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真正的智庫嗎?
這是一個令人尷尬的問題。
據麥甘報告，2014年中國智庫的數量次於美國，居全球第二。
全球頂級智庫布魯金斯學會主席桑頓曾言，智庫三要素是品質、獨立性、影響力。該行業最讓人津津樂道的案例是上世紀50年代，朝鮮戰爭爆發前夕，蘭德公司認為中國將出兵朝鮮，想將這份報告以500萬美元(一架戰鬥機的價格)賣給美國國防部，被婉拒。其後中國出兵朝鮮，美國遭遇大敗。結局是美國國防部以250萬美元購買此報告。因為諸多類似案例，智庫，被所有大國都視作“軟實力”。
但中國的智庫，尤其是非官方智庫，雖數量眾多卻“實力”不足，不僅三要素中的“品質、獨立性、影響力”幾乎沒什麼拿得出手的，而且自身的生存狀態更是亂象叢生。鄙夷者認為，中國智庫至今由“包養”型、憤青型、賺錢型“三分天下”。有人甚至認為，官辦智庫是有話不直説，民間智庫則是有話不敢説，也沒地方説。
有家諮詢公司董事長告訴記者：“都説自己是智庫，他們有高層渠道嗎?對戰略和公共政策有多大的影響力和話語權?中國智庫剛起步，現在還是非常原始的狀態。”他的同伴則將這些智庫戲稱為：一麻袋馬鈴薯。
令人欣慰的是，十八屆四中全會剛剛閉幕，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六次會議就審議了《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這被觀察家們視為中國智庫已步入戰略發展階段的標誌。一批新型智庫正在冒頭。
全球視野下的中國智庫
在當今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歷史起點上，中國智庫格外引人注目，那麼它們的現狀如何?尤其是中國民間智庫如何走向未來，成為新的關注點。
“中國智庫處於難得的發展機遇期”，這是原外交部副部長、現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傅瑩于2013年7月在清華大學演講時做出的判斷。果然，四個月後，2013年11月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建立健全決策諮詢制度。這是在中共中央文件中首次提出“智庫”概念。今年10月27日，四中全會剛剛閉幕，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六次會議就審議了《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這被觀察家們視為中國智庫已步入戰略發展階段的標誌。
智庫的“種子”撒播于中國，年齡有的已逾“而立之年”，有的已屆“弱冠”，有的尚處“豆蔻年華”。以官方智庫——中國社科院為例，1978年“科學之春”開啟時初創，距今已有36年，見證和伴隨了改革開放的每一個腳步，而民間智庫天則經濟研究所21年前創立，確立了中國智庫新格局。而以半官方背景的中國發展研究院為例，其志存高遠，致力於打造“中國的蘭德”，但起步于2002年的稀薄歷史積累，令其“蘭德夢”更像是青春期的衝動。
中國的智庫，是在中國特色的政治經濟背景下成長的。在經過長達20年的外貿經濟及近10年來固定資産投資拉動增長之後，在經歷了勞動密集型産業到科技型企業，從創新型企業到戰略性産業之後，中國經濟面臨著更為細緻與複雜的挑戰，決策者對前瞻性、對策性的研究報告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時刻都強勁。而對於政府與政治改革方面，30多年改革開放之後，淺水區或較容易突破的區域都已經改革結束，進入深度改革的前景，更使決策者們倚重於獨立智庫等外腦的智慧支援。所謂智庫大發展的機遇期的判斷，是相當中肯的。
這使我們更有必要以全球性的視野來審視中國智庫的差距，以批判性的理性思維來梳理中國智庫的現狀與問題，才能探索到“種子”擺脫“漫長的發芽期”的束縛，這才不負宏大歷史的機遇和時代的青睞。
