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11月27日廣州訊（記者 張筱姝）近日，由雅居樂舉辦的第三屆中國新經濟力量論壇在廣州雅居樂康橋郡召開。在當日的“預見未來——迎接中國新經濟新常態”主題論壇上，各方專家就經濟新常態的定義及新常態下房地産企業的發展機遇進行了探討。
論壇結束後，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接受訪談，對如何理解經濟新常態及在此情形下房地産市場的穩增長與超常規增長進行了辨析。此外，黃益平深度解析了新常態下新型城鎮化發展為房地産企業帶來的契機以及央行降息為市場帶來的信號。
應如何理解經濟新常態？
增長模式需走向平衡與高品質
黃益平：我的理解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我們過去的的增長模式不可持續。這個政府一直有討論.我們過去的增長模式很特殊，一方面是速度很快，但另外一方面結構性的矛盾很突出。比如對投資依賴太多，過剩産能突出；消耗資源太多，環境污染嚴重；對出口市場依賴太多，外部市場動蕩；人們受到影響很大，收入分配不平等等。其實我們過去十幾年一直在試圖擺脫和在改變這樣的增長模式，但不是特別成功。
簡單地説，過去更多是粗放重視數量的增長，以後將轉向重視更高品質的增長。所以消費比重要增加，經濟結構要平衡，收入分配要改善，這是從增長模式來看的。新常態也許就是走向更平衡，更高品質增長。
第二是跟增長階段有關係。過去我們的高增長很大程度上是靠我們的低成本優勢，有很多農村剩餘的勞動力，所以我們做的一大批都是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産業，但現在做不下去了。勞動成本上升很多，農村的剩餘勞動力也越來越少，所以需要升級。
經濟學裏面稱此為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其實就是説過去靠低成本做了很多産業很有競爭力，但這些産業現在沒有競爭力了，以後要靠創新，要靠産業升級，所以從大的經濟格局來看，要從這兩個方面轉變。
總結來説，第一，過去的增長模式帶來很多問題，確實很難持續，要轉變主要是講結構和品質；第二過去靠低成本發展，這也是我們成功的原因。現在低成本沒有了，以後要靠創新、要靠産業升級。
新常態下房地産如何發展？
未來房地産穩增長代替超常規增長
黃益平：房地産跟新常態當然也有關係。如果我們過去的增長模式是不可持續的，過多靠投資，那麼背後的問題就是現在看到的房地産市場繁榮很難得到支援。一方面因為我們的經濟活動比較活躍，房産市場看起來比較繁榮。但另一方面如果經濟持續不下去，房地産市場肯定很難持續。
我們未來的房地産市場比較健康的情形應該是會穩步增長，不是過去那樣超常規的增長。如此經濟增長的品質可以更高，增長更可以持續。所以我們要在數量上有一個新認識。如果我們轉型成功，我覺得是一種相對溫和，也更加健康，更加可持續的增長。
房地産商應如何利用新型城鎮化契機發展？
新型城鎮化下房地産市場還有機會
黃益平：城鎮化是經濟發展很自然的過程，如果把新型城鎮化和過去的城鎮化做一個簡單比較，我們過去城鎮化是做了很多投資，建了很多新城，房子也蓋了不少。但農民進了城沒有變成真正變成城裏人，這個以後新型城鎮化要改變。
所以我們看過去的三十幾年，中國的經濟一個重要的特徵，似乎看上去工業化的程度走得很快，但是城鎮化其實走得不是很快。現在官方數據説有一半以上的居民已經住在城裏面了，這一半裏面有相當一批人沒有城鎮戶口。沒有城鎮戶口不能説他是真正意義上的城鎮居民，他的孩子不能在城裏面上學，他自己不能在城裏面享有平等的的待遇，我覺得這個可能是新型城鎮化很重要的內容。
李克強總理説過，房地産市場發展説還是有機會的。他提出新型城鎮化發展的“3億人”。“1億農民工”已經在城裏面，但是他們沒有享受正常的居住條件，以後真的給了他戶口，在城市裏面居住下來，要把他的孩子，家裏的人接到城市裏面來，需要住房。第二個“1億人”，有一些現在還在農村，特別是在西部農村的人，要到城市來工作、就業，那麼這1億人也需要有地方住。第三個是“1億城中村人”。這個“3億人”發展可能需要比較長的時間。
這樣看來的話，房地産市場潛在的需求還是有的。但是怎麼解決他們既能付得起房款，又能住有一定品質的房子之間的問題，以後的房地産市場發展的方向會有所調整。
央行降息釋放什麼信號？
改革應重在調結構
我覺得經濟發展到現在，要把重點放在改革上面，靠調結構來轉變。過去十幾年我們一直在説調結構但是沒調過來，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們一直擔心增長速度下去社會經濟政治出問題，所以一直不願意接受增長速度減速。
現在我個人認為覺得，我們的轉型的問題已經迫在眉睫，我們看到很多地方再不調整就沒有機會了，不是簡單的經濟刺激可以解決的問題。舉個例子説，我們珠江三角有很多企業成本上去了沒法做了。我覺得它需要的是産業升級，需要的是研發創新。所以我覺得要把重點放在改革上面，這是為什麼我自己覺得政府在過去的一段時間，就是一直在微刺激，但是避免過去的全面放開的大規模刺激保增長，我覺得是有道理的。
降息可能給很多人一個感覺，也許是政府新一輪大規模的刺激又要開始了，我自己不傾向於這麼認為。我們要區分的是宏觀穩增長的手段和過去我們習以為常的保增長的手段，現在我説要注重改革不能像過去那樣刺激，但這不等於説央行和財政部不採取任何措施。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把它推出來，儘量來穩定增長，這個是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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