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個讀者，就有一百個哈姆雷特”，以此形容中國經濟“新常態”（New normal）的百家解讀再貼切不過。而作為亞洲開發銀行（下稱“亞開行”）的首位華裔首席經濟學家，魏尚進也從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的各個變數入手，深入獨到地解讀了“新常態”下的中國增長潛能。
“消除或降低要素市場錯配可為全要素生産率（TFP）在未來幾年內創造30%的上升空間，這就能抵消適齡勞動人口減少的副作用。當前TFP在GDP增速中僅佔1%~2%，因此如果配套改革順利推進，接下來十年的平均增速達7%也是完全可能的。”魏尚進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獨家專訪時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魏尚進特別指出了性別失衡對潛在經濟增長率的影響，這在以往鮮有提及。他表示，在性別失衡較嚴重的地區，父母往往願意更加努力工作，希望通過相對財富來提高孩子在婚姻市場的競爭力，且這種地區也會有更多人願意冒險創業，謀求更大回報，這就變相推動了GDP增長。“性別失衡在過去的十幾年內對中國GDP增長率貢獻了約兩個百分點，但這一增長率並不會為社會整體帶來幸福感，因此不應該以促進GDP 增長而放任性別失衡。”魏尚進引用了他與張曉波合作的研究後指出。
具體而言，適齡勞動人口、性別比、TFP和投資效率等都是影響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的關鍵變數，而在判斷實際GDP增速前分析一國的潛在增長率至關重要。因為是否要對經濟進行刺激取決於實際增長率和潛在增長率的關係。如果實際增長率超過了潛在增長率則需要緊縮，反之可能需要刺激。
此外，美國正式揮別歷時六年的量化寬鬆（QE），加息時點也牽動著各方神經。魏尚進稱：“中國是以吸引外商直接投資（FDI）為主，因此加息不會對中國産生太大衝擊。” 他進一步解釋道，“若一國以海外銀行借款（熱錢）為主，美國加息會造成資本外流，將對其産生較大衝擊，這主要由於熱錢對利率變化反應很快，相比之下FDI看中的是長期收益，流動性較弱。”
解讀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
第一財經日報：全世界都在解讀中國經濟的“新常態”，除了經濟增速放緩之外，你對中國的“新常態”有何解讀？
魏尚進：除了增速放緩這一表面現象之外，新常態還要從兩個結構性方面來解讀。一是中國向消費轉型，這也主要由於國際市場疲軟，外界不願意看到中國長期保持順差，而是希望中國擴大內需、間接來帶動全球增長。
此外，“新常態”還涉及到産業結構升級。在過去的20~30年中，中國的主要優勢體現在廉價勞動力上。然而當前人民幣升值，以人民幣計價勞動力成本已經大幅上升，再考慮人民幣對美元、日元、歐元等貨幣的上升趨勢，勞動力成本的上升更是不言自明。例如，同印度相比，中國近幾年以美元計價勞動力成本上升一倍以上，而印度的盧比對美元反而貶值。顯然，中國必須推動産能結構的變化，否則企業難以生存，但創新所需的時間和精力也更大，這也對經濟增長造成下行壓力。
日報：危機後，IMF不斷下調對全球經濟增速的預期，今年年會期間，IMF解釋説其理由在於全球潛在經濟增長率放緩。就中國而言，IMF認為今年和明年的增長率分別為7.4%和7.1%，而亞開行判斷中國2014年GDP增速為7.5%，2015年GDP增速為7.4%。你如何看待當前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長率？
魏尚進：影響一國經濟增長的有兩大因素：一是長期結構性的基本面因素（人口、資本儲蓄投資、生産力等）；二是短期的週期性因素（如歐洲經濟疲軟等）。要談潛在增長率需要將週期性因素剔除。
