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來，鄧小平開創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居功甚偉，鄧小平模式要明顯優於自由市場模式和史達林模式。自由市場模式主張自由主義，市場主導一切。史達林模式強調政府的作用，政府主導經濟生産和消費，是一種完全的計劃經濟。而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並存相當一部分國有經濟和私有經濟。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政府可以發揮作用；私有部門實行充分競爭，更刺激了經濟增長。
9月5日—7日，國家漢辦與中國人民大學共同主辦的第四屆世界漢學大會在京舉行，來自38個國家和地區的200多名專家學者從多學科視角就東西文化交流展開了對話。
作為長期致力於關注和研究中國社會各個領域的專家和學者，優秀的海外漢學家是連通中西方社會並促進其交流的重要使者，他們的學識和觀點，不僅是西方了解中國社會和中國人民的通道，更是中國人反觀自身的鏡子。
本期，我們採訪了兩位參加本屆漢學大會的漢學家，他們分別從文化和經濟領域暢談對中國社會的認識。在他們的談話中，我們可以更好地了解西方社會對中國的看法，也獲得了進一步了解自身的另一個角度。一位是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艾愷 （Alitto Guy），曾任基辛格、尼克松等政要訪問中國時任隨行翻譯。他師從費正清、史華慈，是當代最活躍、最有影響力的漢學家之一。其研究領域包括中國區域地方史、家庭史和社會史、中國知識分子與社會史、中國共産主義運動等。另一位是前倫敦副市長羅思義（John Ross），分管倫敦市經濟與商業發展相關政策事項，同時負責倫敦城市形象的國際推廣工作。卸任後，羅思義轉而投向經濟研究和評論，並將研究方向聚焦于中國。2012年他加盟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並正式簽約成為中國智庫首位高官級的“全職洋員工”。
羅思義：要實事求是地看中國經濟
這個老外，對數字極其敏感，“你説咖啡廳到這裡只有100米，我看至少有350米。”
這個老外，頗有語言天賦，20多歲就學會了法語、40多歲學會了俄語，卻還沒學會漢語，“我現在67歲了，如果我要學會漢語，至少需要3年多的時間，所以我寧願多花點時間研究中國經濟。”
記者：您為何將研究方向聚焦到中國並來到中國？
羅思義：我從1971年開始關注國際經濟學，並長期關注經濟增長問題。中國過去30年實現了快速、持續的增長，激起了我研究中國的興趣，因此，從1992年開始，我便通過各種文章和書籍了解中國。我此時是以一個西方人的視角去認識中國，那時我便十分看好中國的發展前景，十分崇拜鄧小平。2004年第一次來到中國後，我開始以一個“中國人”的角度和視野反觀世界，兩者構成互補，讓我可以更加智慧和深刻地觀察世界、並聚焦中國。
之前我對西方的經濟理論比較了解，但是對中國的實際情況和具體情況知之甚少，比如中國地方政府的行為等。在重陽研究院，外國研究者能夠和中國本土研究者實現充分的交流，彌補對中國實際情況了解少的缺陷。中國學者也能通過國外學者更加深刻地理解西方經濟學的發展，了解中國經濟與其他國家的不同，有利於國際對比。
記者：據我對您的了解，您特別喜歡“實事求是”這個詞，實事求是地講，您怎樣看待和評價改革開放後30年中國經濟的發展？
羅思義：“實事求是”最好的媒介是數據，我可以列出一些數據來看中國經濟的成果。中國實現了主要經濟體歷史上最快的經濟增速；中國實現了主要經濟體歷史上最快的生活水準增速；中國帶領6.2億人擺脫貧困；中國創造了單年最大的産出增長紀錄；在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初期，其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為22% ，是經濟快速發展時期的美國人口的7倍。所以我説，中國毫無疑問地取得了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經濟成就，影響了最多的人口。
在我看來，鄧小平開創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居功甚偉，鄧小平模式要明顯優於自由市場模式和史達林模式。自由市場模式主張自由主義，市場主導一切。史達林模式強調政府的作用，政府主導經濟生産和消費，是一種完全的計劃經濟。而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並存相當一部分國有經濟和私有經濟。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政府可以發揮作用；私有部門實行充分競爭，更刺激了經濟增長。
但是，中國經濟要繼續保持高速增長，還要妥善處理好政府和市場之間、國有經濟和私有經濟之間的關係，要充分地發揮市場的資源配置作用，要更大程度地激發私有部門的活力。
記者：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也出現了一系列的問題，比如環境問題、社會問題等，您如何看待和評價這些問題？
羅思義：我認為，發展中不可能沒有問題，問題和危機是兩個概念，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的美國次貸危機都是問題超過了限度。中國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不少問題，比如環境問題、社會問題、通脹問題、交通堵塞等。但中國的問題遠遠沒有也不可能帶來危機，因為我看到中國一旦遇到某些問題，就在上上下下想辦法去尋求解決方法，而且效果不錯。
另外，世界各國在發展進程中都會面臨新出現的各種各樣的問題，這是一個普遍現象。例如，環境問題不光中國有，很多國家的快速增長都伴隨著環境問題。短期來看，這些問題會存在，但最終都將在發展中被解決。
記者：隨著中國的崛起，一些國家提出了“中國威脅論”，與之相對也有“中國機遇論”，您如何看待？
羅思義：我以為，中國經濟的發展一直以來、並將持續為國際社會提供巨大的發展機遇。我之前曾寫文章指出，世界銀行最新預測，按照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計算，中國今年將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我個人預測，2019年，中國將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那些認為中國是威脅的國家，是因為懼怕被超越，因為任何人都不喜歡別人比自己富有。因此，威脅論完全是一種害怕被超越的“仇富”心理，是個別國家的想法罷了。而且，我認為事實是檢驗一切的唯一標準。一直以來，中國都在促進世界的經濟增長。
記者：您以為中國的文化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有何作用？
羅思義：在這次的漢學大會，杜維明談到了亞當·斯密和孔子儒家的關係。與杜教授不盡相同，我對這個關係也有一定的理解，我以為在亞當·斯密那裏，他並不是強調自由主義，而是社會分工、勞動分工；而孔子的儒家作為中國的一種精神信仰，主張社會價值，奉揚集體主義。在當今，社會勞動分工依賴於合作，合作才能促進經濟增長，孔子的儒家思想正是為合作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思想動力。因此，儒家思想作為一種無形的強大力量，在潛移默化中推動著中國經濟的騰飛。
另外，我關注到中國的孔子學院建設，這是一個很好的舉措，可以幫助外國人了解中國，尤其是現代中國。孔子學院提供了了解中國悠久文化和現代形象的機會。隨著越來越多的人學習漢語、了解中國文化，他們對現代中國的一切都開始充滿興趣，為中國拓展了無形的市場，比如倫敦市曾邀請李宇春到倫敦演出，我因此成為她的“粉絲”，華為手機在英國的知名度正越來越高等。（來源：人民日報 歡迎關注人大重陽新浪微網志：@人大重陽，微信公眾號：rdcy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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