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改革與法治發展系列談之一：中國的死刑問題為什麼廣受關注?
國際上的報道認為我國現在是全世界執行死刑最多的國家，當然，我們的人口也是全世界最多的，佔到五分之一。但有統計數據説明，世界上所有國家的死刑加在一起也沒有我們中國多，那麼，這就帶來問題了，不管這個數字是否精確，總之我們無法否認，我們的死刑數字是比較高的。
《刑法修正案（九）》實際上已經準備了快一年，我也參與了立法機關的一些內部研討。實事求是地説，最後公佈的擬廢9個死刑罪名，比我們事先預料的要多。我們事先覺得這一次能夠取消4到5個就已經不錯了。這給我一個啟發-是不是更高層的領導有時候思想比我們一些具體辦事部門還要開明？如果在死刑改革上"小打小鬧"，恐怕難以應對形勢發展的需要。
如果這9個死罪全部取消後，我們還有46個死刑罪名。從2007年最高法院收回死刑核準權以來，公認的死刑判決和執行大幅度地下降-當年保守的説法是下降了一半，樂觀的説法是下降了三分之二。但是，繼續從立法和司法上減少死刑的任務還非常艱巨。
早在3年前的2011年，第一次取消了13個死刑罪名，那一次也出乎我們的意料。那時候，我們想的是，如果有一天中國要減少死刑會從哪一個罪名開始下手？沒想到立法機關不是只減少一個，而是一下拿掉了13個死刑罪名。
再往前，2007年最高法院收回死刑核準權，也有點出乎我們的意料。2006年，我參加一個國際人權對話，當時有西方學者就説，如果中國不在2008年奧運會之前對死刑作一些根本性的變革，可能我們會抗議你們的奧運會。我當時就説，中國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飽受你們西方國家的欺負，現在中國已經強大起來了，難道因為一個奧運會，你們抗議我們就修改死刑嗎？
儘管中國的司法制度不會受外界干擾，但我們把死刑核準權收歸最高人民法院，還是考慮到了國際社會的影響這一因素。現在，我們生活在一個全球化的社會，經濟上的實力已經舉世公認，但是制度上以及其他的方面，我們要跟上來。
所以，我想説的一個基本意思是，從2007年死刑判決和執行至少下降一半，到2011年首次減少13個死刑罪名，到這一次又準備取消9個死刑罪名，應當説每一步都出乎意料，步子比我們想像的要更快。不過，中國的死刑改革與國際社會的期待還有不小的距離。國際社會現在是什麼情況呢？70%以上的國家在法律上或者事實上已經廢除死刑，還有不到30%的國家在法律上或者事實上還保留死刑，但是實際中真正執行死刑的微乎其微。
我看到《參考消息》上的一個報道稱，2012年全世界只有21個國家真正執行過死刑。其中，日本每年的執行數是10個以下；印度是世界第二大國，每年也是10個以下；美國現在每年有三四十個死刑。所以，即使在這些還保留有死刑的國家，死刑已經成為一種僅僅帶有象徵性的罕見的刑罰，相較而言，我們國家的數字要大得多，還是一種常用的刑罰。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死刑制度改革的壓力比較大。有一個公約叫《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這個公約在1998年的時候我們就簽署了，簽署以後要經過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才能生效。但是，一直到現在，這個公約都還沒有批准。因為批准以後，我們就要向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遞交履約報告，説明這個公約的有關條款落實得如何，這是義務。包括去年的廢除勞教制度，都在朝著這個公約的要求努力。
