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智庫三大缺陷

中國智庫的發展還遠不成熟，各類型智庫都面臨著各自發展的困境，具體來説，就是官辦智庫“大而不強”，高校智庫“曲高和寡”，民營智庫“弱而無力”。造成這種困境的原因很多，最根本的卻是中國智庫在民間性、獨立性、國際化三個方面的不足。中國智庫在這三個方面與世界知名智庫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一）民營性缺失

目前，中國大部分智庫都屬於官辦智庫和大學附屬型智庫，民間和民營性智庫的數量較少，且缺乏必要的發展環境。這阻礙了中國民營性智庫的發展，不利於民眾意見建議的及時上達，難以保證政府決策的全面性。

而官辦智庫和大學附屬型智庫的身份特點決定了它在民營性上很難有大的突破。首先，這兩類智庫的研究經費直接或者間接地來自政府；其次，智庫研究人員的收入和職稱評定都是由政府決定的。經濟與人事關係上的依附關係，決定了這兩類智庫的研究難以擺脫政府的影子而提出具有建設性的意見建議，大多數情況下會異化為政府政策的傳聲筒或政策合理性的證明者。中國深受儒家文化浸染，“官本位”思想十分濃厚， “父母官”的觀念傳承了上千年，想要扭轉這種傳統，使政府變成為公眾服務的“公僕”，就需要建立一種上通下達、民眾普遍參與的機制，保證政府決策的全面性與公開性。智庫作為專業的研究機構，在公共政策研究方面具備專業知識和理論高度，如果不能接地氣，缺乏民間性，就會使智庫的研究成為紙上談兵，不利於政府決策的科學性。打個很貼切的比喻，就像中國的市場經濟要想發展，不能只有國營企業，民營企業也是主體；同樣，中國的思想和政策市場要想繁榮，也不能只有國有智庫的空間，也必須要有民營智庫的參與。

（二）獨立性不足

智庫的影響力來自於其研究成果的公正與客觀，而要保證這兩點的實現，則智庫需要具備獨立性。智庫要實現獨立性，至少需要做到以下三點：

首先，研究人員要具備專業的知識和職業操守，保證能避免外界的干擾，獨立自主地完成相關研究。

其次，智庫需要有多种經費來源渠道，保證經費來源的穩定性，避免對單一資助者的過度依賴，實現經濟上的獨立，避免研究被經費所累，成為資助者的“利益代言人”。另外，智庫也可以考慮研究、籌資與經營分開的模式，儘量為研究提供獨立自由的空間。

最後，發揮智庫影響決策的作用，影響政府在智庫方面的政策決策，為智庫營造一種能夠維護自身獨立性的制度與文化環境。

在這三點中，第三點尤為重要，中國在這一點上的不足也最為明顯。我覺得主要問題有三個方面：

第一，政府資訊不夠透明，非官辦智庫無法獲得真實、有效、全面的數據資訊，沒有數據資訊的支援使智庫的研究舉步維艱，更難以開展深度研究。

第二，缺少能夠對智庫進行定位的政策規定。官辦智庫與大學附屬型智庫基本不需要為這個問題困擾，但民營智庫則深受其擾。民營智庫可以為政府政策決策提供另一個角度的智力參考，但如果找不到挂靠的機構則需要註冊為以營利為目的的企業，這就會帶來稅收等一系列的問題。這對本來就經費不足的民營智庫來説無疑是雪上加霜，不利於其發展壯大。

第三，中國缺乏公共基金，社會捐贈文化也不發達，這種環境使智庫很難找到多种經費來源以保證獨立性。當然，對其他社會非營利組織來説，這一問題也是普遍存在的。我們自己的智庫也存在這樣的資金短缺問題。１０ 多年前，我曾為母校廣州外國語學院捐款建立了王輝耀獎學金，而後，又在北京延慶縣捐助了一所希望學校。如今，我們辦智庫缺乏資金來源，我只好拿出自己的儲蓄捐助到創辦的智庫中來。我覺得捐一所希望小學，解決了一個學校的問題，而進行一項好的教育政策或人才發展的研究，智庫建議一旦被採納，可以影響政府決策和惠及千千萬萬的學校和無數的人才。其實，靠我自己的力量是十分有限的，而企業家階層對政策研究智庫的資助是最有效的慈善和公益。歷史上許多知名的企業家，到最後捐助的最高境界就是捐助智庫，像布魯金斯、卡內基、洛克菲勒、福特等知名企業家。

（三）國際化不夠

在全球化加劇的背景下，中國融入全球化的程度日益加深，海外利益背景日漸廣泛，與中國的國際實力相比，中國智庫的國際化程度卻相對滯後，還沒能在國際社會上建立起自己的公信力，也沒能在國際事務中形成自己獨特的話語權。美國《外交政策》曾登出的一份報告中列出了全球７大區域１３ 個地區政策話語中心的名單，北京和上海都未列其中。中國智庫的國際化程度可見一斑。

先不談像歐美智庫那樣開展跨國研究，即使是在與中國有關或中國政府發起的，如朝核六方會談、成立超主權貨幣概念等議題中，中國智庫也很少能進行及時、深入的思考，並與政府在國際上的聲音相呼應，這實在令人憂慮。

“中國要大國崛起，要輸出軟實力，就必然需要有國際影響力的智庫。”在國際經濟增長乏力的背景下，中國的崛起已經成為２１ 世紀不可阻擋的歷史趨勢。相對於中國崛起的速度，中國軟實力的輸出則相對落後，難以與中國在國際事務中尋求積極作用的努力相呼應。出現目前這種狀況，中國智庫的國際化程度低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文章節選于《大國智庫》，作者王輝耀 苗綠 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