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一直以來,一提到非洲,總是會聯想到一些不太好的印象:貧困、疾病、戰亂等等。您多次去過非洲,對非洲的印像是怎樣的?
唐曉陽:和其他大洲相比,從GDP、從各項的經濟、社會指標來衡量,非洲的發展程度是比較落後,因為經濟落後也導致它和其他地區的聯繫接觸就比較少,其他國家的人往往通過新聞或者好萊塢大片上得到這些圖標化、臉譜化的印象。
大家都覺得非洲肯定特別熱,其實非洲的天氣甚至比北京甚至中國大部分地區要舒服,空氣沒有污染,非洲很多地區的氣溫其實並不高,即使最熱的時候也就是35℃左右。在東非有很多高原,常年都是二十幾度,非常涼爽,即使西非或者南非有些低窪地段,也就是三十多度。
很多人都認為黑人生活得很苦,充滿仇恨,飽受壓迫這種感覺,但真正去了那裏就會發現,大多非洲人是無憂無慮的,彬彬有禮,非常容易相處,而且非洲並不是所有人都生活在貧困中,只是貧富差距很大,有些非洲人是相當富有的。另外,非洲人的教育程度也相當高,會多國外語的人很多,教育國際化程度至少不比中國差。
非洲很多地方也有現代化城市,比如説肯亞內羅畢,有些地方也已經開始有工廠,像南非和博茨瓦的一些公路建設還都是不錯的。
中國網:怎樣消除對非洲的一些誤解,對非洲多一些客觀認識?
唐曉陽:中非之間多走動,比如短期的旅遊,可以促進中非之間的相互了解,去的人越來越多,會有更多的真實的非洲的故事,讓國內的人有更多了解以後消除恐懼感,願意去非洲做貿易,不再那麼擔心了。
另外一方面,企業因為本身業務需要,需要和當地官員、各種任務打交道,有很多商人現在已經定居在非洲,甚至拿了當地國籍。因此比較長期的、實質性的推動,還要依靠大量在非洲本地進行經貿交流的民間商人。
中國網:中非間的交往日益引起國際和國內的廣泛關注。在您最近的新書《中非經濟外交及其對全球産業鏈的啟示》,開篇就提到了有人對中國在非投資的種種非議,很多人認為中國對非洲友好,在非投資是別有用心的,甚至有人認為是“新殖民主義”。您認為中國在非洲的投資,對非洲來説有哪些作用?
唐曉陽:中國對非洲的投資,涉及到包括金融、能源等方面,投資的絕對數額也很大,但是從企業數量來看,最活躍的還是在製造業、商貿或者農業這些領域,這些領域對非洲的經濟多元化和工業化有非常重大的作用,特別對非洲的基礎建設來講,有很大的改進作用。
從投資角度講,本身屬於經濟行為,有經濟利益的考慮是無可厚非的,關鍵是要看投資這一經濟行為,客觀上是不是能夠促進整體經濟的繁榮或對整體的市場社會經濟發展有益。
從我目前多年來調查研究的經驗看,不能僅僅依靠企業的行為,同時也要包括一些政府市場監管方面的行為。從總體上講,中國在非洲的投資很大程度上是填補了當地的一些空白,因為中國企業具有一些西方企業沒有的優勢,使中國企業和中非之間的經貿往來能夠如此迅猛發展,為非洲的工業化,以及社會發展的生活品質帶來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好處。
其實,絕大多數的企業都是服從遵守當地法律的,而且國企等大型企業,也受到中國政府的一些監管,總體上是遵守了當地的市場規則的,當然永遠不能完全避免的是投資企業多了,就會有魚龍混雜的少數存在,有些企業可能會違反了當地一些法律法規,但這些往往也就能比較迅速地得到當地政府的處理和管理。
中國網:在您的調查研究當中,採訪過非洲當地很多政要和專家,他們對中國在非投資的態度是怎樣的?
唐曉陽:絕大多數政府官員對中國到當地去投資是非常歡迎的。現在各國政府普遍把民生和經濟社會發展放在第一位,而中國的投資給當地帶來了急需的資金,也創造了大量就業,也能夠帶去很多先進的技術和設備。
大多數當地政府官員是能夠從當中看到給整個社會帶來的好處,是比較歡迎的。可能有不同意見的是反對黨,或者一些非政府組織,他們其實也並不是説完全地否定中國的投資,而是以此作為政治手段與執政黨競爭,一旦上臺之後,就會馬上意識到中國的投資對整個國家的好處,就會向中國企業示好,讓整個環境都平穩下來,使中國企業能夠在那裏安心地投資經營。
中國網:我看到您有個觀點,認為亞洲投資者去非洲投資,是給非洲帶去了機遇,也帶去了挑戰。如何理解您的這個觀點?