這個公約是1966年在聯合國通過的，那個時候世界上的多數國家還有死刑，公約要求各個國家盡可能地廢除死刑，"死刑只能適用於最嚴重的犯罪"。這個條款怎麼理解？什麼是"最嚴重的犯罪"？伊朗認為通姦也是最嚴重的犯罪；朝鮮可能有另外的解釋；中國過去認為盜竊罪也是最嚴重的犯罪，而現在貪污罪、受賄罪還被認為是最嚴重的犯罪，所以這次取消死刑並沒有去考慮它們。各個國家的文化傳統或者標準不一樣，各國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執行。
那麼，"最嚴重的犯罪"到底該如何定性？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就此作了一個解釋：最嚴重的犯罪一定要跟剝奪他人生命相關的暴力犯罪聯繫起來。於是我們看到一個比較奇怪的現象，比如，中國銀行廣東開平支行原行長余振東逃到美國去了，中國跟美國談判，要求把他遣送回來。美國説，你不能判他死刑，你要判死刑我們就不遣送他回去。加拿大更是這樣。為什麼賴昌星好幾年回不來？加拿大説不是我不願意送回去，送回去以後我們加拿大很多人權（非政府）組織要狀告政府違反《憲法》，因為加拿大的《憲法》是廢除了死刑的。所以一直到2011年，中國廢除了走私罪的死刑，加拿大才同意把賴昌星送回來。
美國自己也有死刑，為什麼還反對？這是因為美國的死刑只是針對嚴重的暴力犯罪，即一級謀殺罪。從法學專業角度説，美國的刑法思想就是一種報應思想，死刑針對的是一種暴力犯罪，是故意去謀殺別人。按照美國的理解，"最嚴重的犯罪"不能適用於非暴力犯罪，貪官、腐敗分子判刑可以，但不能判死刑，否則，就超出了報應的限度。
為了將這些潛逃海外的人遣送回國，中國和美國、加拿大達成了協議。但是，問題又來了。比如賴昌星這個案子，已經有二十幾個人判了死刑，頭號分子現在卻不能判死刑，老百姓不好理解。
死刑改革與法治發展系列談之二：死刑的溫度
應當承認我國現在死刑改革方面的進步是很快的：過去我們修改刑法，哪種犯罪嚴重了就增加死刑，但這些年死刑基本上沒有增加，而是減少。
即便這次成功取消9個死刑罪名，還剩下46個死刑罪名，這裡面還有大量的非暴力犯罪，即便暴力犯罪也要區分很多情況。那些嚴重的故意殺人罪目前肯定是要判死刑，問題是故意傷害罪也判死刑，就會導致這樣的犯罪心理：反正殺人是判死刑、傷害也是判死刑，還不如殺人滅口。這樣一來，一些案子可能就破不了了。所以，不僅非暴力犯罪要進一步減少死刑，暴力犯罪恐怕也不能一概而論。
我今年出了一本書叫《死刑的溫度》，在書裏面講了這麼一個故事：幾年以前在南京，有幾個農村進城務工的打工仔想去別墅裏盜竊，結果他們闖進的別墅住的是一家德國人。因為語言不通，驚慌之下，他們就把這一家人全部殺人滅口了。包括一對小孩-一兒一女，本來是一個非常幸福的家庭，夫妻兩人也很恩愛，做公益事業，就這樣被殘害了。
當時國內外都很關注這個案件，在外交部的記者招待會上，有外國記者提問：這個案件你們會怎麼處理？我們的外交部發言人説，中國的法律和司法是有我們主權的，不管是誰在我們國家殺了人都是要償命的，所以我們要按照中國的法律嚴肅處理這個案件。
報道出來以後，受害者的母親，一個德國的老太太，專門飛到中國向法院寫了一封求情信，説現在就算你殺了案犯，我的親人也活不過來了，我不希望再發生一個悲劇，因為在我們歐洲，長期以來已經沒有死刑了，所以在我們的觀念中總覺得死刑是特別殘忍的，我們代表親屬懇請中國的法官放過他們，給他們一個未來。我們的法院沒有聽取這個意見。這個判決是公開的，最後在判決書中特別説法庭注意到被害人的親屬提出了這一請求，但鋻於犯罪情節特別惡劣、犯罪人的主觀惡性特別大，不殺不足以平民憤，所以依法執行死刑。