麥甘報告背後的“虛榮”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詹姆斯·G.麥甘領銜發佈的全球智庫報告，是當下國際上最有權威的智庫研究，每年初都發佈年度報告，已經歷時十載。
初看麥甘先生的2013年初發佈的《2012年全球智庫報告》，多少會令關心中國智庫命運的人士欣喜。報告指出，中國智庫的國際影響力正明顯增強，國內分析人士據此甚至得出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堪稱“亞洲第一腦”的結論。
麥甘報告指出，全球智庫總數達6826家，以聯合國會員國193個來平均計算，全球智庫國均擁有量為35個，美國智庫以1828家位列第一，超出國均量50倍，而中國智庫以426家位列全球第二，超出國均量12倍，完全可算“智庫數量超級大國”。
然而，細究麥甘的歷次報告，中國智庫“入眼率”雖有較大幅度的增長，如2009年報告中列入考察的中國智庫數量從原來74個上升到425個，數量可謂“全球第二”，但“入百強榜率”低微的狀況一直沒有實質改善，2013年的報告中列入考察的中國智庫略多於以往，為429個，但僅有20個在分類“前百”排名中上榜，“入眼”到“上榜”的轉化率僅為0.47%，這一指標甚至不及非洲小國迦納。到2014年初的報告中，甚至“入眼”的數量還有微略下降，從2013年的429個，降到2014年的426個，這至少證明之前的“可觀察的活躍智庫”，有一些已經在短短一年之內倏變為“不可觀察的休眠智庫”。
國內常常把中國社科院拿來充門面，稱其為“亞洲第一腦”，但這是有“硬傷”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成就“亞洲第一”，是把其屬下各子智庫匯合成一家，而其子智庫數量眾多，這才博取了這般“稱號”，如若拆開獨立核算，“亞洲第一腦”必屬他人。也就是説，麥甘報告中429家中國智庫裏社科院下屬的眾多智庫是單算的，但我們國內卻把單算的智庫又裝在一個口袋裏，拼湊出了虛榮的“亞洲第一”。
中國的智庫還包括了：高校大大小小“研究中心”、“研究所”;各類企業自辦的“研究院”、“基金會”;各級政府部門創辦的、或附屬於它們的官方或半官方各類“中心”、“研究機構”，“數量”上確屬超級大國，在品質上實在令人憂心忡忡。放眼當今中國，智庫的“拳頭産品”或“品牌智庫”還幾乎沒有，至今尚無如美國企業研究所這樣的“報告一齣必驚天下”的智庫。
目前中國還有一種現象值得警惕，即中國可能成為“智庫國際峰會作秀大國”。近幾年來，中國各個地方都在興辦名目繁多的“國際智庫峰會”，規模越來越大，請來的洋嘉賓級別越來越高，花錢越來越慷慨。然而，這些繁華煙雲之外，中國智庫的核心競爭力和影響力卻還是在原地踏步，中國智庫的“蘭德夢”、“布魯金斯夢”，仍然十分遙遠。美國《外交政策》季刊曾登出一份研究報告稱，全球7大區域13個地區政策話語中心裏，亞洲及大洋洲智庫的話語中心城市是澳大利亞雪梨、馬來西亞吉隆坡和日本東京，中國北京、上海均榜上無名。
異化為“關係網”的販賣者
目前中國智庫普遍存在的“只重視數量，不重視品質和創新”的現象，主要是因為沒有很好地把握好智庫發展的科學規律。麥甘報告指出，導致“中國智庫研究能力和效率受到抑制”的兩個桎梏因素是：一是本土智庫的自主性不足，二是智庫之間缺乏平行溝通與合作。
所謂“智庫”，有很多叫法，有曰“思想庫”，有稱“外腦”。古代孫武為吳王闔閭獻計時，稱為謀士，與其同時代的著名人物有吳起和孫臏等，均為單幹，未成一個“智庫企業”，與當下決策者的“高級顧問”相當。
智庫要形成思想庫的蓄水池作用，就在於它有能力把各事其主的孫武、吳起、孫臏組合在一起，形成一個獨立於政府的思想産品製造者和宣傳者，通過這樣的雁陣效應，深度影響政府與公共決策。也就是説，孫武、吳起、孫臏作為“旁觀者”，而不是深度介入體系內的一員之時，才能克服“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困境，才能以“旁觀清”的超然，推出創新型、實用型、對策型的思想産品。智庫之所以被稱為繼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後的“第四權力中心”，就在於它的獨特影響和傳播渠道，它是國家治理體系及全球決策體系中的一個關鍵環節。
