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開忠：打造首都功能承載區是京津冀重要定位

楊開忠 北京大學教授、中國區域科學協會會長

9月12日，由中國網和北京大學首都發展研究院共同舉辦的“區域協同發展論壇——京津冀一體化落地開花”智庫沙龍順利召開。來自京津冀三地的重量級專家對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國家戰略部署進行了深入研討。北京大學教授、中國區域科學協會會長楊開忠就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戰略意義與功能定位進行了系統分析：

今年2月26日，習主席在京津冀三地協同發展座談會中提出京津冀協同發展是重大國家戰略，他強調了這是四個方面的需要：一是面向未來打造新的首都經濟圈、推進區域發展體制機制創新的需要；二是探索完善城市群佈局和形態、推進世界級城市群建設、為優化開發區域發展提供示範和樣板的需要；三是探索生態文明的道路，推進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發展；四是促進環渤海地區發展，帶動國家北方內地發展的需要。我個人以為，這四個方面就是我們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戰略意義所在。

9月4日，京津冀協同發展領導小組第三次會議討論京津冀區域功能定位問題，表明這個問題已經進入到中央的決策議程中。在這裡。我想就京津冀協同發展區域功能定位談幾點意見。

第一、堅持打造首都功能承載區。北京現在發展面臨著空間的危機，表現在北京人口資源環境和發展的尖銳矛盾上。為了應對這個危機，大概從2000年左右以來，在學術界就有兩種不同的主張，一部分人主張整體遷都，另外一種觀點，包括我個人在內，是反對遷都的。我們應該看到的是，繼續定都北京，對國家的長治久安，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除了眾所週知的國防、軍事方面的意義外，定都在北京還有兩個方面的特別意義。

一是平衡我們國家南北地區的發展關係。我們國家南方跟北方發展條件相差比較大，總體來説北方不如南方。和平衡沿海和內地的關係一樣，平衡南方和北方的關係始終是我們國家面臨的一個重大戰略問題。北京是華北、東北和華東地區的接合部，在北京定都是促進北方地區發展，平衡南北關係的一個最佳選擇。

二是定都北京有利於國土生態安全的建設。北京地處國家重要的生態脆弱區——北方農牧交錯帶的南側，在這個地方定都有利於決策者更好地重視生態建設，提升國土生態安全。

所以，北京應該堅持國家首都的這樣一個定位。解決北京空間的危機，出路不在於遷都，而在於展都，在於形成以北京為核心的首都功能承載區。

我個人體會，習主席講話的一個戰略內涵就是，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中國不遷都，而是選擇北京堅持和強化首都的核心功能，調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形成超越北京轄區範圍的，以北京為核心的，以天津、河北為支撐的首都功能承載區。

正因如此，京津冀區域的一個重要功能定位就是堅持打造首都功能承載區。探索規劃建設在離北京不近不遠的地方，建設一個人口規模50萬到100萬的國家行政新城，制定實施首都功能承載區法（或首都圈法），應是打造首都功能承載區的重要舉措。

第二、堅持中國北方最大經濟中心區域和全國三大經濟中心區域與世界級城市群的定位。中國北方地區國土面積有578萬平方公里，佔到整個國土面積的57%，人口5.6億，佔全國人口42%，GDP大概是27萬億，相當於全國GDP的47%。京津冀是是北方最大的一個人口和經濟核心區，以佔北方地區3.72%的國土面積，貢獻19%的人口和接近24%的GDP，是我們國家北方地區人口和經濟最為密集的核心地方。當然，除了京津冀區域以外，北方還有三個人口和經濟較為密集的地區，這就是以山東半島為核心的山東，以鄭州為核心的河南、以遼中南為核心的遼寧，這些地區經濟、科技、文化和社會整體實力弱于京津冀，且從整個北方來看，她們的地理位置要麼偏北，要麼偏南，河南還處於內陸。綜合來看，京津冀是帶動輻射北方的最佳地方，習書記之所以強調京津冀協同發展重大國家戰略是促進環渤海這個區域發展帶動北方腹地發展的需要，我想道理就在這裡。因此京津冀協同發展重大國家戰略必然堅持這一區域作為北方最大的經濟中心區域的地位。

從全國來看，京津冀國土面積略大於江浙滬地區，也更大於粵港澳這個地區。2013年，京津冀人口大概是1.1億，相當於江浙滬人口的70%，與粵港澳地區基本一致；GDP京津冀地區6.2萬億，是江浙滬地區的52.5%，是粵港澳地區的76%。總的來講，目前，京津冀地區雖不及江浙滬、粵港澳地區，但是全國第三大人口和經濟中心區域。