事情並沒有就此結束。這個案子過去以後，作為死者的朋友，生活在南京的一些德國人，因為再過幾年也要離開南京了，就想了一個辦法紀念這一家受害人。怎麼個紀念法？他們發現那幾個兇手都來自農村，原來總覺得兇手都是一些兇惡、對社會有極大危險的謀殺犯、兇殺犯，但他們到法庭上看到這幾個人都是非常淳樸的，有的是剛剛步入社會的青少年，當初是在恐慌之中殺了人。這些兇手實際上屬於沒有受過社會教育、沒有上過學，在社會的最下層，找不到工作、沒有生存空間的一個群體。所以，德國朋友們決定成立一個基金會，去贊助那些蘇北農村上不起學的孩子，但不希望受到救助的人知道這個故事的來龍去脈。
基金會設立的時候，中國政府並不批准，後來它挂靠在另外一個慈善組織下面。經過多少年的發展，現在這個基金會的範圍不斷擴大，從蘇北擴大到安徽以及很多農村地區，資助了很多的農村孩子上學。基金會的參與者，也從德國人擴大到了中國人、美國人等各個國家的人，捐款數越來越多。
我聽了這件事情以後，很受感動。在中國，常常一個犯罪事件發生以後，把犯罪的人槍斃掉就畫上了句號。我們研究刑法、研究犯罪幾十年，會發現一個人走上犯罪道路，不管是一般犯罪還是兇殺案，都可能有非常複雜的原因。如果法律僅僅局限于把這個人槍斃掉，這個案子就算實現了公平的報應，整個社會和媒體就不再關注了，那麼，犯罪的原因並沒有真正解決，甚至更加惡化了。好多被害人也是，在非常悲痛的情況下，不想要任何賠償，只想要把這個犯罪分子判死刑。可是判了死刑以後，執法就畫上句號了。受害人的家庭得不到國家的救助，家裏的勞動力沒了，上有老、下有小，生活困難，卻沒有人再去關注。
所以，通過這個事情我就常常想，悲劇發生以後到底要怎麼去對待？我想南京的那個案例應該給我們一個很大的啟發。我特別希望國家、政府、民間能夠關注犯罪的深層次原因，如果能夠這樣去解決問題，效果可能比簡單地去判死刑會好一些。
死刑改革與法治發展系列談之三：人道才能使社會走向文明
很多人擔心中國死刑改革的步子邁得太大了，是否沒有考慮到中國社會治安的壓力或者惡化？或者説，有沒有考慮到老百姓的呼聲？會不會因為片面地強調和國際接軌，而導致國內的一些犯罪形勢不可控制？這個問題我覺得必須要解決。
關於《刑法修正案（九）》，立法機關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有一個説明，這個説明非常好，我可以在這兒補充一些數據來支援這個觀點。
第一點，從2007年以來，死刑判決下降一半以上，到2011年取消13個死刑罪名，儘管現在因為媒體發達，某些個案的報道讓大家覺得這個社會很可怕，但統計數據表明，中國近年來重大惡性案件呈下降趨勢。前不久有政法機關的領導同志告訴我，今年我們有600多個縣一年都沒有一件命案，全國的命案比最高峰時期下降了60%。
我想説明一個什麼意思呢？看來，通過公共政策的改善、通過良法善治，可以取得比過多依賴死刑更好的效果。大家都知道，我們的立法機關要廢除一個死刑罪名，絕不是簡單地受到國際上的壓力，肯定首先要考慮國內的情況。現在證明，這些年來，我們減少死刑沒有加劇社會治安的惡化，相反，我們的社會治安變得更好了。
第二點，"冤冤相報"的心理，這是人的一種樸素的感情。如果換成是你的親人被殺了，你還會反對死刑嗎？很多人問過這個問題。這要怎麼解釋？我説，第一，在一個國家的法律制度中，如果有死刑的話，毫無疑問，如果我的親人被殺了，我肯定是要求判他死刑，因為只有判他死刑，才實現了法律裏面最公平的一種報應。但是，現在世界上有70%以上的國家，他們的刑法中沒有死刑，整個歐洲都沒有死刑，被害人及其家人就痛不欲生了嗎？沒有！他們覺得判處無期徒刑已經達到法律裏面最公平的報應了，而不是簡單地説"以牙還牙、以眼換眼"。我們的盜竊罪過去有死刑，所以如果被害人被盜，你法院沒判死刑，被害人就會去鬧，但2011年取消盜竊罪死刑後，現在被害人也不去鬧了。所以，人類實際上就是活在一種文化中、一種習慣中。
