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輝耀：中國智庫面臨的新挑戰

國際社會的風雲變幻，中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都給中國智庫的發展提出了新的挑戰。為了在不斷變化的國內國外環境中求得發展與生存，中國智庫需要不斷地應對和研究全球經濟發展的衝擊、各種新型諮詢機構團體的興起、新媒體的運用、智庫管理人才稀缺、運營方式和理念的更新等方面的新挑戰。

（一）智庫人才的嚴重缺乏

人才是第一資源，這是當今中國的社會共識，大到治國經邦，小到經營企業都離不開人才。作為智力密集型機構，智庫對於人才的要求更高、更迫切。中國智庫的發展需要吸納現代型精英人才，包括一大批優秀的才智之士和“專業奇才”，借助他們的“智慧”促進智庫走向興盛。

中國真正智庫發展歷史還很短，國家對現代化智庫建設的重視也是為期不長，中國智庫目前對智庫精英人才的需求十分強烈。所謂智庫所需的精英人才主要有三類：高端智囊人才、獨立研究型人才和新型綜合型人才。

高端智囊人才，擁有自己參政議政的渠道，能通過著書立説將自己的思想觀點傳達出去，影響決策。這類人才主要是前政府高官和對政府有影響力的知名學者，要吸納這種人才，除了智庫本身要有足夠吸引力，還有賴於“旋轉門”機制的健全和完善。

獨立研究型人才，有獨立的思想和人格，能獨立主導和參與大型課題和項目的研究。目前中國智庫各種名頭響亮的“權威”和“專家”不少，但真正的獨立研究型人才嚴重緊缺。這有賴於獨立知識精英階層的進一步培育和智庫本身獨立性的加強以及對研究型人才的培養。

新型綜合型人才，既能參與研究活動，又可以進行策劃、組織、宣傳、推廣、籌款等工作，具有較高的綜合素質。

我認為，做智庫吸納人才時，最看重“個人的研究能力、獨立思考的能力和創新的能力。我們非常歡迎有過一定的選擇，潛心做研究，同時對社會和國家和民族，包括對全球化有比較宏觀或者比較深刻的認識，能夠提出自己獨立的觀點，很快掌握研究的方法，這種人才是我們所需要的。”

此外，我國官辦和半官辦智庫的行政化較強，智庫領導人才缺乏。不論智庫的類型為何，智庫管理人才優劣會對智庫的發展産生重大影響，如何發現和培養真正知曉現代智庫運作模式的人才是中國智庫發展面臨的巨大挑戰。

（二）新媒體帶來的挑戰

著書立説向來是傳播思想的最重要途徑，也是智庫傳播研究成果的主要方式。但新的資訊傳遞手段的快速發展、資訊資訊的快速傳播都對智庫傳播其研究成果的方式提出了挑戰。辛辛苦苦研究出來的成果如果被他人搶先發佈了，那就相當於白忙了，因此智庫要去適應短信、部落格、微網志、微信等新的、快速的資訊傳播渠道，搶得發佈研究成果的先機。短信、部落格、微網志、微信等傳播渠道雖然快捷，但其傳播資訊的容量卻是有限的，智庫的研究成果一般都會有幾百頁長。如何實現研究成果與傳播渠道的融合是新媒體給智庫出的又一道難題。新媒體的發展給智庫提出了巨大的挑戰，使它們不僅要適應新的傳播方式，還要保證其研究成果的品質和完整性。為了應對這一挑戰，智庫需要在以下幾方面做出改革：其一，對研究對象進行調查；其二，思考更好地為客戶提供服務的方式；其三，利用更簡潔明瞭的方式使研究成果更易為政府決策者和公眾理解和接受。這些變化改變了智庫分析、討論、研究、影響公共政策的方式，也迫使智庫根據改變及時作出調整，以避免被時代淘汰。

（三）諮詢機構的競爭

最近30年來，新成立的智庫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特定事件或者政策領域。在這些領域，智庫不是唯一的研究機構。諮詢公司、律師事務所、宣傳團體和有線新聞網路也都在關注這些領域。僧多粥少的狀況使智庫與這些諮詢機構之間在這些領域的捐贈、補助和項目合同方面也存在激烈的競爭。

因此，智庫越來越重視提高自己的專業水準，以此作為在日趨激烈的競爭中取勝的重要手段。智庫提高專業水準的方式是研究政策、研究需求，找準需求定位，通過功能上、政策上和特定問題上的專門市場定位來滿足不同政策研究的要求，尤其是滿足特定項目資助方、政府決策人員和一些有想法和追求的公眾人士的需求。

（四）組織機構的調整與轉化

經濟、社會的發展，資訊傳播途徑與傳播速度的變化，智庫自身的調整都使智庫面臨著越來越多的新挑戰，傳統的以研究成果為主的智庫運營模式受到挑戰是其中比較重要的一個。智庫的運營模式是多年積累的結果，其研究成果是智庫最大的産品與賣點。而市場的發展要求智庫不僅要會做研究，能拿出過硬的研究成果，還要會宣傳、推廣自己的研究成果。這就要求智庫調整自身的組織結構，促進組織結構由以研究人員為主開始向功能多元化轉變。

因此，當今世界大多數成熟的智庫除了設置學術科研部，還會設置活動部、市場部和媒體宣傳部等部門。智庫的人員結構也更加多元化，不僅包括研究人員，更包括成果推廣人員、市場開發人員，而且推廣和市場開發人員愈來愈成為推動智庫發展的重要力量。