中國智庫的發展起于計劃經濟轉型初期，有其歷史局限性。中國當代智庫的發展幾乎是從另一種模式下走出來的：官方智庫規模龐大，另一些半官方智庫雖一定程度與官方剝離，但人還在“山裏”。官辦智庫的弱點在於它的思想産品往往缺乏獨立性，官辦智庫總是迫不及待地揣摩和主動迎合決策者的喜好而使研究報告沒有“地氣”，前瞻性及戰略性的眼光受限，更多體現和支援了“長官意志”。
另一方面，政府鼓勵高校創辦研究中心等智庫，智庫在高校中“遍地開花”。筆者身在高校，每每穿行于辦公樓之間，看到門牌上名目繁多的“研究中心”，總不禁會心一笑，它們要麼長期關門，要麼幾乎無定期報告，更無自己的刊物。一個標準的智庫，應有穩定的經費或籌資渠道，應有研究區域，應有穩定的、有相當知名度的研究人員，應按月或按季定期出版研究成果，應保持在各類研討會上相當注目的活躍度。若以標準化來考核高校智庫，恐幾無合格者。另外，高校往往“處江湖之遠”，令其無法充任與政府保持密切關係但居於“旁觀者”的角色，研究隊伍中更缺乏“旋轉門”進出的亦官亦民大牌學者，他們出臺的研究報告偏重學術性，或以“舊問題”為主導的學術探索，在決策中毫無用處。
各級政府與大型國有企業也熱衷於創辦智庫，甚至喜歡“上檔次”、“高規格”，偏好中外聯辦。然而，多數這樣的智庫，成了政府與企業官員“公費出國考察”的綠色通道，或每年“轟轟烈烈”開一次年會之外，幾乎不能推出有影響力的智力産品，或者直接通過出資向外國智庫“購買”報告，糊弄公眾和惡意造假。這類智庫還有一個弊端是，大量退休下來的官員充斥其中，是個“名人+退休官員”的俱樂部，最後淪落為一個高級的公關部，而智庫真正需要的核心即“孫武、吳起”式的頂尖智囊人物卻不在其中。一些打著“退休政要”旗號的面向企業和地方政府的“智庫”，事實上是“關係網”的販賣者，成為利益輸送的仲介和樞紐，這是異化的“智庫”。
根據“東中西部區域發展和改革研究院”發佈的《中國智庫發展報告(2011年)》，中國國內的確出現了一股熱潮，表現在智庫發展迅速、數量眾多、層次豐富。不過，報告認為，就智庫的研究成果而言，良莠不齊，堪稱混亂。
中央已形成“頂層設計”路線圖
2003年，國家發改委將“十一五”規劃前期研究課題面向社會公開招標。這一做法一度引發了地方上的效倣。2004年1月，《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意見》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以中共中央的名義明確指出：“要使哲學社會科學界成為黨和政府工作的‘思想庫’和‘智囊團’。”
1993年是民間智庫開始創辦之年，十年之後的2003年，決策者正式向包括民間智庫在內的智庫界公開採購思想産品，這一意義是非凡的，被觀察家稱為“中國智庫的春天來臨”，預示會出現“中國的蘭德公司”。智庫一時成了最具有誘惑力的詞彙。
2007年十七大報告中，首次出現了“發展智庫的重要性”論述，此舉表明，智庫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的重要作用已經被最高決策層所關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風暴衝擊各領域的決策行為，越來越顯示出依賴於個別智囊人物的決策局限和決策風險，越來越需要多樣化的獨立的思想産品服務的重要性。2009年6月17日，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主持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明確要求：“根據國內外經濟形勢變化和中長期發展需要，加強儲備性政策的研究，提高宏觀調控的前瞻性和針對性。”“儲備性政策”一詞首次進入普通大眾視野,而擔當“儲備性政策”研究的主角——智庫也逐漸揭開神秘的面紗。