由於世界經濟高度融合，需求要看全球的需求而非只由本國主宰，但供給只能是由本國産出，因此供給性的因素比需求對潛在增長率的影響更為重要，而其中人口對生産便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當前中國人口紅利正在消退，適齡勞動人口的絕對數從2012年起約每年下降0.3%，而從工作年齡人口的增長到GDP增長率需要乘一個系數0.6。如果只考慮這個因素的話，GDP增速每年會下降0.18個百分點，十年之後就是1.8個百分點。按照當前對今年經濟增速7.5%的判斷，10年後中國經濟增速只有5.7%左右。
日報：人口因素對潛在增速的影響是否存在可變空間？
魏尚進：延長退休年齡可部分抵消由於適齡勞動人口下降對GDP增長的負面影響。當前中國人口的壽命越來越長，相比之下退休年齡顯得太早，這顯然是浪費了很多人力資源。如果將退休年齡與預期壽命掛鉤的話， 潛在增長率可以提高一些。
此外，中國性別失衡與GDP增長也有很大聯繫，但這點較少談及。當前，應婚青年男多女少的現象突出（現中國男女比例是1.15：1），這從兩方面影響了增長。第一，性別比失衡造成很多生男孩的父母工作努力程度更高，希望通過相對財富來提高孩子在婚姻市場的競爭力，因此就更願意加班加點，工作更努力些。這方面有證據支援。比如，張曉波教授和我共同研究發現，來到城市的農村人一年願意工作天數的多少與兩個因素相關：如果家裏有一個未婚男孩，又加上其來自農村所在的縣性別失衡特別嚴重，該人就會更願意工作。第二，性別失衡會促進更多的人願意承擔風險，包括去創業做企業家，因為風險和收入是成正比的。上述兩個渠道會使中國的潛在增長率更高，張曉波教授與我的測算顯示，性別失衡在過去的十幾年內對中國GDP增長率貢獻了約兩個百分點。
不過我需要指出：由性別的失衡提高的增長率並不一定是好事。更高的增長率並不一定是高品質的增長率。為什麼這樣説呢？我們可以這樣來理解。之所以有額外的人願意創業冒險、加班加點，其目的在於減少其子女或本人結不成婚的概率，但對於整個社會而言，有多少人加班加點，新增了多少企業家，並不會減少結不成婚的人數，因此這些人的額外冒險、加班加點從社會整體而言是無法達到目的的（socially inefficient），但對其個人而言別無他選，單方面地降低工作努力有可能降低自己或自己孩子的結婚概率。如果有一個選擇，可以降低兒女結不成婚的概率，降低為孩子以後成家儲蓄買房子的壓力，同時也可以減少其工作時間，即使以GDP略降一些作為代價，多半人會同意這一選項。然而，尤其是在別人都努力工作的情況下，個人沒法單方面減少工作時間或創業行為。從這個意義上而言，多出的兩個百分點的確是影響經濟潛在增長率的結構性因素，但這一因素並不會為社會整體帶來幸福感，因此不應該以促進GDP 增長而放任性別失衡。作為亞開行的首席經濟學家，我不會對成員國説，為了提高GDP的增長率你可以人為地製造性別失衡。
不過，既然性別失衡是中國的現實，我們要對中國的潛在增長率做出分析的話也要把這個因素考慮進去。即便放開計劃生育政策後，新生嬰兒的性別失衡的改善會有所加快，但這也只是降低失衡程度。這些人至少要在15~20年後才進入談婚論嫁的年齡，所以性別失衡在短期內不會改善，而在15~20年後可能將出現好轉。這個因素在今後15年內也會一定程度上衝消由於適齡勞動人口降低而對GDP增速産生的負面作用。
除中國之外，性別失衡這一現象其實在印度、南韓以及如新加坡、中國台灣、香港等華裔較多的經濟體也較為常見。不過，新加坡、台灣、香港等地區雖然也缺少新娘，但往往可從中國內地補充，這反而更加惡化了中國內地的性別失衡情況。數據表明，為婚姻而移民的中國女性多過男性。香港婚姻登記顯示，內地新娘和香港新郎對內地新郎和香港新娘的比例為7：1，這主要由於相鄰地區或國家比較富裕，跨境婚姻的結果是進一步惡化了中國內地性別比。由於內地的人口盤子大，跨境婚姻就數量而言相對微不足道。
日報：除了上述人口因素，投資效率和TFP對於潛在增速將有何種影響？
魏尚進：所謂的“改革紅利”就是通過結構性改革釋放更多的生産力。如果政府能下決心做好金融市場及其他要素市場改革，以及國企改革能幾項配套改革，將大大降低資源錯配，這將提高TFP，並進一步提升潛在增長率。