唐曉陽:亞洲投資者對非洲的投資,要看到更深的機理——是要在全球産業鏈基礎上的驅動。
一方面,亞洲地區自身的生産成本提高了,需要到非洲投資;另一方面,我們也需要非洲,當我們産業擴大了,可能在當地要更多的市場,而且我們需要一些原材料或者上游産業的支援。這些都是全球産業發展的態勢所決定的,在這樣的發展下,亞洲企業去非洲投資,它其實是順應全球産業鏈大勢的新的發展方向。
如果非洲能夠把握住這個大勢,制定合適的政策或者做出相應的努力,更好地和亞洲投資者進行合作,那非洲就能夠和全球産業連結軌,就趕上新一輪的發展浪潮,這是一個機遇。
挑戰則在於,如果非洲不能夠正確地把這樣一個全球産業發展的趨勢把握住,不能夠作出相應的努力,如果一味狹隘地進行保護主義,可能暫時保護了本國企業,長久看來,是把自己隔離于全球化趨勢之外。
因此,在受益於全球趨勢的同時,也需要很多自身的配套努力,比如説基礎設施建設、教育政策等方面,都要能夠鼓勵全球性國際化的投資和經貿往來的需要,不然無法和全球産業鏈相銜接。
中國網:目前埃博拉病毒對非洲的影響甚至全球的影響都很大。可以説,埃博拉病毒也不完全是非洲自己的問題,整個國際社會都應該負一些責任。
唐曉陽:目前為止,從形態來看埃博拉病毒更像是我們以前的非典,埃博拉病毒最恐怖的地方在於,大家都不敢去那裏,會形成一種恐慌。
這其實和國際社會長期以來對埃博拉病毒的忽視有關。埃博拉病毒以前的爆發基本上都是在非洲內陸很偏遠的地區,死亡率也很高,但是當地太落後閉塞,所以對外界沒影響。這就造成了現在沒有疫苗,其實並不是病毒本身多麼難治,而是醫藥公司沒有花力氣去研究,但是這一次爆發就不同了,持續時間、散佈範圍都遠遠超過了前幾次,所以已經引起了國際社會包括世界衛生組織和各國政府的重視,有了補貼,醫藥公司開始研製疫苗,估計疫苗和治療藥物應該在不久就會有出來。
另一方面,埃博拉病毒疫情的傳播,也跟西非這幾個小國機構力量太薄弱緊密有關。很多地方疫情出現後,情況就比較混亂,比如説到醫院裏面搶病人,一些醫生和主要官員在最需要的時候逃離了現場……
這就需要國家加強自身的管理能力,目前美國是答應了派三千個軍事人員到賴比瑞亞去參加埃博拉的管控工作,中國也派了醫生在那裏,然後做了很多醫療方面的協助工作。所以,目前各方面對埃博拉所表現出的關注程度,可以説沒有先例的,希望通過這樣一些國際支援力量能夠彌補當地在公共衛生和公共管理上面的缺陷。
中國網:説到底,這些問題都跟當地的貧窮落後是脫不開干系的,非洲各國應該如何解決好發展的問題?
唐曉陽:如果一個國家很小,政府管理又比較弱,人又沒有足夠的文化,沒有很好的商貿環境,很難吸引投資,也就很難發展起來。
我在《中非經濟外交及其對全球産業鏈的啟示》(詳細)這本書裏主要提到了發展的問題。因為中國其實也曾經經歷過非常貧窮的階段,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在非洲獨立的時候,中國甚至還要比非洲更貧窮,亞洲比非洲當時總體的經濟水準更落後,但是亞洲在過去的三四十中發展的速度遠遠超過了非洲。
我在書裏提到的不是經濟學上的研究,更多地是從哲學或者更宏觀的角度,講到現代的資本主義或者市場經濟的發展動力到底是什麼?為什麼有些國家沒能發展,而有些國家能迅速發展?
