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11月初美國中期選舉在即，美國兩黨爭鬥正變得格外緊張和微妙。就在這個關口，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弗朗西斯•福山新著《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從工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出版，他因為表達了對美國政治衰敗的失望而引起國際學術界的關注。他在書中強調，“強大的政府、法治和民主問責制”三者的順序非常重要，但民主並不是第一位的，“強政府”才是首要的。1989年就提出西方民主制度是“歷史終結”的福山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新思考，並引發西方學者談論“強政府”的思潮？正如美國《波士頓環球報》10月11日評論所説，“美國政府患上了令人苦不堪言的功能紊亂症，福山是在用新著為其把脈”。
轉變——從歷史的終結到為民主重新排序
“回顧從《歷史的終結？》一文發表到現在的時光，我們得從這樣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開始，那就是2014年已然不同於1989年。”9月初，福山在為《華盛頓郵報》撰寫的一篇文章中這樣感嘆。那時距離他的新書《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從工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正式發行已不到一個月。那時的福山還在撰文分析美國政治制度日漸腐朽的原因——分權制衡的傳統越來越嚴重和僵化。政黨分歧尖銳，分權體制越來越無法代表大多數人利益，而是給了利益集團和政治活動組織過多的話語權，未能體現美國公民的意志。美國《大西洋月刊》説，在福山看來，美國有太多的政治玩家——法院、國會內各委員會、美國全國步槍協會、美國醫學會等特殊利益團體、獨立委員會和監管機構——獲得了否決權，“但有權做實事的機構太少”。
“福山現在承認使自由民主制度奏效是何其艱難。”這是英國時政週刊《新政治家》10月9日一篇文章得出的結論。文章説，福山的《歷史的終結？》1989年在美國保守雜誌《國家利益》發表後不久，柏林墻倒塌。當時，他年僅36歲，還是一個相對不為人知的美國國務院政治規劃小組成員，但他的觀點迎合了西方的必勝信念情緒。到蘇聯解體時，他的看法似乎已成為“先見之明”。此後，他很快離開政府部門並簽署一份協議：書商開價60萬美元要求其撰寫首部著作《歷史的終結和最後的人》，只是這次已去掉了問號。但當福山撰寫《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時，他的思想已從《歷史的終結》中走出：首先，他體會到行之有效、負責任且不受個人影響的機構對自由民主的重要性，而且非常難以創建，不再相信所有國家都將不可避免地終將成為自由民主國家。其次，他已經懂得，即便是包括美國在內的成熟民主國家，也可能經歷政治衰落過程。
福山的新書出版後，他在美國國內以及英國等地進行新書推介。10月初，《環球時報》記者在美國參加了新書首發式。福山在會上又一次提及對美國政治現狀的失望，他表示：“美國的建國之父們在制定憲法時就有很多對權力制衡的考慮，他們的主要目的是要防止潛在的專制，防止權力集中。所以不信任中央政府是美國政治文化中一個很主要的特點。權力在參議院、眾議院、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間進行分配，但事實上就如同亨廷頓所言，這樣不是在分配權力而是在複製權力。”在他看來，正因為強調小政府，過於看重對權力的限制，大家看到的就是政黨在意識形態上的分化和利益集團對否決權的隨意使用，令政府對重要的公共問題難以做出有效決策。
在《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一書裏，福山並沒有否定民主的終極價值，但他也直言歷史的複雜超乎想像：“我真的認為民主陷入了困境，之所以這麼認為是因為，在很多地方，民主的政府並不能為普羅大眾提供基本的社會安全、教育、公共衛生，尤其在對抗腐敗上很多民主政府無能為力。”在近期和英國康橋大學政治學教授戴維•朗西曼的一次對話中，福山詮釋了他對政治衰落的理解：“一個國家是否真正有能力在政治動蕩和政治合法性受到威脅之前扭轉這種局面，阻止這種衰落，是該國能勝出的關鍵。”正因如此，他的新書也特別強調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性，他認為，現代政治系統需要有三個基本要素：強有力的政府、法治以及民主問責制。
反思——從美國政府失靈思考“加強國家能力”
《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是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後，又花3年時間完成的力作。福山在書中以社會如何發展出強大的、不依賴個人的、負責任的政治制度為核心問題，重新審視法國大革命、“阿拉伯之春”等重大事件，也談到俄羅斯和東歐的轉向、中國的振興和當代美國政治的深層功能障礙。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副院長王文跟福山接觸過很多次。2012年11月，福山在接受王文專訪時表示：“美國經濟的興衰與民主本身並沒有聯繫。我在最近的著作中聲明，任何政治體制都會面臨下滑趨勢。之所以下滑，最有可能是因為人們使用權力來增加其在體制中所享受的福利。”福山當時就提出：“我只是更加意識到國家能力有多麼的重要。”他分析了非洲、南亞一些國家出現的問題，得出的結論是：“即使這些國家是民主國家，也沒有做到民主。所以，我現在才會去探索國家構建以及加強國家能力的問題。”