投資方面，改革可以優化結構，不僅産業結構，更主要的是投資主體的結構。 關於中國的投資總量是否太高的問題，我認為投資主體優化後效率就會提高，大致保持現在的投資總規模還是可能的。有人認為今天的總投資佔GDP的比例太高，不可持續，理由是投資量大會遇到資本報酬率遞減。但這一邏輯只有在傳統的單部門理論框架下才成立，在更符合實際經濟的多部門理論框架下是不存在的，因為經濟裏分很多行業，同一行業之內還會産生很多新的子行業，不同行業與子行業的結構、相對比例可以調整，因此投資效率不一定遞減。總之，中國的資本報酬率不能只看資本形成（capital formation）佔GDP的比重，因為不同主體的投資效率不同，中國存在資源錯配現象，相對效率低下的企業拿到了較多資金，因此在投資數量相同的情況下，資源重新配置也能提高投資效率，這將促使TFP上升。
日報：按照三中全會為改革設定的目標，到2020年基本完成各項改革目標，2015年到2020年間通過提高TFP將會帶來多少潛在增長率的提高？
魏尚進：要素市場錯配的改善可幫助TFP在未來幾年內有30%的上升空間，這就能抵消適齡勞動人口減少的副作用。當前TFP在GDP增速中僅佔1%~2%，因此如果改革能大膽順利地推進，接下來十年的平均增速達到7%也是完全可能的。
日報：如果全球潛在增長率下降的論斷成立，中國經濟會是其中一個特例嗎？
魏尚進：中國仍是新興市場，擁有趕超空間，重點在於把握本國的增長源泉。發達國家經濟增長速度放慢的原因與中國不盡相同。在技術前沿的國家，由於沒有勞動力成本優勢，因此只能以創新來促進經濟增長，而創新耗時長，這也使得平均經濟增速會較新興市場稍慢一些。當前美國經濟已經放緩，外界對其增長預期也有所下降，而預期會反饋到投資行為上，因此美國前財長薩默斯（Larry Summers）強調，需要通過對總需求的管理、基礎建設投資來為經濟提供一定支援，這也在今年IMF《世界經濟展望》的第三章中有所突出，即高效、高品質的基礎建設將産生供需效應，提高經濟增速，這樣一來可收回投資成本，可謂“免費的午餐”。
日報：一些經濟學家和科學家斷言，當前人類正在步入又一個“蒸汽機時代”，或曰第二個機器時代（Second Machine Age），科技進步是推動全球潛在增長率不可忽視的因素，但IMF並未將其提及。你對此作何評價？
魏尚進：回顧歷史，科技進步所産生的變化很難準確地定時預測，但忽略它將犯下彌天大錯。如網際網路的出現大大改變了人們的生活與生産方式， 由網際網路而激發出的發明創造還是方興未艾，各種發明創造累計起來可以大大提高生産率及世界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其具體的表現時間即使不易測準也沒關係。對它最終的影響我比較樂觀。當然網際網路的出現其對生産率的提高既有正面也有反面影響，比如不少人上班時玩電子遊戲就可能降低生産率，眾多微信客戶的微信活動也並不一定都提高效率。
美國加息對中國衝擊不大
日報：美聯儲終於揮別長達六年的QE，加息預期也不斷升溫，你認為加息時點何時降臨？哪些國家將會受到衝擊？
魏尚進：美聯儲加息可能會在明年中期發生，具體時間取決於美國通脹和就業情況的發展。可以肯定的是，這一影響將小于2013年由美聯儲前主席伯南克引起的“退出恐慌”（taper tantrum），主要原因是各國在過去的幾個月內及今後的一段時間裏都不同程度地在為美國加息的到來做準備。
另外，如果一個國家以吸引FDI為主的話，受加息影響較小；若以海外銀行借款或吸引海外股票投資（熱錢）為主，美國加息將對其産生相對較大的衝擊，這主要由於熱錢對利率變化反應很快，相比之下FDI看中的是長期收益，對美國利息的敏感性相對較弱。中國便是以FDI為主，因此只要資本賬戶開放過程中宏觀審慎政策不放鬆，美國加息不會對中國産生太大衝擊。
日報：鋻於美聯儲加息預期升溫，為避免屆時加息帶來的波動，當前中國資本賬戶開放的速度是否應該放慢？
魏尚進：資本賬戶開放涉及到上百項細節，不能將開放資本賬戶管理作為一個0或者1的簡單選項看待，對金融穩定衝擊小而對資本配置效率影響大的子項可以先開放。但對幾個分支項因其會對金融穩定産生巨大影響的可以放慢，尤其是本國居民及企業能否自由在海外以外幣形式舉債這方面的管控反而需要加強。
日報：開放資本賬戶和匯率、利率市場化的順序應該如何把握？
魏尚進：利率和匯率市場化應該先行，之後還要完成金融之外的配套改革（包括國企和地方政府借貸行為的改革），為金融體系奠定堅實基礎，此後再放鬆跨境資本流動，特別是其中對金融穩定影響較大的子項，這樣可以兼顧金融穩定與經濟效益。
