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立 孫學工 劉雪燕 李世剛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高增長經濟體經歷一段時期的高速增長之後顯著減速是世界性普遍現象，大部分經濟體減速發生在中等收入階段，全要素生産率增長速度放緩是造成顯著減速的主要原因。研究表明，“十三五”前後是我國顯著減速的高概率時期。雙重二元結構決定我國發生“波浪式”減速的可能性較大。“十三五”時期我國平均經濟增速很可能將保持在7%左右。
近期圍繞我國中長期經濟增速問題出現了不同的意見，從某種意義上説，這些意見分歧出現的主要原因在於研究方法的差異。總體來看，研究高增長經濟體減速規律的方法主要有兩種：一是對典型經濟體的經驗進行總結。如有些學者根據日本、德國和南韓等國經驗得出我國經濟增速將下臺階的結論，而另外一些學者根據日本、南韓和我國台灣的經驗推測我國還將保持一二十年8%左右的高增長等。基於典型經濟體經驗的研究方法涉及的樣本經濟體數量較少，較易開展，但結論易受樣本經濟體特殊情況的影響，不具有普遍意義。且由於樣本經濟體數量較少，不能進行統計檢驗，通常通過觀察直接得出結論，因而結論的可靠度較低。如前述兩個研究，雖然選取的樣本經濟體基本相同，但卻得出了幾乎相反的結論，就是因為研究的著眼點不同，僅從少數幾個典型經濟體總結得出的結論難免出現差異。二是大樣本量的統計計量分析，盡可能多地選取符合要求的經濟體樣本進行分析研究。這種方法的特點是經過統計檢驗得出結論，可靠性高，具有普遍意義。但長時期的大樣本數據可得性較差，且不同經濟體指標之間存在可比性問題。
綜合考慮兩種研究方法的優劣和數據可得性，我們在研究梳理國內外已有相關研究結果基礎上，基於國際上較為公認的ConferenceBoard世界經濟數據庫（前身為麥迪遜數據庫）進行大樣本量的統計計量分析，得出有關高增長經濟體減速的一般性規律，並據此對我國中長期經濟增速變化趨勢與水準進行研究。
一、高增長經濟體經歷一段時期的高速增長之後顯著減速是世界性普遍現象
（一）94．4%的高增長經濟體在持續高速增長之後顯著減速
根據我們對ConferenceBoard世界經濟數據庫中125個經濟體的分析，發現有36個經濟體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每人平均GDP達到1萬國際元，且經歷過3．5%以上的高增長。其中，有34個在高增長之後出現了顯著減速（通常所謂的顯著減速是指任一時點之後7年平均增速比之前7年降低2個百分點以上），概率高達94．4%，減速前後平均增速由6．5%下降到0．2%，平均減速幅度為6．3個百分點。
（二）大部分高增長經濟體顯著減速發生在中等收入階段
高增長經濟體顯著減速時每人平均GDP平均水準為11000國際元，其中三分之二在此之前減速，三分之一在此之後減速。具體來看，不同經濟體顯著減速時每人平均GDP差異較大，9500國際元為中位數。5000國際元以下出現顯著減速的經濟體佔14．4%，5000—10000國際元之間佔40．4%，10000國際元及以上佔45．2%（其中超過15000國際元以後才減速的經濟體比例仍有23%）。從經濟趕超度（即每人平均GDP相對於美國每人平均GDP的比例）來看，當高增長經濟體的趕超度達到30%以後，出現顯著減速的可能性明顯上升。從時點來看，概率最大的減速時點為每人平均5000國際元和8000國際元，或趕超度50%和80%。
（三）全要素生産率增速放緩可解釋87%的減速幅度
從增長核算角度來看，34個經濟體顯著減速前後，資本存量增速由2．4%下降到1．79%，勞動投入增速由0．89%下降到0．86%，而人力資本增速由0．44%上升到0．51%，變化最大的是全要素生産率的增速，由減速之前的3．04%下降到0．09%，下降幅度達到2．95個百分點。全要素生産率增速之所以出現如此大幅度的下降，一方面是由於經濟成熟度提高，勞動力再配置進程結束，剩餘勞動力由農業部門向工業部門轉移顯著減少；另一方面則是由於高增長經濟體與領先經濟體的差距縮小導致技術引進效應降低，而自主創新效應又未能及時跟進。
（四）減速時點出現早晚受需求結構、産業結構、人口結構和其他因素影響
儘管高增長經濟體在高速增長之後出現顯著減速是個普遍現象，但不同經濟體減速時點存在較大差異。計量檢驗結果表明，對高增長經濟體減速時點具有顯著影響的因素主要包括消費率、農業産值和就業比重、工業就業比重、外貿依存度、匯率低估程度以及撫養比等，這些因素可以解釋顯著減速時每人平均GDP變化的95%。其中，使經濟體減速時點推遲的因素包括第一産業就業比重、外貿依存度、撫養比，而使減速時點提前的因素包括消費率、第一産業産值比重、工業就業比重和匯率低估程度。
二、顯著減速存在“臺階式”和“波浪式”兩種軌跡
（一）大部分高增長經濟體顯著減速呈現“波浪式”軌跡
高增長經濟體的減速形式大體可分為“臺階式”和“波浪式”兩種軌跡。其中，“臺階式”減速是指減速後經濟增速的最高點低於減速前經濟增速的平均水準。“波浪式”減速是指減速後的增速最高點雖然低於減速前的最高點，但高於減速前的平均水準，且仍有可能出現次高點。在我們研究的34個樣本經濟體中，經歷過“臺階式”減速的包括日本、德國、義大利、法國、荷蘭、比利時及我國台灣；經歷過“波浪式”減速的包括英國、西班牙、葡萄牙、加拿大、美國、南韓、馬來西亞、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等其餘經濟體。