福山的思考被很多國外學者看成是治理國家的一針“清醒劑”。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院長馬凱碩10月13日在新加坡《海峽時報》刊文時援引了福山在最新一期《外交》雜誌上的觀點：“儘管從理論上看，民主政治體制具有使其得以改革的自我糾正機制，但同樣會由於使其強大利益集團的行為合法化而經歷衰落，因為這些利益集團能阻止必要的變革。這正是近幾十年來發生在美國的現象，並導致許多美國機構愈發機能紊亂。”馬凱碩認為，如果強大的美國憲法及其權力制衡體系都已無法阻止政府管理失調，那麼，新加坡應吸取經驗並尋求更健全的方式和措施防止政府失靈現象出現。
德國漢堡國際政治學者佩納•哈拉爾德14日告訴《環球時報》記者，福山在新著中提出“強政府”排第一位，代表著西方正出現一股呼籲強大政府的思潮。比如，在應對歐債危機的過程中，一些歐洲國家就在反思政府在危機中的作用。佩納認為，原則上，德國不屬於“強政府”排首位的國家，頂多在西歐國家中相對算是穩定和比較強勢的政府。他表示，法治、民主問責制和強政府這三者之間更多時候應該是並列的。
福山對美國現狀的擔憂也未得到學術界的一致認同。哈佛大學著名國際問題專家約瑟夫•奈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專訪時表示，福山的説法是在誇大美國的衰落。約瑟夫•奈説：“美國人對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的不信任是存在的，這也是這個國家在18世紀時建立的原則。有人批評現今的政府無所建樹，什麼都沒有做，但是在2009年到2010年間，我們的國會就通過了財政刺激法、醫療改革法、軍備控制條約，解禁了軍人同性戀，這些都是很大的改變，如果政府是僵化的、無所作為的，那麼這些改變是如何做出的？”
王文認為，一些學者對福山的質疑正反映出在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崛起後，美國主流思想的分裂。王文表示，福山從民主到國家能力、國家建設的觀點轉移，並不是觀點發生變化，而是在完善的過程中。福山的最新思考可以説是美國學者在中國崛起後的新一輪自我反思。這也説明西方在民主問題上信心不足，正在對此進行自我批評。
成因——中國成功模式促使西方學界修正觀點
英國康橋大學政治學教授戴維•朗西曼近日在英國《金融時報》撰文，併為福山的新書做了如下推介：“福山的分析為評估世界新興大國的政治健康狀況提供了一份清楚明瞭的清單。比如，印度因殖民歷史而擁有法治和民主問責，儘管前者有官僚主義和效率低下的缺點，後者也顯得混亂和繁瑣，但印度中央政府的權威太弱。新上任的印度總理莫迪正試圖改變這樣的現狀。中國因帝國歷史而擁有強大的中央政府，但法治和民主問責方面較弱。中國在3個條件中滿足了1個半，但順序是正確的。”斯坦福大學網站10月6日的一篇文章認為，福山將中國當作一個長期擁有現代官僚體系的強政府範例。但文章也提到，“這種中央集權的政府，再加上儒家傳統，會阻止制衡政府(權力)的法律和民主機制的發展”。福山表示，所有政治秩序，包括自由民主體制，都會由於意識形態僵化和強大精英集團把控政府機構而衰敗。
中央編譯局比較政治與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楊雪冬認為，福山的觀察和思考“很敏銳”。他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應該説，西方越來越多的學者關注中國的發展及其背後的原因。西方的主流學者不可能公開讚美中國，福山也一樣，但他在努力修正自己之前的理論，以更與實際符合。他們承認美國的模式不是唯一的。美國制度在新的時代有缺陷。這個時候中國成了參照物。揭示了不同的制度都有自己的優缺點，不要只看到對方的缺點。楊雪冬表示，政治權力的運用，不單靠分權，還需要集中。在一些重大問題上，能否實現集中往往決定著問題解決的效果。
王文説，福山非常關注中國的發展，這些年來，他經常與中國學者進行交流，而且他的一些觀點也受到中國學者的影響。不過，福山一開始並沒有特別看好中國的發展，他對中國的褒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想刺激美國的改革。福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美國五毛”，他自然對美國的現狀感到焦慮和失望，同時他不僅在找原因，也在尋找辦法。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沈丁立認為，福山“強政府”的觀點主要是説給美國政府聽的，應當注意到，民主的東西他沒有否認，他只是認為對美國而言政府效率應該加強，法治和民主問責是絕對的運作保障。現實環境是西方的民粹化發展這些年比較嚴重，在西方民主問責的東西太多了，所以需要調整，很多民主體制的國家被弄得幹不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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