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啟正：旅遊者在外國的一言一行構成中國印象

趙啟正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院長

“公共外交”這個詞是個進口的名詞，英文就是public diplomacy，原始定義跟中國的對外宣傳差不多，就是一個國家的政府對外國公眾來宣傳本國的理念、本國的政策，對外國的疑問解疑釋惑，從而提高本國對外國的影響，提高外國對本國的民意。如果外國對本國的民意比較好，外國政府就容易採取對本國比較有利的政策。這很顯然，比如中日現在彼此的民意不好，那麼任何一個政府都比較難採取一個對對方寬鬆和友好的政策，所以民意的重要性就在此。

其實，周恩來總理在1949年就提出過“人民外交”這個概念。他提出有政府外交，有民間外交，有政府和民間一起混合的外交。可惜由於當時在冷戰的背景下，中國在世界上是比較孤立的，再加上我們漢語不夠流行，我們的傳播能力較弱，所以“人民外交”這個詞沒有在世界上普及開來。一旦普及了，“公共外交”這個詞不出現也沒有關係，那就用“人民外交”這個詞了。

以後“公共外交”的概唸有所發展，可以説當代或者比較新式的公共外交就是很多民間的團體、非政府組織、有影響的人物，他們承擔了對外國説明本國的任務。如一些研討會，如一些企業家在國外的招商活動，都是一種公共外交；如世博會，就是各國的公共外交，有的是由政府承擔的，有的是民間承擔的；如美國參加在中國舉辦的世博會，美國館不是美國政府出錢的，是美國民間出錢的。所以民間承擔的公共外交日益豐富起來了。

在中國，以“十八大”為轉捩點，或者是一個標誌，“公共外交”這個名詞正式進入黨的文件。“公共外交”這個詞彙在中國的傳播還不到10年，但是逐漸普及了。可是，各種研討會大多還停留在公共外交的定義，以及公共外交的一般的原理上，而原理並不深，問題是實踐很難、如何做很難。

美國國務院的常務副國務卿，就是負責政府承擔的公共外交的最高官員。他説過這樣一句話，他説：“美國的公共外交，政府花了很多錢，但是我們所取得的成績很有限。美國的公共外交誰做得最好？好萊塢做得最好，好萊塢把美國精神傳遍世界。”一枚導彈丟了，一個美國英雄冒多少風險，克服多少困難，把世界拯救了，在人們的概念裏美國就是救世主。政府並沒有花錢，就是説它通俗的文化裏面居然也有了公共外交的內容。

由此我們想到另外一個問題，一個普通的中國旅遊者，他腦子裏根本沒有“公共外交”這四個字，但是他在外國的一言一行構成了外國的民意。外國人認為“我接觸了這幾個中國人，這就是中國人了”。它有公共外交的效果，效果可能是正的，可能是負的，如果他做得好就是正面的，做得不好就是負面的。所以在提倡公共外交的時候，同時也要求我們國民素質的提升。

每年中國到底有多少人出國？這個數字一直很難搞不清楚，因為我們宣佈的數字是出境人數。現在的出境人數是9000萬，包括港澳臺。最近在上海圖書館的幫助下，大體上弄出來了，13%-15%，也就是説如果是9000萬的話，那就是1200萬人。這是真正到外國的人數，這個數字不小。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每年出境人數是1萬人。中國那時等於沒有國際交往，因為中國不做生意，沒有旅遊，大概有一些公務活動，另外港澳臺有一些，才1萬人。現在出境9000萬，到外國的有1000多萬，所以影響力很大。在世界名勝景區，巴黎鐵塔也好，涅瓦河畔也好，中國的聲音都聽得見。當然中國遊客説話聲音也大，到高級的消費者商店買東西也是揮金如土，這個也有公共外交的效果，儘管他不懂公共外交。提倡公共外交的時候，實際上也呼籲中國人的文化素質的提高。

公共外交的基本任務就是向世界説明中國，説明中國的社會進展，説明中國的歷史，説明中國的文化，解疑釋惑。各行各業都有對外表達中國的責任，你不是發言人，但是只要跟外國人説話了，只要你出國旅遊了，或者留學了，或者你班級裏有同學是外國人，只要有類似的交往，必然要表達中國的思想，都是通過你來表達的。你可以講你的家庭，可以講你的學習生活，但都在表達中國。