（二）“臺階式”減速比“波浪式”減速發生時點更早、減速幅度更大
“臺階式”減速與“波浪式”減速相比具有兩個顯著特徵。一是“臺階式”減速發生更早。第一次“臺階式”減速發生時，每人平均GDP平均值為5500國際元左右；第一次“波浪式”減速發生時，每人平均GDP平均值為6500國際元左右，明顯晚于“臺階式”減速發生時點。從相對發展水準來看，“臺階式”減速發生在經濟體趕超度為30%時，而“波浪式”減速發生在接近40%時。二是“臺階式”減速的減速幅度更大。從樣本經濟體第一次減速情況來看，“臺階式”減速經濟體平均減速幅度高達近7個百分點，而“波浪式”減速經濟體平均減速幅度不到5個百分點，二者相差約2個百分點。
（三）“臺階式”減速多為“三高型”經濟體
發生“臺階式”減速的經濟體普遍是工業比重較高、出口比重較高和對能源凈進口依賴較高的“三高型”經濟體。就平均值而言，發生“臺階式”減速的經濟體與“波浪式”減速經濟體相比，工業增加值比重高6．1個百分點，出口比重高7．3個百分點，能源凈進口比重高約15個百分點。
（四）“臺階式”減速多受外界衝擊或宏觀政策失誤影響
與“波浪式”減速經濟體相比，“臺階式”減速經濟體的經濟增長更加依賴世界經濟拉動，外部衝擊必然對其經濟增速産生較大影響，甚至改變原本的經濟增速變化趨勢。從34個樣本經濟體的顯著減速時點來看，多數發生“臺階式”減速經濟體的顯著減速均受到石油危機的衝擊。如德國、荷蘭、希臘等發生“臺階式”減速均是受到石油危機衝擊的結果。而日本的兩次“臺階式”減速則有所不同，第一次發生在石油危機之前，第二次發生在90年代初，均是因國內宏觀經濟政策失誤所致。
三、我國很可能在“十三五”前後進入“波浪式”減速時期
（一）我國有可能較一般經濟體減速時點出現相對較晚
從經濟結構指標看，使我國經濟減速時點提前和推後於樣本經濟體減速時點平均水準的因素均存在。其中可能導致我國減速時點推後、高速增長時期較平均水準持續更長的因素包括：低於平均水準的消費率、高於平均水準的農業就業比重、低於平均水準的製造業就業比重和低於平均水準的人口撫養比。而可能導致我國減速時點提前、高速增長時期較平均水準縮短的因素包括：低於平均水準的外貿依存度、高於平均水準的農業産值比重和高於平均水準的匯率低估程度。總體來看，以上各種因素的共同作用結果有利於我國減速時點推後，我國可能較樣本經濟體平均水準保持更長時期的高速增長。
（二）雙重二元結構決定我國“波浪式”減速可能性較大，但“臺階式”減速可能性仍不能排除
由於我國經濟存在較為特殊的“雙重二元結構”，理論上我國經濟增長可以具有多速非同步增長的特點，從而使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有可能呈現彼伏此起的接力狀態，因此我國的經濟減速更有可能呈現“波浪式”軌跡。我們的計量研究表明，我國經濟減速呈現“波浪式”軌跡的概率高達90%以上，但發生“臺階式”減速的概率仍接近10%。
（三）“十三五”時期可能是我國顯著減速的高概率時期
根據我們的研究，2016年和2019年是我國經濟顯著減速的關鍵時點。預計2016年我國每人平均GDP將超過13000國際元，接近美國的30%，有可能進入顯著減速開始階段，此時為“臺階式”減速的高概率時點；2019年前後，我國每人平均GDP將達到20000國際元左右，接近美國的40%，有可能進入顯著減速高概率區間，此時發生“波浪式”減速的概率更高。
（四）“十三五”時期我國平均經濟增速可能在7%左右
雖然多數研究表明，“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可能下降到6%—7%之間，但前述研究主要考慮了勞動力、儲蓄率等下行因素的影響，沒有或沒有完全考慮全面深化改革對潛在增長率的上拉作用。我們進一步研究發現，即使本輪改革對全要素生産率的上拉效應只有1994年改革的一半左右，“十三五”時期我國潛在增長率平均水準也將達到甚至超過7%。從現實增長率來看，“十三五”時期勞動力供給減少、高儲蓄率降低和農業勞動力轉移速度放緩等確定性因素將拉低經濟增速近3個百分點（相對於2001—2010年平均水準）。去杠桿、去泡沫和去産能等政策調整將會下拉經濟增速2—3個百分點。受限于要素條件的變化，本輪改革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效應可能達不到1994年的改革水準，但只需達到一半以上，仍可基本對衝政策因素對經濟的下拉作用。綜合來看，“十三五”時期，基本面因素仍可支撐7%左右的經濟增長。
需要説明的是，對此估算結果要保持審慎態度，一是我國經濟結構具有獨特性，大部分結構指標要麼接近極值，要麼在極值範圍之外，因而基於線性外推的估計可能存在較大誤差。二是未來我國經濟結構可能發生較大變化，從而導致對減速時點的估計發生變化。三是國際環境的變化可能導致以往的經濟變數關係發生變化，基於以往變數關係預測和估算的準確度將會降低。四是部分指標，如農業就業比重雖然反映了增長的潛力，但潛力能否轉化為實際增長，還要取決於其他經濟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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