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餘年來世界經濟治理體系建立、發展、變遷，很多都是危機倒逼出來的。G20的誕生和由雙部長級別升格為國家元首規格的論壇，也是由金融危機引起。由於G20具有較高的代表性（覆蓋了全球經濟的90%、全球貿易的85%、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二），特別是新興經濟體國家，起到了危機時期引領經濟的火車頭作用。G20影響力不斷擴大，人們普遍認為它是目前全球經濟合作對話的最佳平臺。
G20這一應對危機的産物，已顯示了其治理危機的成效，各次峰會證明了平等對話的力量。全球合作協同應對危機取得的成果，説明瞭G20發達國家與新興經濟體國家聯合治理的優勢，各國元首親自參與對話是G20效率和權威的根本保證。發達國家應順勢而為，放棄霸權思維。
但目前看來，發達國家在經濟復蘇後，對G20的熱情、對全球治理改革的緊迫性有所下降，包括早已達成一致的IMF投票權重新分配一事，美國國會就一直拖延而不通過，美國又聯合一些國家搞TPP、TIPP等新架構，其勢必分散G20的影響力。
G20是西方發起創建的，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有責任落實G20領袖宣言決議。平等對話，世界的事讓世界的代表共同討論，這是避免世界經濟、政治危機的唯一正確之路。但有個別大國習慣了對別人指手畫腳，我行我素，聽不進不同意見，不覺得自身也有需要改革的地方，美國在這次世界金融危機中因此遭到全球的批評。請西方學會放棄霸權，放棄傲慢，也開始真正地改革。
G20成員，特別是大國成員，應當帶頭做負責任的大國，在考慮自我發展和利益的同時，也要考慮全球的發展和利益，總是以損人利己的做事方式生存，是行不通的，會被孤立的。
發達國家應正視全球經濟力量格局的改變。近幾年來新興經濟體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一直在50%以上，危機時期超過70%。G20也承諾要改革國際貨幣體系，這就需要嘗試。近年人民幣用於跨境貿易支付並逐步實現可兌換，金磚國家基建銀行及其基金的建立等，都應被視為改革的端倪，G20對此應給予理解和支援。危機已證明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存在巨大隱患與風險，應支援各國使用負責大國的穩定的貨幣來分散風險。正如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所主張的：我們需要一種包容發達國家、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靈活高效的“新多邊主義”與這個時代的需要相適應。
G20領導人是全世界的精英，應展現遠見和魄力，用正確的思想和理念引導全球經濟走向可持續增長。習近平主席在聖彼得堡峰會上提出“負責任宏觀政策新命題”，這一主張定會不斷豐富與發展，並顯現出越來越大的影響力。共同採取負責任宏觀經濟政策命題包括許多方面，首先，正確處理經濟政策，推動世界經濟可持續增長，而不是單純依靠刺激政策、寬鬆比賽；第二，各國做好各自的工作；第三，加強政策協調，共同應對風險和挑戰；第四，正視現實，不能用過去的老辦法——西方大國定規矩，全球跟著執行。
我認為隨著國際形勢日新月異的發展，G20也應不斷加強自身建設，才能更好地肩負起革故鼎新，開拓進取，領導全球的重任。當前最需要加強的是下列這幾個方面的工作：
一是議行合一的權威性，包括程式嚴密，規制合法，常設化，輪值化，透明化，預警機制和救助機制完善。議行統一，運轉高效，令行禁止，表率性強。
二是影響廣泛的代表性。除了重視G20中新興經濟體國家的意見外，還要注意聽取G20外部不同地域和類型國家的聲音，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訴求，這樣才能掌握各種真實的情況，更好地解決各種難題。
三是利益共用的普惠性。地球村成員都是利益相關國家，每個國家都有權分享世界經濟增長的紅利。改善國際治理的目的，就是普惠民眾。
四是防患未然的前瞻性。危機倒逼改革，G20應運而生。避免危機、阻止戰爭應該是G20的宗旨。加強防患于未然的學術研究，提高超前意識，清除危機發生的土壤，應作為G20的終身課題。
五是雙腦並用的創意性。G20應充分發揮全球智庫的力量，調動國際政府和非政府組織及各國智庫的力量，來為G20做頂層設計及微觀政策建議，以保證G20的關注焦點始終是當下世界主要矛盾，G20決議的問題解決方案是最優方案。
總之，在制度設計方面，應加強機制化和制度化，而不應讓G20複雜化。建立一個使大家樂於在一個平臺上使用共同語言，討論可操作強的解決問題的途徑，不斷完善G20功能，充分認識世界的變化，正視全球經濟力量格局的改變，順應時代發展，找準世界治理的問題所在，最終建立一個適應21世紀的國際社會治理機制。(作者是中國銀行前副行長、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本文摘編自陳雨露主編的中國首部G20智庫藍皮書----《大金融與綜合增長的世界——G20智庫藍皮書2014-2015》。
評 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