黨的十八大報告進一步申明瞭“思想庫”的重要性。十八大把“思想庫”放在“建立健全權力運作制約與監督體系”項下，凸顯了“思想”和“智慧”也需要碰撞與監督的重要性。報告稱，“堅持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決策、健全決策機制和程度，發揮思想庫作用，建立決策問責和糾錯制度”。而今年11月份的《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則代表著中央高層已經就中國智庫的發展形成了一個“頂層設計”的路線圖。
毫無疑義，政府對智庫的重視逐年上升，目前需要的是凝練成具體的政策，和政策下細化的法律與實施管理辦法。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部專門管理和規範智庫的法規。
鋻於民間智庫屬於“民間社團法人”，官方智庫屬於“事業單位”，而高校智庫並不具備法人獨立地位，應出臺針對多類智庫的不同管理辦法。目前對於民間智庫，登記及註冊需要到所在街道所屬民政部門登記，級別低下，還得找到挂靠或主管部門。而“事業單位”性質的官方智庫，又有官方體系下的行政級別，無登記或被登出之憂，民間智庫則處於不對稱的政策性劣勢，遭受系統性排斥。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亟待解答與指引“新型智庫體系”的概念內涵。“中國特色的新型智庫”的“中國特色”好理解，也好落實，但何為“新型”，應在政策上儘早作出指引。如果“新型智庫”指的是更緊密地參與到國家治理體系中的“參與型智庫”，那麼，政策應是鼓勵更多尖端的政府在職高級人員退職後加入到智庫中，或選拔優秀的智庫研究人員充實到一線政府高級人員，形成小週期大迴圈的人員與智力流動，使智庫更貼近於決策主體。而以中國發展研究院章琦院長的觀點看，智庫應立足於找問題、出對策的建設性和有競爭力角色，這也可以很好地解釋“新型智庫”概念的基本內涵。
官方與非官方結構性失衡
與美國民間智庫“一統天下”相比，中國目前的智庫格局是官方智庫數量眾多，休眠的高校智庫眾多，非官方智庫則艱難求生。美國只有幾個半官方智庫較有名，如美國和平研究會，大部分聲名遠播的均為非官方智庫，如蘭德公司、卡耐爾基金會、布魯金斯學會等。官方智庫的經費是政府供給，非官方智庫則多靠社會捐贈，所以它們更看重名聲與形象。
與美國具有影響力的非官方智庫的數量相比，中國非官方智庫還任重道遠。
章琦院長領導的中國發展研究院，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創建的非官方智庫中最為成功和最有實力的一例，其思想産品深度影響政府決策。中國發展研究院的成功，與章琦先生的傳奇人生經歷有一定關係。
然而，中國發展研究院的成功，有其不可複製性，這樣的成功的民間智庫並不多見。曾有民間智庫負責人説，“茍延殘喘”、“半死不活”、“夾著尾巴”是目前中國民間智庫生存狀態。“在經濟上，我們完全能夠自力更生，但經常受到不平等的待遇，目前中國的研究機構大多是有官方背景的，即便是一些官方媒體如新華社、中央電視臺，它們做節目或舉辦論壇時都不請民間智庫學者，即便是請了，也會排到體制內學者的後面。”
與財政供養與人事編制配套齊全的官方智庫相比，近年來中國出現了一大批“半官方智庫”，這類智庫的特點就是經費由政府提供，只是不提供人事編制。
在民間智庫無強勁政策支撐的情況下，走“第三條道路”的半官方智庫，或比較切合於中國國情，這類智庫的優勢在於，一方面在“社團生存安全”上，有政府的庇護，另一方面又不同於官方智庫，不必淪為有關部門的“宣傳庫”，可以適當保持一定的獨立性，作出獨立和客觀的戰略研判。
然而，從“思想産品”的市場經濟化角度上看，不同地位的市場主體，顯然不利於形成一個“競爭市場”，沒有“競爭市場”，也就註定沒有品牌性産品。官方智庫在政府採購思想産品的市場份額中，居於壟斷地位，半官方智庫與民間智庫競爭中，又有體制等的非市場因素的優勢，民間智庫從1993年創辦至今20年來，其發展並不容樂觀。
民間智庫發展制約重重
