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營智庫的萌芽開始於20世紀80年代末，當時，少數極富社會責任的學者放棄鐵飯碗，脫離政府機構，建立起了一些民營智庫使中國社會第一次聽到了來自民間的聲音。
北京四通公司所辦的經濟研究所應該算是中國最早的民營智庫，但該研究所在1989年之後就消失了。四通研究所原所長曹思源在90年代初又重整旗鼓創立了北京思源破産事務研究所，之後又在上海成立了一個北京思源上海科學研究中心。20世紀90年代初，在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的歷史背景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開始建立，民營智庫隨之走上了發展的道路，一批民營智庫開始涌現出來。
但這一批出現的民營智庫卻在21世紀初期遇到了巨大的發展障礙，生存空間再次被擠壓。一批民營智庫在2005年前後被登出，幸運存活下來的一小部分民營智庫也是舉步維艱，處境堪憂。
（一）法律地位的困境
中國的民營智庫主要有三種形式：企業型智庫、民辦非企業單位法人型智庫、社團性質智庫。企業型智庫在法律上的界定比較明確，而民辦非企業單位法人型智庫和社團性質智庫則面臨難以確定法律地位的困境。
民辦非企業智庫沒有正式的歸屬，缺乏相應法律的保護。民辦非企業法人型智庫是由原“民辦事業單位”轉變過來的，在本質上與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都是有區別的。但《民法通則》規定的機關、企業、事業和社團四類法人中無一能與民辦非企業法人型智庫對應，這使民辦非企業法人型智庫無法明確自己的相關民事責任，也使政府部門管理這類機構時無法可依。
社會組織類型的民營智庫找不到挂靠，生存困難。《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基金會管理條例》和《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是我國管理社會組織的主要依據，其中均規定：社會組織要獲得“合法身份”，須先獲得所在行業業務主管部門的審批，才能到民政部門登記管理機關申請登記，①需要接受行業業務主管部門和民政部門的雙重管理。但是，對於民營智庫而言，很難尋找挂靠的業務主管部門，申請登記也就無從談起。
（二）物質基礎的薄弱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這句流傳了千百年的名言揭示了物質基礎的重要性，物質基礎牢固了才能謀求進一步的發展。而中國民營智庫的物質基礎處於搖搖晃晃的狀態。民營智庫的經費主要來自固定的私人、企業、政府和基金會的捐款，以及商業合同和政府合同。但在中國，龐大的官辦和半官辦智庫的存在，擠壓了民營智庫的空間，基本壟斷了來自政府和事業單位的研究項目，民營智庫很難從中分一杯羹，更別提來自政府和事業單位的捐助了。即使有幸承接了政府和事業單位的研究課題，也需要民營智庫做出一定的妥協，使獨立性讓位於生存壓力。而且整個社會雖然已經出現了捐助慈善的風氣，但還沒有涉及智庫，還沒有形成資助智庫等研究機構的氛圍，使民營智庫難以從民間獲得資金支援。經費的瓶頸制約著中國民營智庫的發展，為了謀求生存和發展，智庫經常需要向各方申請一些營利性的研究課題來獲得維持機構運轉的資金。
以上種種因素導致中國民營智庫的經費極不穩定，朝不保夕、捉襟見肘的窘迫制約著中國民營智庫的發展和壯大。在經費之外，民營智庫的發展還受到中國現行制度與現實的制約。在現在，中國政府資訊還沒有完全透明的情況下，民營智庫的身份使其無法像官辦或半官辦智庫那樣獲得各種官方數據，這使得民營智庫的研究缺少某些數據的支援，無法進行深入的研究。身份帶來的窘迫使民營智庫的觀點立場缺乏某些重要資訊的支撐，略顯單薄。這樣的觀點立場説服力和影響力就要差一些，不能樹立自己的形象和影響力自然就更難吸納社會資助，非常不利於中國民營智庫的生存。
經費和身份方面的問題是目前危及中國民營智庫生存的關鍵因素，要促進民營智庫的生存和發展，就需要儘量為它們提供堅實、穩定的物質基礎和平等、公開的資訊共用機會。
（三）政策影響渠道有限
中國民營智庫雖然處境艱難，但一直秉持自己影響政府決策的目的，只是中國的現實並沒有為其實現目的提供多少渠道。一方面，數量龐大的官辦或半官辦智庫幾乎壟斷了來自政府的絕大部分課題研究，沒有給民營智庫通過申請政府課題、影響政府決策、發揮建言獻策和政策諮詢作用的機會。另一方面，在事關國家政治、民生等重大問題上，政府一般都會有自己的立場和觀點，需要的只是對這些立場和觀點的合理性的證明，官辦或半官辦智庫完全可以很好地滿足這個需求，而民營智庫很多時候卻會因為其獨立性而提出一些與政府立場和觀點不同甚至相左的意見建議，阻礙政府決策的進行，故政府一般也不會將課題交給民營智庫來做。
此外，民營智庫也有自身的制約因素，民營智庫因為其身份的原因，獲取政府數據資訊的渠道和範圍有限，很難獲得某些重要的核心數據和資訊，這使其研究有點“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尷尬，這使政府對其研究成果抱持不信任的態度，進而也不太會採納其意見建議。
（四）難獲影響力與關注
民營智庫最大的優勢在於它接地氣，能反映來自民間的意見也能影響社會民眾的輿論，使政府決策更加全面和完善，使民眾更加了解政府決策。目前，中國民營智庫的這一優勢沒有得到發揮，一方面民營智庫建言獻策的渠道有限，研究成果沒有引起政府的足夠重視，另一方面民營智庫還沒有形成社會影響力，沒有引起民眾的信任和關注，對民眾輿論的引導作用非常有限。
民營智庫難獲影響力與關注的原因有兩點：一是民營智庫自身的因素，民營智庫在公共政策方面的研究缺少來自政府的重要數據資訊的支援，研究成果在某些方面有所欠缺，説服力不夠。二是社會民眾對智庫缺少必要的了解，這是智庫難獲關注的重要原因，中國民營智庫起步晚，再加上宣傳不是很到位，對社會民眾來説，它基本還算是新鮮事物，對於新鮮事物圍觀、好奇是有的，但要轉變成信任與關注則還需要假以時日。而且中國自古以來對權威的信任都是與對權力的崇拜聯繫在一起的，民營智庫與權力完全脫離，與傳統意義上的權威自然也有沒有了瓜葛，民眾本能的就很難對其信任。
中國要想迎來智庫發展的春天，要想建設中國特色的智庫，也需要在思想市場中讓市場起決定性的作用，十分需要民營智庫的參與。中國民營智庫剛剛起步，正在蓬勃發展，具備發展的潛力，以後還會走向更加壯大。隨著中國各項制度的完善、民眾思維的更加開放、智庫自身的不斷努力，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民營智庫將會成為中國智庫中的一匹黑馬，在影響政府決策和引導民眾輿論方面發揮重要作用。（文章節選于《大國智庫》王輝耀 苗綠 著 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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