在公共外交中，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向世界説明中國，如何説明中國的民族文化，如何説明中國少數民族的生存環境、我們的政策，如何説明中國區域性特徵，比如説中國這麼大，各地文化不同，怎麼表達本地的狀況，讓受眾來了解中國。另一方面，我們的手段，在新媒體時代，比如説網路，“網路外交”這個詞也有，希拉裏喜歡説“網路外交”。她説：“網路無孔不入，到處都有，甚至於中國不拒絕高科技，因此不拒絕網路，因此通過網路可以傳達美國精神。”

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萊特，他是捷克人，他就直率地説：“中國不會拒絕網際網路，因此不能拒絕美國思想。”希拉裏説：“拜託各位，google、facebook，請你們多向外國表達美國的精神，這是美國政府不容易做到的，因為政府往往不被信任。”她是説美國政府。

一個是網路怎麼用於公共外交、網路表達什麼，同時還要表述中國的網路政策。現在網路政策鬥爭很厲害了，華為走出去就時常受阻。人家説：“你們有後門，你們是間諜網路。”我們認為這從何談起？他説：“你們華為不做間諜網路嗎？你們的總裁是復員軍人，當過三年兵。”“我們是私營企業。”“私營企業也受共産黨的領導。”現在我們明白了，斯諾登他們專門做這種事情，也就是以他們的經驗和他們的習慣想當然認為中國也做，也就以他之心度我們之腹，這是難以擺脫的，所以華為到處碰壁。

由此我們想到企業的公共外交。 企業是公共外交非政府中最重要的，因為我們的企業走出去太多了，到現在幾萬家了，170多個國家有中國企業，有大有小，但只是處於初級階段。在全世界的直接投資中，中國的直接投資只佔3%，而中國的GDP差不多是10%，這就不成比例。我們只是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1/10，不到英國、法國的1/3，所以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潛力非常之大，並且企業家很積極，政府很支援。理由是什麼？中國的外匯儲備過多，不能老買美債和歐債，請企業家把它花了吧，到國外去投資，把人民幣換成美元，就回去了。而企業家自己呢，願意購買外國的智慧財産權，願意兼併外國的商業渠道。小的企業家願意到發展中國家去買便宜的土地，去雇傭廉價的勞動力。所以從上到下都有走出去的願望。

企業家是走出去最活躍、最有力量的，他比1000多萬一般的旅遊者力量大得多。他們很容易得到外國政府的接見，特別是到中小國家，一些企業家比我們政府官員更容易獲得外國政府的接待，這有很多案例。比如説在世博會和奧運會上，一些非洲國家，中國政府去請都請不來，而在非洲做生意的企業家把他們請來了，這是真事，公共外交的力量如此之大。群眾團體、企業家可以和外國政府首腦對話，這不是公共外交中很高級的形式嗎？

我們需要公共外交，但是各行各業各領域如何去做公共外交？這裡做了一些初步的探討。並不要求企業家像政府發言人那樣去訓練講政治話，只是説你到了外國不只是面對談判對象。當你和談判對象談判的時候，這時候可能外國議會説“你不要和中國人談，中國人不可靠，他們會對我們的安全造成隱患”，工會説“中國人在國內經常拖欠工資的，到了我們這兒要拖欠我們工人的工資，因此我們工會也不放心”。在中國加班加點是常規，那在義大利、在西班牙、在葡萄牙、在法國是絕對不加班的，給多少錢也不加班，能夠保證勞動的福利。教會説，“他們尊重宗教嗎？”媒體就有各種文章了。但是我們相當一部分企業家只能和談判方中對等的人去説經濟話，卻不敢到議會去作證，不敢到電臺去辯論，受了委屈不敢到法院去打官司，這都是公共外交的內容。

我各行各業要在與外國打交道中善於對話，沒要求大家去講政治、去講哲學。因為説好了你自己的企業，別人就理解了中國。“哦，華為是這麼成長的。中國是市場經濟啊，完全的市場經濟。”因此絕不會再懷疑中國市場經濟的地位了。但並不要求華為去講政治話。

中國的故事不需要另外編造，你自己的實情、你在與外國交往過程中自然會涉及你的企業，乃至於你個人的故事，那就是中國的故事。大家的中國故事加起來就是中國故事大全。

從現在外交的形勢上可以看出來，有人想讓我們孤獨，但是我們如何不孤獨、如何發出聲音來？公共外交是很重要的一個途徑。

約瑟夫奈説了，軟實力怎麼表達？實際上它的表達過程都是公共外交。比如廣播是不是公共外交？寫書是不是公共外交？談判是不是公共外交？展覽會是不是公共外交？研討會是不是公共外交？他就説得很清楚。他説：“軟實力怎麼表達？表達的過程都是公共外交。”這就把公共外交的意義説得比較清楚了。（來自察哈爾圓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