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七大鮮明地提出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要求。黨的十七屆二中全會進一步強調,必須深化政治體制改革。這表明,貫徹落實十七大精神,堅持改革開放,要把政治體制改革擺在應有的突出地位。
為什麼要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十七大報告指出,政治體制改革作為我國全面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而不斷深化,與人民政治參與積極性不斷提高相適應。
我國的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同政治體制改革同時起步的。十年“文革”,使僵化的經濟體制的弊端充分暴露,也使權力過分集中的政治體制的弊端充分暴露。在有些環節、有些方面,經濟體制與政治體制是密切結合在一起、合二為一的。比如,人民公社就是政社合一。農村家庭承包聯産責任制的興起,促使人民公社解體,這既是經濟體制改革,又是政治體制改革。
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我們著重抓了經濟體制的改革,同時抓政治體制的改革。在改革的實踐進程中,我們越來越發現,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
上世紀八十年代,鄧小平強調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他尖銳地指出,“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就會阻礙生産力的發展,阻礙四個現代化的實現”。他反覆講這個道理,要求改變政治體制改革滯後的狀況。
三十年的改革是曲折前進的,政治體制改革取得了相當大的進展,但曲折可能更大些。經過三十年的經濟體制改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起來了,現在改革正進入全面深化的階段。我國人民的民主意識明顯增強,政治參與的積極性也不斷提高。這些,都迫切要求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目前,深化政治體制改革,既是經濟社會發展的迫切需要,也是極好的機遇。
政治體制改革有它的複雜性和敏感性,不能盲目行事,不能急於求成,但又要善於抓住機遇,不失時機地推進。我們講改革的協調性,首要的是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的協調性。
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改革一樣,包括多方面的內容,只能有重點地推進。黨中央把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作為當前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重點,這是正確的改革決策。
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既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從一定意義上説,也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一環。
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內容不同,各有特點,但二者又是密切聯繫的,有共通之處。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功經驗,政治體制改革可以借鑒。比如,改革要制定目標模式,要有分階段分步驟實施的要求和方案;改革要漸進式推進、又要將漸進與突進相交替;改革要大膽地試驗,又要及時總結經驗,發現錯誤及時糾正;改革可選擇某些地區進行試驗,先行一步,起窗口作用,等等。
深化政治體制改革,首先要解放思想,要以思想的解放為先導。從歷史與現實結合的角度看,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要著力在以下兩個問題上解放思想。
一是要破除高度集權、排斥民主的傳統觀念。我國政治體制的弊端,最主要的是權力過分集中。鄧小平早就指出,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同我國歷史上封建專制主義的影響有關,也同共産國際時期實行的各國黨的工作中領導者個人高度集權的傳統有關”。(《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29頁)應當看到,我們的政治體制受這兩個方面的影響都是很深的。共産國際時期領導者個人高度集權的思想,滲透到制度和機制中,形成為政治生活的習慣,需要結合歷史,作深入的剖析。我國的封建專制主義歷史很長,在政治上突出地表現為“官本位”,根深蒂固,對此,我們更要努力清除。
二是要破除把人類政治文明成果一概視為資本主義性質的傳統觀念。政治體制改革要堅持從我國的國情出發,總結我們自己的實踐經驗,同時又要善於借鑒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經濟領域,有些東西,如計劃和市場,是手段和方法,本身沒有階級性,也不是區別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標誌。在政治領域,也是這樣。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平等,博愛,這些東西不是資本主義專有的,是人類共同的文明成果,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十七大報告提出,要建立健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作機制,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這次十一屆人大一次會議選舉設秘密寫票處這樣的細節,都體現了人類政治文明成果,都體現了思想的解放。過去長時期中,在“左”的思想影響下,把人類創造的這些政治文明成果,一概視為資本主義性質的東西而加以排斥。這種“左”的思想,是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障礙,仍然是我們推進思想解放的課題。
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鄧小平文選》,十七大報告,以及黨的其他重要文獻,已經提出了不少重要的思想解放課題,有待於我們結合實際去破解。
深化政治體制改革,要大膽創新。我們要解放思想,在制度、機制、方法等方面,大膽實踐,創造出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體制,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道路越走越寬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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