情，因此這些年女貪官自殺的案例只有極少的一兩例。
從社會最優的角度講，貪官自殺對貪官本人和家屬都是一種損失，對紀檢機關反腐敗也是一種損失，對法治建設也是一種減分現象。因此，減少貪官自殺的現象，遏制貪官自殺的上升勢頭，應該成為中國反腐敗行動的必要議程。
根據我們的分析，要減少貪官自殺，就要提高貪官自殺的成本，或者降低貪官自殺的收益。為了實現前者，紀檢監察機關一旦發現貪腐線索，應儘量利用涉案官員的家屬來做工作，使其既能提供更多線索，又可減少自殺傾向。
為了實現後者，構建一個透明、公正的司法體系，特別是提高司法審判的獨立性尤為重要。此外，紀檢監察機關或者司法機關應該向全社會表明決心，不管貪官本人是否自殺，貪腐必查，贓款必究，真正做到對貪污腐敗行為“零容忍”。
評 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