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經濟增長已失去動力。今年的增長率只有7.3%，遠低於2013年的7.7%，也是15年來最低的增長。中國經濟面臨強勁逆風，2015年的增長可能進一步放緩至7.1%，或甚至7.0%。
然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卻公開指出，這種“中高速”增長是“新常態”。在11月于北京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他表示經濟放緩的風險“沒那麼可怕”。以區域和全球水準來説，中國的所謂“低增長”其實還是非常高的。
事實上，中國今天是一個經濟總量超越10萬億美元的巨大經濟體，不應該再以以往的高速度繼續增長。中國區區7%增長一年所增添的國內生産總值（GDP），等於印度尼西亞總GDP的三分之二或印度的的三分之一。而印尼與印度的最新增長率，只是5%和5.3%。
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自2010年便開始放慢。為什麼中國領導人到最近才表態，認可這較低增長為新常態？
習近平顯然已經接受，所有的高增長必定會宣告終結。30多年來，中國一直維持雙位數的高增長（1979年至2013年平均為9.8%，2001年至2012年是10.5%）。這段時期遠比其他先前也享有高增長的東亞經濟體如日本、南韓、台灣和新加坡的久。
習近平願意接受中高速增長為新常態，顯然認識到中國經濟漸趨成熟，很難持續同樣的高增長。更重要的是，中國的主要增長源頭，近年來被快速耗盡或嚴重削弱。
多年來，中國的增長主要靠投資拉動。但其許多重工業的多餘産能，加上房地産市場的降溫措施，最近大大地抑制了國內投資。國內消費（中國很低，約佔GDP的40%）的增長太慢，不能彌補國內投資下降的缺口。
與此同時，工資和成本的上升及人民幣的增值，削弱了中國的出口競爭力。外部需求也因此大幅下跌。總地來説，中國在“需求方面”的主要增長引擎，已在不同程度上被減弱了。
從“供應方面”來看，中國以往的增長，同剩餘勞動力從低生産力的農業，轉移到較高生産力的製造業有關，即經濟學家劉易斯（Arthur Lewis）所説的“無限制剩餘勞動力”的理論。但這樣的增長潛能已接近枯竭。
中國15歲至64歲的人口，在2010年達到74.5%高峰，勞動力供給來到了所謂的“劉易斯拐點”。情況雖然還沒有轉變成勞動力短缺，但卻意味著中國已經用盡了其“人口紅利”，並在一系列勞動力密集製造業活動中失去了比較優勢。
除了不利的人口結構，市場改革初期，靠進口新機器和配備所帶來的技術改良提高生産力相對容易。但這種生産力提高方法很快消失，所以低增長是無可避免的。
從日本和其他東亞經濟體的經驗來看，高增長結束的特徵，是增長率突然下跌到5%或更低。中國目前還能維持其有力的增長潛能，主要原因是其更巨大的內部動力，即中國內部許多地區，仍然渴望增長和進一步的發展。
除了結構性因素，中國經濟的放緩也是政府政策的刻意結果。習近平大力打擊貪污和尋租行為，在鞏固他的權力的同時，也在短期對經濟增長造成“附帶損害”。比如，習近平的反奢華規定，包括官員出差、宴會和其他利益，顯然減少了國內消費。各層次政府的反貪調查，給官僚體系帶來了不穩定，造成政府官員的不作為，甚至造成政策癱瘓，尤其是在地方上。
習近平的整體改革方案也同樣帶來了“短期痛苦換取長期利益”的取捨，尤其是在金融改革方面。在實行去杠桿化措施以處理地方政府債務和影子銀行的問題時，政府也製造了壓縮經濟增長的宏觀經濟環境。
經濟增長從量到質
有關經濟增長的最重大新政策，是政府對經濟增長性質看法有根本的改變。鄧小平于1979年推行改革，為中國取得經濟增長速度的最大化——即“致富光榮”和“發展是硬道理”。隨後，中國經濟決策者便一心一意，甚至盲目不顧代價地追求GDP增長。
這帶來了超過30年的雙位數增長。中國2013年的每人平均GDP比1979年多約100倍。然而，這種對GDP增長的盲目追求（GNPism或“國民收入主義”），也導致許多社會代價，包括收入高度不平等（基尼系數0.48），和嚴重的空氣及水污染。
習近平顯然決定擺脫中國長期以來以GDP為目標的增長策略。因此，指示收集中國GDP數據的國家統計局，採取步驟終止“GDP至上”的做法，改變其計算GDP的傳統方式，更加注重其他“質”方面的增長。
中國未來的經濟表現，不會由單一GDP指標的改變決定。從現在開始，其宏觀經濟政策將更著重全面的目標，如穩定的增長、就業和通貨膨脹等。
更重要的是，政府將堅持結構性改革和産業提升的長期目標，不再受一些GDP指標短期變動的困擾。經濟增長在未來出現波動時，政府也不會採取不必要的刺激措施，來人為地提高短期GDP增長。
在接受新常態時，習近平面對兩大關鍵挑戰。首先，如何加快經濟轉型，以確保中國的經濟增長，在長期更有持續性。要達到這個目標，中國的增長模式必須重新平衡，國內需求必須扮演更重要角色。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如何發展新的增長源頭。習近平期望更“先進模式”的未來增長，以創新和技術上的進步，來取得必要的生産力增長。這意味著在研發上的更多投入。
中國剛起步的研發基礎設施，同發達國家比較還有很大差距，但其研發開支近年已快速增加，在2014年佔GDP的2%（美國是2.8%，日本是3.4%）。以總額來説，中國在全球的研發開支其實不低，排名世界第二，僅落後美國。
中國的新大學畢業生每年超過700萬人，其工業基礎也日益擴大和成熟。毫無疑問的，中國正朝發展可行技術基礎的方向發展，以便實現支援未來發展所需要的生産力增長。
到目前為止，中國更大的挑戰，是如何從制度創新和進一步的市場改革，取得更多生産力增長。中國申請新專利的數量領先全球，但其脆弱的的智慧財産權制度，卻對創新的商業化沒有幫助。
中國過去的增長，主要源自大量資金的投入（來自本身的高儲蓄率）和大量的廉價勞工。因為生育率的下滑，這些“人口分紅”已耗盡了。
因此，未來的增長必須從更多的投入，轉向取得更高的“全要素生産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除了技術創新，更重要的是進一步的市場改革。換句話説，在新常態下，“改革紅利”將推動未來的增長。
在2013年11月的中共三中全會，習近平提出了全面的改革方案，涵蓋關鍵領域如金融業改革、中央和地方財政關係、市場競爭政策、國有企業改革等。
在今年10月的中共四中全會，改革的主要重點轉向法治，以強化法治中國。一個有效和運作良好的法律框架，是良政和成功實行各項改革所不可或缺的。
歸根結底，習近平的改革對新常態裏下一階段的增長至關重要。可以説，他面對的挑戰，和鄧小平在30多年前首次推行市場改革時一樣艱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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