如果把官方智庫稱為智庫人才的“鹹水湖”，民間智庫本可以成為人才的“淡水湖”，人才流動性強，有進有出，隨時可以邀請到所需要的專家加盟。然而，中國民間智庫卻很難發揮這樣的人才優勢，這主要是中國人事制度與單位考核機制不融合等原因，造成引入人才只是“挂名”，很難有精力與時間完成智庫課題，或很難獲得所在單位的配合，其發表的研究成果，因署名單位排序等問題而被所在單位科研考核所排斥。
筆者注意到，國內數個活躍于非官方智庫的著名學者，往往在所在單位職稱評定時受影響，而越是在智庫界有實力的人物，其研究綜合視野和跨領域的研究能力越強，其研究“專項感”越弱，越不符合於現有職稱評定“專業水準”評價體系。
另一個制約因素，來自官方資訊公開與資訊獲取渠道等問題。相對於官方智庫，民間智庫往往在及時和充分把握政府資訊方面，沒有得到法律及制度上的有力支援，導致智庫在進行現狀分析與對策研究中，未能形成令決策者心儀的成果。政府資訊受限，也影響到智庫選題設定等工作，民間智庫一般會選擇遠期戰略性研究，而回避對策性課題。
第三，國家尚無智庫的“國標”，也無意在相當近的時期之內推動這樣的標準。無標準化建設，對優良的民間智庫的進一步發展並不利。無標準，往往導致民間智庫定位不清，組織機構效率不高。國家應該允許現今表現優異的各領域智庫，主行推動標準的制訂。至少對一個“存活”的智庫，應該有定期和高品質的報告、刊物或通訊。一切符合於“標準”的智庫，無論“官方”或“非官方”，在政府課題招標中應獲得公平的機會。
最後一個需要注意的制約因素，就是“需求”。當前中國政府與國有大型企業在多大程度上願意聆聽到獨立的民間智庫的聲音，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當決策者自我設定他們就是“最聰明的人”之時，或設定他們所聘用的體制內顧問就是“全能之人”，或設定他們所執行的政策就是最好的政策之時，他們就會本能地排斥不同的聲音。從這一大思想市場環境上看，中國民間智庫尚處於“初級市場”階段，整體依然相當落後。
需三股力量共同推進
察哈爾學會創會主席韓方明博士曾發表評論説，中國智庫産業的發展需要三股力量的共同推進：一是民間智庫的發展與壯大，二是外國智庫的引進與合作，三是官方智庫的改革和提升。
智庫是智慧之庫，而不是金錢之庫，智庫均是非營利性質的機構，智庫要“化緣”才能有維持日常開支。在歐美一些國家裏，通過社會性基金建立起來的智庫，其地位與慈善機構一樣，凡向這類機構捐款的，均會在稅收上獲得減免。中國能不能發佈智庫資質年審報告，每年定期向外公佈保持相當活躍度的智庫，凡向不從屬於某一企業、政府或某一財團的民間智庫捐款的，在稅收政策上視同向慈善機構捐款?
官方智庫因有公共財政的保障，而且其與政府關係緊密，應嚴禁或限制向一切官方或半官方智庫捐款，以杜絕一切通過不正當手段影響決策或左右政策的圖謀。
在接受民間捐款或籌措資金來源時，應對外部資本介入採取透明化管理，即不反對外來資本，但對有外國政府背景的外來資金持有足夠的警惕。這方面可多學學俄羅斯的經驗。
推動中國智庫的國際化應是一個努力的方向。據2013年9月24日《瞭望》雜誌報道，有國務委員楊潔篪出席並致辭的第二屆中國-拉美和加勒比智庫交流論壇，至今已經舉行兩屆，效果顯著。2012年10月上旬，一份中美兩國智庫合作出臺的報告引人關注，這份題為《中美合作：全球未來的關鍵》報告，是由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和美國大西洋理事會合作完成的，這份報告呼籲中美從戰略高度處理兩國關係並應對全球挑戰。目前，察哈爾學會已經廣泛與荷蘭、南韓以及非洲建立了有效的合作關係，為中國公共外交對策提供了大量諮詢性建議，由章琦領導的中國發展研究院，也在國際化方面加大力度，把思想産品的競爭平臺前推于國際市場。
連結：舉足輕重的美國智庫
在各國智庫中，美國智庫數量最多、品質最高、影響力最大，代表當今世界智庫的最高水準。其以精準全面的分析研判、與政界廣泛深入的聯繫，以及在社會公眾中的影響力，左右著美國政治、經濟、社會、軍事、外交、科技等方面的重大決策。
重大決策背後的外腦