（五）公信力的品牌形象不足

當今中國智庫最大的危機在於公信力危機，這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國社會的信任危機的大環境決定的。在社會信任危機的大環境中，民眾習慣了懷疑，懷疑智庫發佈的研究成果、思想觀點，甚至對各種研究機構也經常抱著一種狐疑的態度。

雖然説社會大環境使智庫深受不信任之累，但不能否認，中國智庫本身也的確缺乏足夠的公信力。政府創立的智庫在表面上看起來是非政府組織，實際上卻是起著政府分支機構的作用，難以保證研究成果、思想觀點的客觀性與公正性。而一些公司和個人成立智庫為了生存和發展則傾向於促進自身利益的滿足。這造成了個人利益與公眾利益的混淆，使智庫運作難以做到透明。

想要在獨立性、利益、影響力之間維持平衡需要很高的技巧。只有妥善處理好這三者之間的關係，智庫才能在政府決策者和公眾中保持自己的公信力。而從長遠來看，智庫要形成和維護其公信力，就必須拿出專業、客觀、科學的研究成果和思想觀點，且確保這些研究成果和思想觀點在關鍵問題上對政策制定者、媒體和公眾産生深遠的影響，這是中國各類智庫未來面臨的共同挑戰。

（六）國際話語權的弱勢

在國際社會中的話語權是國家軟實力的延伸，體現了一個國家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影響力與吸引力。國際話語權的弱勢曾使中國失去了國際上的話語能力。在當今國際話語體系中，“西強我弱”的嚴峻現實並沒有得到根本改變。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實力要求中國在國際話語體系中謀求更加顯著的地位，能在國際話題上發出自己的聲音，實現自己的影響。因此，中國必須學會如何更有效地與國外受眾交流，而在這方面，中國智庫責無旁貸。

中國缺乏話語權表現在無力與受眾展開交流，不能使其對中國成就與政策有足夠的了解，而只能任其按自己的認知解讀。就拿外交政策來説，對於這幾年中國實行的外交政策，國內民眾多有抱怨，認為外交過於軟弱；對此國外也多有抱怨，但抱怨的理由是中國外交太過強硬。造成這種差別的原因就是中國政府國際話語權比較弱勢，不能很好地與受眾展開交流。這中間的差距就是中國智庫發揮作用的空間，中國智庫可以利用自己的優勢使國內外受眾理解中國政策的本質、制定政策的理由以及當前的國際形勢等。但要做到這一點，中國智庫先要具備足夠的國際話語權。

當前中國絕大多數智庫的研究還囿于一國或一個地區之內，缺乏全球化的思維、國際化的眼光和前瞻性、系統性的研究能力。因此，中國智庫在國際社會上發出的聲音很微弱，缺乏必要的國際影響力，導致中國智庫在國際話語體系中處於絕對弱勢地位。要扭轉這種絕對弱勢的地位，中國智庫還有很多事情要做。首先，要更加積極引導國際言論；其次，要打破西方智庫和媒體的壟斷，為提升中國的國際話語權尋求突破口；再次，學習、研究西方智庫，加強對國際輿論的反饋與引導；最後，要提高自身的國際影響力，加快中國智庫的國際化與“走出去”戰略。中國智庫力量的興起有助於扭轉中國在國際話語體系中的弱勢地位，助力中國建立國際話語權。

大國須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自己的作用，這就需要具備與之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而在國家建立國際話語權的過程中，能與國際對話的大國智庫則是必不可少的助力。讓我們期待著中國智庫未來能夠發揮與布魯金斯學會這樣的世界頂級智庫同等重要的作用，在國際上響亮地發出中國智庫有影響力的聲音。

（七）國外智庫的競爭

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和政府職能的進一步轉變，政府對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務方面的研究、智庫服務的需求空前加大。按理説這可以成為促進中國智庫發展的機遇。但尷尬的是，很多有需求的部門機構、産業園和大企業卻捨近求遠地把研究項目交給國外智庫。蘭德公司就搶了中國智庫不少“生意”，其中國“僱主”為數不少。2007年，蘭德與天津濱海新區達成戰略合作關係，提供了技術創新等方面的研究與規劃。此外，蘭德還受海南、江蘇、天津和廣東等地方政府部門的委託為它們做過調研報告。

部門機構、産業園和大企業的這種選擇從反面説明瞭中國智庫的發展還任重道遠。雖然中國智庫的數量有了大幅提高，但是兼具獨立性、專業性和影響力、公信力的“真智庫”還是少之又少。對於中國智庫，蘭德公司總裁湯姆遜曾説：“中國並沒有類似蘭德這樣的綜合性智庫，即研究領域很廣，每個領域的專家又能研究得很深的機構。比如蘭德在物流、能源、軍事等諸多領域都做得很深，但涉及的領域又遠不止這些方面。”隨著國外智庫紛紛進軍中國，中國智庫未來將面臨更嚴峻的競爭壓力。

總之，中國智庫正面對新的世界形勢變化帶來的種種挑戰，能一一應對這些挑戰，並在競爭中勝出的智庫需要具備經濟學家描述的那種“成功的智庫”的要素———研究深度、政治影響力、公眾感召力、寬鬆環境和大批專業人才，否則，中國智庫發展的滯後將會影響中國的軟實力，拖累中國未來全方位的發展。(文章節選自《大國智庫》主編 王輝耀 苗綠 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