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 美國薩福克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耶魯大學博士
2014年10月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佈了對中國經濟總量的評估,稱中國的國內生産總值(GDP)總量,按照購買力平價(PPP)的計算,已經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雖然購買力平價的計演算法有諸多問題,但是,這畢竟是中國近代以來第一次摘取“世界第一”的頭銜。IMF還預測,到2020年,中國的GDP總量將比美國大20%。
而在11月北京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峰會,美國總統奧巴馬在民主黨中期選舉慘敗後成為“跛腳鴨”,中國媒體調侃説“中國的強主席遇上美國弱總統”,《環球時報》發佈社評,稱“隨著中國的不斷發展,我們逐漸有能力看懂美國了。那個社會在一定程度上躺在了‘功勞簿’上。它懶於改革,慢慢失去了改革的能力,它的自信也漸漸變成幫助它擺脫因競爭力下降所産生焦慮的傲慢。這樣的社會除非遭遇更致命的危機,或者有一天真的被新興市場超越,才有可能‘猛醒’。”
甚至在冷戰結束後宣佈民主完勝、《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的作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也撰寫新書痛陳美國的痼疾,大聲疾呼“強政府”最為重要,美國似乎有太多的民主。
這種“中國崛起”、“美國衰落”的呼聲瀰漫中外,似乎世界正處在大國興衰的轉捩點上。然而,在這些新聞標題下進行若干深入分析、精算數據,則會看到複雜得多的景象。
首先,中國經濟的年增長率,在2014年第三季度放緩到7.3%,“保八”時代早已過去。政府潛在的債務危機,以及高增長帶來的環境問題,則越來越令人們焦慮。而美國同期的增長達到3.9%,過去六個月經歷了十年來最強勁的增長。另外,最近能源價格的急跌,顯示了世界能源格局的地震。美國正從最大的能源進口國走向油氣出口國。這無疑是其經濟長期發展和能源安全的一顆定心丸。於是,有人不禁會問:中美在增長勢頭上,是否正在掉位?是否在未來幾十年,將出現美國的增長率高於中國的情況?
這也是哈佛大學的兩位經濟學家蘭特·普裏切特(Lant Pritchett)和勞倫斯·薩默斯(Larry Summers)最近的一篇論文引人注目的原因,報告中預計未來10年中國的平均GDP增速可能只有5%。薩默斯不是別人,就是那位哈佛的前校長、克林頓政府時期的財長、奧巴馬的前經濟顧問。普裏切特則是他長期的同事和下屬。他們雖然不代表主流意見,但算是重量級學者,其論斷勢必會産生巨大的影響。
這篇論文立論的驚人之處是:中國經濟總量,如果按照美元面值計算的話,恐怕永遠追不上美國。因為發達國家生活費用高,其按美元面值計算的GDP的相對價值要大大高於按購買力計算的價值。還是根據IMF的數據,2013年,GDP總量最大的是歐盟,達17.5萬億美元,美國則將近16.8萬億美元,中國不足9.5萬億,比美國小了三分之一還多。
按照這一估算方法,如果中國經濟持續以7%的比率增長,那麼到2033年時總量就將到達36萬億左右,輕鬆超過美國。但是,如果以2%的速度增長,則即使到了2033年也不過剛過15萬億,甚至難以超過美國現有的水準,那時美國經濟的增長率,怕是反超中國。這意味著中國在經濟總量上永遠追不上美國。
普裏切特和薩默斯指出,未來難以預測。但是,歷史畢竟能為我們提供一些線索。中國的經濟,三十多年持續著近兩位數的年增長率,這從已有的統計數據上看,已經是史無前例的了。但是,從歷史上看,那些創造了驚人的高增長的國家,往往會馬上跌入低增長的陷阱,比如,日本的高增長一直維持到80年代,到1991年後的二十年,每人平均GDP幾乎就沒有增長。
中國未來沒有“人口紅利”
大多數崛起國家,經歷了高增長時期後,馬上跌向世界經濟的平均增長率。這個增長率目前大致就是2%。而且歷史往往展示了“爬得越高,跌得越狠”的趨向,即增長率越高,持續的時間越長,接下來的增長越緩慢。日本現在正在經歷的,就是負增長。普裏切特和薩默斯並沒有就此下明確的結論,只是指出:中國未來陷入2%左右的增長率的可能性,從歷史的經驗上看,恐怕更大一些。7%的增長率,則幾乎不可能維持。
值得注意的是,這裡的2%增長率,是每人平均GDP的增長率。但是,這已經無關緊要。中國的人口,2013年是13.6億,預計到2030年達到頂峰,也不過是13.9億,幾乎沒有增長。每人平均GDP的增長率,基本就是GDP總量的增長率。而實際的勞動力數量,已經進入了萎縮期。這就為我們分析中國的經濟奇跡和未來發展提供了另一個面向:1978年中國開始改革時,人口不足9.6億,到2013年增長到13.6億。人口增長了近30%,整整多出4億人,而且大量是年輕的勞動人口。未來不僅沒有這樣的“人口紅利”,還要為這種“紅利”還本付息、對付養老危機。
反觀美國,如今人口3.1億多,2030年預計超過3.6億,上漲16%以上,而且人口會比中國年輕。其經濟技術成分高,創意旺盛,環境更有持續性發展的潛力,再加上巨大的能源優勢,增長率反超中國,恐怕只是個時間的問題。
中國維持增長勢頭的潛力,恐怕只剩下制度改革這一條路:建立真正的法治社會,清除腐敗,增加政府效率,保護智慧財産權,刺激創新,全面提高勞動生産力……。但是,這種改革能走多遠,現在還是未知數。這裡又引出了另一個分析面向:中國過去30多年的經濟發展,無疑得益於“改革紅利”。但是,我們必須看到,由於改革前的制度過於落後,即使是非常粗線條的改革,就會顯示出巨大的效率。特別是在經濟起步的階段,對制度效率的要求並不高。比如,中國過去的發展,長期依靠高投資。高投資帶來巨大的債務,也導致了過度建設。
但是,在百廢待興的時代,再怎麼過度建設,所造成的浪費也是短期的,很快就會被高速的增長所消化,增長帶來的利潤,也不愁還不了債務。但是,經濟進入成熟階段後,局面就不一樣:該蓋的房都蓋了,該修的路都修了,人口不再增長,GDP也不會年年騰飛,過度投資、過度建設所帶來的浪費,無法在短期內被消化,債務自然難以及時收回。那些“鬼城”,恐怕長期都不會有人問津。這一系列新問題,未來的改革能否應對?顯然,挑戰是前所未有的。
普裏切特和薩默斯的預言是否正確,歷史很快就能檢驗。不過,在當今的時代,這種對中國經濟的低調論,還是應該更多一些。經濟預測不是對未來的競猜遊戲,而會直接影響到我們的行動。如果對未來估計得過於樂觀,就會滋生泡沫心態,就不會對過度投資、過度建設、過大的債務有足夠的警覺。一旦沒有高增長及時消化這些浪費,中國經濟就真會陷入深重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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