日報：現在有一些反對利率改革的聲音，因為擔憂利率市場化將導致融資成本進一步上升，這對於中小企業尤為不利。
魏尚進：正因如此，配套改革的重要性就越發突出。當前國企和地方政府等借款主體對利息敏感度較低，因而抬高了民企尤其是中小型民企的利率。而如果配套改革做好了，均衡利率將有所下降。
日報：除了美國一家獨強以外，歐洲經濟持續放緩，日本經濟也不容樂觀，你如何評價二者？
魏尚進：中短期之內，歐洲是很大的擔憂，跌入負增長的蕭條風險很大，快速復蘇希望渺茫。但日本情況有所不同，日本經濟在過去兩個季度的表現不佳有兩大因素：一是增加消費稅，另一個是天氣因素（暑假高溫、多雨，打擊了消費）。值得注意的是，造成日本常年蕭條的一大因素當前已經解決，即通貨緊縮的預期，貨品價格不斷走低打擊投資信心。當前企業家對中期通貨緊縮的預期已經轉正，這已是很大的突破。
此外，日本的出口不振仍是一大隱憂。日本戰後經驗表明，經濟需要出口來提振，然而為何日元貶值如此嚴重，出口卻不見起色？我認為，近年來日本經濟和世界聯動，跨國産業鏈越來越緊密，因此日本的出口還涉及到上下游産業鏈的配合，日本將上游生産的機器、原材料等轉移到下游（尤其是中國）組裝，而中國人民幣的升值部分抵消了日元貶值對日本出口的提振作用。
亞開行：微觀、宏觀齊頭並進
日報：一般而言，亞開行首席經濟學家更多著眼于宏觀經濟，較少對政策有實質性推動。你上任後希望做何改變？今後亞開行首席經濟學家的職能範圍是否將有所拓寬？是否將增加政策建議的選項？
魏尚進：首席經濟學家擁有許多研究靈活性，我認為宏觀和微觀應該齊頭並進，把握宏觀趨勢對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的操作很重要，而對微觀的把握對一國結構性的、長期性的發展戰略也不可或缺。我希望通過跨國比較來客觀地做一些研究，目的在於為成員提供高品質的政策參考，擴大政策討論時的選擇餘地，提高政策討論品質。
值得一提的是，亞開行不乏微觀結合宏觀的案例。比如説，亞開行將在今後的8個月著力於一個最優教育制度的研究，即如何提高一個成員的教育品質、實現勞動力技術升級？如何將用人單位的需求和畢業生的技能更好地匹配？如何在正規教育和職業教育中做出平衡？我們為此正開展深入研究。這一項目在宏觀上要和各國政府直接對話，微觀上又與亞開行內部各種與教育相關的項目息息相關，亞開行已經計劃到2020年前要大幅提升教育相關貸款在行內總貸款中的佔比（當前僅為2%），並且通過採集數據讓貸款流向最為有效的項目。我們的數據包括各項歷史數據、亞開行和世行等國際機構的教育項目回報率，此外我們還會通過家庭勞動力調查和就業調查來採集數據，中國也將被囊括其中。
日報：亞開行的兩大份額國為美國和日本，你如何評價中國在亞開行內部的影響力？
魏尚進：亞開行有67個成員。除了美日之外，中國是第三大成員。中國是印度之後的第二大借款國。亞開行的董事會只有12位執行董事。多半的成員需要組成集體代表，而中國、美國與日本是僅有的擁有單個國家的執行董事席位，其餘64個成員分享剩下的9個席位。所以中國的重要性不能低估。亞開行的重大決議都需要董事會絕對通過，至今中國強烈反對的決議最終仍然實行的案例我還沒有聽到過。
日報：由中國牽頭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現已成立，法定資本1000億美元。據報道，亞開行總裁中尾武彥此前表示，不歡迎成立一家目的基本相同、由中國牽頭成立的另一家區域性銀行。這一表態是否屬實？
魏尚進：這是誤報，需要澄清。當時的記者招待會有錄音，事後重聽也證實亞開行行長沒有講過此話。行長的正式錶態在亞開行的網頁上有。 亞開行認為，第一，亞太地區基礎設施需求很大，成立亞投行是可以理解的。第二，亞投行成立後，亞開行認為其應採用國際最佳規則與實踐（international best practices）。第三，亞開行在亞投行成立後會在雙方共同關心的領域（areas of mutual priority）進行合作。
評 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