我認為,以市場經濟為基礎帶動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過程,首先牽涉到的就是社會的組織形態,包括觀念上對市場經濟、對資本的接受程度,同時,社會觀念、社會組織形態和思想觀念又是否能轉化為現實的經濟和生産力的成果,與相應的外部條件互動以後,可能會帶動整個國家和社會的發展。
現代市場經濟還有很重要一點,就是從歐洲開始,擴展到美洲,再到亞洲這樣一個全球産業聯動的趨勢,現在市場經濟一定是要走全球化的聯動道路,這個就是中國在過去三十年,改革的同時也是在開放的原因,中國與全球的産業連結軌了。
如今,亞洲已經作為全球産業鏈的一條,現在又在進一步延伸,然後再帶動非洲。非洲以前的落後,主要是因為當時沒有像歐洲那樣的意識形態,非洲當時的情況跟中國的明朝、清朝一樣,是自給自足、相對封閉的形態;後來落後了被殖民,獨立之後又不像亞洲這樣有非常強大的國家,沒有達到現代化、工業化所需要的強大的組織功能。
中國網:非洲如何才能搭上全球産業鏈進程?
唐曉陽:第一,目前來講,比較多的有一種叫FlyingGeese(雁行模式),比如説紡織業、製鞋業這種勞動密集型的産業,從歐美轉移到日本,再到東南亞,然後到中國,現在可能就到非洲了。但目前此類投資仍處在試驗階段,數量不多。
第二,就像我在《亞洲投資對非洲紡織工業的影響》這份報告裏提到的,中國不少亞洲企業到非洲當地去,中國企業到當地種棉花,收購棉花,在要原材料的同時做一些加工,把原材料這一端口慢慢地進行工業化加工,從而進入到工業化的起步階段。
第三,還有許多看似規模很小的工廠為了滿足當地市場需要而在非洲投資生産。這些亞洲企業具有一些非洲國家原本沒有的機器設備、市場意識或者技術,他們針對當地市場的生産經營,也能夠為當地的工業化打好基礎。
其實,對全球産業鏈的理解也要更放寬,怎麼樣能把其他國家的資金技術能吸引進來,二十一世紀的工業化不可能靠一個國家單獨發展,一定是要通過和其他國家的融合,開放市場,才能得到最有競爭力的發展。
中國網:ISIS這個恐怖組織會不會讓北非變成下一個中東?
唐曉陽:現在ISIS主要還在敘利亞和伊拉克附近活動,以前的基地組織有個叫“馬格裏布基地組織”,就是在北非活動,隨著2011年的利比亞的卡扎非政權崩潰以後,就更滋生了很多恐怖主義的增長。
所以,目前為止,ISIS並沒有在非洲産生直接威脅,但是馬格裏布的基地組織,博科聖地組織等恐怖組織,對尼日、馬利、布吉納法索,以及尼日利亞這些西非國家都造成了一定直接的威脅;至於中東的恐怖主義,除了現在已經對西非造成直接威脅外,東非也很有可能成為他們活動的高發區,比如索馬利亞的Al Shabaab,組織,已經在肯亞造成了多起恐怖事件,對當地的經濟投資環境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非洲很久以來都有一條線,大概在赤道以北10度左右,從索馬利亞到蘇丹,再到中非、乍德,再到尼日利亞、馬利,這條線是基督教和伊斯蘭相遇的地方,所以衝突比較複雜,也比較頻繁。
這幾年來看,情況似乎有些惡化,特別像肯亞這樣的國家。但從總體來講,非洲最近的十幾年來,政治經濟在向好的方向發展,只是個別國家有一些起伏。
中國網:有什麼途徑可以將恐怖組織的危害降到最低?
唐曉陽:這其實在國際社會有共識,就是要增加他們的就業,讓年輕人有事幹,我們中國人的想法就是發展經濟。
因為恐怖主義拉攏的年輕人,大多數沒有正當職業,或者社會地位比較低。從這一點上來講,讓更多的年輕人能夠找到工作,有正當的收入,從目前看還是根本方法。
中國網:如何讓那些對非洲投資的中國企業或者商人,更好地融入非洲社會?
唐曉陽:希望每個人都能夠從更長遠的、更全面的角度來考慮問題。目前為止,不可否認大多數企業還可能比較遵守規矩的,但是仍然有一些民營企業難以管理,他們的目標利益太狹窄,對他們來講,只要立刻能拿到錢,個人利益得到滿足,無論是用行賄還是污染環境或者用惡性競爭的手段,都不惜一試。
所以,如果這些企業到非洲的話,他們應該看到的是非洲當地長遠的潛力。如果能在當地長遠發展下去的話,這對企業本身來講,肯定是一個更好的機會,因為目前非洲還是一片少有的沒怎麼開墾的市場,如果是真正用心去非洲準備開墾幾十年的話,就必須認真培養當地員工,認真了解當地風俗,保護環境,不會做殺雞取卵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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