美國國內第一批智庫出現在上世紀初，它們大都從事長期性的政策研究，致力於把科學知識運用於研究和解決廣泛的公共政策問題。之後，隨著美國大蕭條到來，對純粹的科學分析和用孤立的行政方法解決社會問題的信心受挫，專家直接參與政策制定越來越司空見慣。在這期間，美國政府開始重視由工程師、物理學家、生物學家及社會學家相結合所産生的綜合研究成果，所以二戰後迅速出現大批與政府簽訂研究合同的智庫，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成立於1948年的蘭德公司。
上世紀60年代後，國際形勢的發展使智庫具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它們向政策制定者推銷政治主張，灌輸各種思想。這些智庫一般都有鮮明的政策、黨派和意識形態傾向，力求影響當時的政治或政策。同時，保守派智庫數量開始激增，其中的代表是傳統基金會和卡托研究所。90年代至今，政治家後援型智庫開始出現，其一般由具有政治雄心的人物或其支援者，以及離任後著力進一步推進其政治和意識主張的前總統等人創辦，其中包括卡特中心和尼克松和平與自由中心。
智庫對美國政府決策能起多大作用?翻開歷史，美國很多內政外交政策背後都有智庫的身影。蘭德公司曾完全主導美國的核戰略、策劃越南戰爭、謀劃裏根政府的“星球大戰”計劃。向日本廣島和長崎投放原子彈是外交關係學會的意見。布魯金斯學會曾構建具有跨時代影響力的著名“馬歇爾計劃”，挽救西歐瀕於崩潰的經濟，是美國對外政策中最成功的例子之一。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提出“巧實力”外交思想，最終成為奧巴馬政府執政後的外交戰略。
數量品質影響力全球第一
今年1月，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智庫研究項目在世界銀行和聯合國總部發佈第七份智庫排名報告——《2013年全球智庫發展報告》，目前全世界共有6826家智庫，其中美國擁有1828家智庫，佔全球智庫總量近27%。美國有5家智庫進入全球前十名，布魯金斯學會、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排名全球前五位。
美國歷屆政府是智庫的重要客戶。以美國進步中心為例，該中心的許多研究建議都被奧巴馬政府採納，影響力不斷上升，被稱作是“奧巴馬御用智庫”。華盛頓的“K街”號稱“智庫一條街”，美國智庫雲集於此，天天盯著國會和白宮，想方設法把自己的政策分析和研究結果“塞進”國會議員和政府要員的大腦。
資料顯示，美國的絕大多數智庫為非營利的免稅組織，它們一般都強調自己的“非營利性、獨立性和無黨派”的色彩。然而，從一開始，這些智庫就有各自的定位。專業人士稱這種“或保守，或中性，或激進”的定位“都為其研究先天地設定了有色眼鏡”。
在美國，智庫成員出入政界已成為政治的一大特色，形成諮詢機制上的“旋轉門”，即智庫成員的身份在政要與研究者之間轉換。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進入政界前是哈佛大學的學者，離開政界後又成立基辛格“國際諮詢公司”並任董事長。小布希執政時期的國務卿賴斯也如此，她在結束國務卿任期後，進入著名的智庫——胡佛研究所。政界要人的“旋轉門”為美國智庫旋轉出分量和影響力。
如何影響美國政府決策?
首先，智庫通過出版著作、期刊、研究報告和簡報等方式來闡述觀點和提出政策建議。其次，在國會委員會審查立法的聽證會上，除政府官員、利益集團的代表外，智庫學者也常被邀請在聽證會上作證，這不僅為他們獲得影響國會立法的機會，還可以通過國會記錄受到媒體和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從而擴大他們的影響。第三，所有的智庫都會經常就國內外的熱點和重點問題舉行對公眾開放的論壇、研討會、新書發佈會、紀念會等，以此來同政府官員、同行、媒體和公眾進行交流和互動。第四，許多重要智庫都設有對政府官員進行培訓的項目。最後，媒體是智庫學者傳播自己觀點、影響公眾討論，從而間接影響公共政策決策的重要途徑。因此，智庫學者非常重視同記者建立聯繫，通過媒體發出自己的聲音。
評 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