從未來發展來看，由於發展條件和人口體量的差距，京津冀地區經濟總量不可能趕上和超過江浙滬地區。但考慮到國內腹地遼闊，以及新絲綢經濟帶和東北亞地區對我們國家地緣戰略的重要性，預計到2015年前後，隨著京津冀協同發展重大國家戰略的實施，京津冀地區將在鞏固加強其北方最大經濟核心區地位的同時，經濟總量可能與粵港澳地區並駕齊驅，甚至超過粵港澳地區，成為我們國家第二大經濟中心區。我覺得，這樣的變化不僅是趨勢所在，而且有利於國家南北均衡發展、有利於落實國家全方位的地緣戰略，是國家地理戰略的需要。

第三，堅持具有全球影響力和競爭力的國家創新中心、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貿易中心的定位。考慮到京津冀區域水資源極度短缺，靠進一步集聚遷移勞動力和人口是不可取的，必須依靠創新驅動，走高端高效高輻射的發展思路，建設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和競爭力的國家創新中心、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貿易中心。這裡面有三個關鍵：

第一是深化創新體系改革，進一步形成知識的創造、保存、傳播和應用的自由市場，激發創新的活力；把中關村自主創新政策延伸到天津和河北的重要功能區，支援天津國家高新技術産業園區升格為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進一步以北京為核心的，以北京-天津為主軸，形成開放統一的京津冀創新體系。

第二是深化資本市場改革，推進資本市場國際化，推動金融創新，完善金融中心功能，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和競爭力的國際金融中心。

第三是建立中國（京津冀）自由貿易園區。這個自由貿易園區要以天津濱海新區為主要依託，延伸到北京和河北相關功能區。

在這裡，我想特別強調一下京津國際金融中心問題。打造京津國際金融中心，不僅是國家重大戰略需要，而且從宏觀上來看時機越來越成熟。大家知道，中國已經是全球製造業第一大國和全球最大貿易國。未來十年，在製造貿易轉型升級的同時，中國將投資金融大國拓展。事實上，2013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首次突破千億美元大關，已連續兩年位列全球第三大對外投資國，中國對美投資額已首次超過了美對華投資額，另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組織《2014世界投資報告》報告預計，今明兩年內中國對外投資額將超過進入中國的外資。在我國邁向投資金融大國的過程中，投資融資者對中國資本市場機會、渠道、場所和可及性的要求將不斷增加，中國資本市場將逐步成為全球最強大的資本市場之一。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説“過去十年最佳投資是房市，未來十年最佳投資是股市”。為因勢利導，除了大力深化資本市場改革和對外開放外，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增加證券交易所的數量、優化證券交易所佈局。目前，我國證券交易所存在兩個重要問題，一是密度低。無論按人口、國土面積，還是GDP，我國證券交易所的密度在世界主要經濟體都是比較低的；二是僅有的上交所、上交所，包括香港交易所，區域佈局都集中于東南沿海。這會影響區域之間資金平衡，不利於南北東中西平衡發展。因此，為適應和駕馭我國崛起成為全球投資金融大國的趨勢，應當把京津冀協同發展重大國家戰略與增加證券交易所數量、優化證券交易所結合起來，著手研究在京津冀規劃建立中國第三家證券交易所，加快完善京津國際金融中心功能。

第四，加快天津北方經濟中心建設和河北濱海地區發展，推進人口和經濟佈局重心向沿海轉移。提升和優化京津冀區域功能定位，必須處理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創新中心和經濟中心的關係，必須處理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係。從空間角度來看，處理好這些關係，應京津冀地區劃分為東部沿海、中部平原和西北部山壩區。東部沿海相對集中于經濟中心功能，中部平原相對集中于政治、文化、創新中心功能，西北部山壩區重在生態涵養。為此，京津冀協同發展重大國家戰略應因勢利導，加快推進區域人口和經濟重心向沿海轉移，並在西北部山壩區高標準、大規模規劃建設國家生態功能特別區和國家公園體系。

加快推進區域人口和經濟重心向沿海轉移關鍵在實施兩大國家戰略，即：天津北方經濟中心戰略和河北沿海發展戰略，其中河北沿海發展戰略重點應在加快把滄州建設成為京津冀僅次於唐山、石家莊的區域中心城市。這裡，我想強調一下，天津替代北京成為北方最大經濟中心不僅僅是一個客觀的趨勢，而且是國家頂層設計。事實上，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這個戰略就提出來了。1982年《天津市城市總體規劃方案》提出把天津建設成為我國北方的經濟中心。1986年國務院批復天津市城市總體規劃方案，規劃確定天津經濟中心的定位。1999年國務院批復《天津市城市總體規劃（1996-2010年），確定天津是環渤海地區經濟中心和北方重要的經濟中心。2006年國務院批復《天津市城市總體規劃（2005-2020年》明確天津建設北方經濟中心。與此同時，北京則不再定性為“經濟中心”了，只強調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了。經過30多年來的調整，現在天津替代北京成為北方經濟中心到了衝刺階段。京津冀協同發展重大國家戰略實施必將加快這一進程。根據我的研究，到2020年左右，也就是説，經過40年左右調整後，天津將實實在在取代北京成為北方最大的經濟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