比如，挪威發生了那麼大的恐怖事件，但因為他們早已不用死刑了，所以現在如果還要用死刑，大家確確實實就覺得很殘忍。而我們不同，因為長期生活在有死刑的法律制度下，所以我覺得現在要有一個過渡，觀念的改變是一個逐步的過程。
2011年，為了減少死刑，增加了一個限制減刑的制度，還提高了有期徒刑的期限。就是説，現在有的人擔心，你不給他判死刑，一旦放出來以後他對社會有危害，怎麼辦？
對於這個觀點，從我們從事多年犯罪和刑法的研究來説，也要一分為二地看。對大多數非暴力犯罪，你一味地強調提高生刑，關他那麼久幹嗎？要知道，在歐盟成員國的引渡條約裏，即使是終身監禁都被視作殘忍的不予引渡的情形呢，我們現在還顧不過來無期徒刑這個東西。對於極少數有人身危險性的犯罪人，可以借鑒德國等國家的一種制度：如果這個人確確實實有很大的人身危險性，即使他的刑罰執行期滿了，如果經過嚴格的程式以及專家的鑒定，覺得這個人不適合放出去，放出去以後會對公眾有威脅，那麼就要對他採取隔離措施，限制他的自由。當然，這些人是極少數的，不能擴大到隨便誰都可以。德國通過這種制度，現在全國就關了三十幾個人。但三十幾個人也説明，在這個社會中確確實實有極少數的人，他們的人格就是有嚴重的缺陷，或者確實對公眾有危險，對這些人恐怕要採取一些治療和隔離的方法。
還有一個，當然是司法公平公正。有人説為什麼把那些貪官判死刑，因為你不判他死刑，他過些年就被放出來了，這怎麼得了？這個問題的關鍵，是司法能否真正做到公平公正，要提高司法的公信力，各種與之相關的配套措施，都值得我們去深入研究。
有一家媒體對我作專訪，問我最想説的一句話是什麼。我引用了南非憲法法院院長的一句話。南非在結束種族隔離之後，它把死刑給廢除了。當時社會治安並不好，許多國會代表希望恢復死刑，官司打到了憲法法院，憲法法院的院長説：我們不能夠期待一種血腥的死刑制度，能夠帶來這個社會的文明化。相反，我們只有建立一種人道的文化，才能使我們這個社會最終走向文明化。
儘管改革開放這幾十年來，我們的法治建設取得了巨大進步，但必須承認目前我們的刑事法律、刑事司法仍處在一個轉型的時期。中國刑事司法的人道化、文明化，還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現在還遠遠沒有完成。
最近在北京，有一個罪犯把兒童給摔死了，整個事件的真相我不清楚，但報紙報道是兩極的。律師和罪犯説都是酒惹的禍，酒喝多了，當時跟人家吵架的時候，確實不清楚那個包裏包的是一個孩子。報道説，這個罪犯在執行死刑前渾身發抖，但記者毫不同情地報道説，你來不及了，誰叫你當初殺人……報道中，這個罪犯懺悔，跟那個法警説：能不能給我一支煙抽？我們的法警給他一支煙，他就説謝謝領導。
我想拜託媒體，你們報道一個案件的時候，要更多關注人性，盡可能深入到罪犯的內心世界，把他作為一個人去看，這樣你報道出來的效果就完全不一樣。對於一些司法報道，要有一定的專業知識。比如這次廢除死刑罪名中，有一個罪名就很敏感，叫"強迫賣淫罪"。立法機關的同志在做立法説明的時候，他那些話大家不一定完全明白。其實，廢除強迫賣淫罪死刑，它的最高刑還可以判無期；如果在強迫賣淫中有殺人行為、有故意傷害行為，還可以按照故意殺人罪、故意傷害罪去判死刑，所以不會縱容犯罪。這樣一説大家就明白了，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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