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文魁
■我們的經濟增長動力需要轉向更多地依賴人力資本、知識資本的積累利用所貢獻的生産率，從而內生地克服要素投入的約束和物質資本邊際報酬遞減的障礙，使我國的經濟增長得以維持在一個符合邏輯的水準。
■轉向內生平衡增長的新軌道，創新的重要性將空前提高。未來，需要更加重視分散試錯型創新，因為模倣改良型創新的空間已經大為收縮。在分散試錯的創新體系中，更加完善的市場機制、更加公平的競爭環境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而政府也絕對不是無所作為。政府應該極大地放鬆管制，同時應該對政府職能進行再定位，從以顯性公共物品提供(如提供良好的基礎設施)為重點過渡到以隱性公共物品(如提供産權保護、社會信心、更加包容的教育與更加自由的基礎研究等等)提供為重點。
■傾斜性的産業政策不利於轉向內生平衡增長的新軌道，應該被擯棄，其中一個負面後果就是嚴重失衡和競爭不公的出現。此外，政府還需要建立更加順暢的商業活動進入與退出機制。
中國經濟增速不但在中國內部受到高度關注和爭論，也在全球範圍受到高度關注和爭論。過去三四年裏，這個增速經歷了一個出乎很多人意料的較明顯的下滑過程，但即使下滑到目前這樣的區間，增速的穩與不穩仍然受到刺激政策的擾動，無論研究人員還是政府官員都難以對未來的增長穩態作出令人信服的確切判斷。今年一季度，與經濟增長的有關指標出現了惡化的情況，而二季度則有所改善，研究界並不能夠輕易分析這些改善有多大程度是得益於匆匆推出的刺激政策。到了七八月份，一些經濟指標再次顯示出相互矛盾、令人迷惘的景象。在這個時候，我們更需要獲得方位感和尋找方向感，以使中國的經濟政策能夠泰然自若地正確揮灑。
速度慣性減弱與增長韌性增強
在2010年之前的三十餘年的時間裏，無論是外部衝擊的原因還是內部調整的原因，每當經濟增速明顯下滑時，經過自我消化及政策刺激，經濟增速在兩三年左右或更短的時間裏又會重回高速軌道，抑制過熱的政策有時都難以遏制這種高增長勢頭，這實際上體現了高增長階段的速度慣性。但2011年至今，我們沒有看到稍微松一松剎車或者稍微踩一踩油門，又恢復高速行駛的那種慣性。這可能印證了李克強總理所説的中高速增長。
在速度慣性減弱的時候，我們發現增長韌性有所增強。必須承認，增長韌性，在標準的宏觀經濟學並沒有這個概念及相應的分析框架。不過，我們可以借鑒新凱恩斯主義關於真實剛性方面的分析來談論增長韌性。從中國經濟的實情來看，除了大家已經十分認可的就業等宏觀指標之外，如果我們能夠更多地從非宏觀的層面來考察經濟增長和經濟波動等宏觀問題，並從某些有意義的角度來衡量增長韌性，這對於預防處於增速換擋期和結構改革期的中國經濟的脆裂是十分有益的。我認為，從市場化導向行業和企業的盈利性、産業結構的自調性、進入和退出的順利性這三個維度來分析我國經濟增長的韌性，可能是恰當的。
市場化導向行業和企業的盈利性，最能體現增長韌性。在過去三四年裏，我國一些行業的銷售利潤率在GDP增速下行中明顯下滑或者劇烈波動，如煤炭、鋼鐵、化工、造船、光伏等，這些都是深受政策影響或者飽受政策折騰的行業；但是也有一些行業的銷售利潤率比較穩定，如家電、食品、紡織、醫藥等，特別是紡織業的銷售利潤率從十年前到現在都是一個穩定上升的趨勢，這些是真正市場化導向的行業，競爭比較充分，開放程度較高。市場化導向的行業和企業仍能保持不錯的盈利性，就可以覆蓋利息支付和本金償付，保證金融體系和整個經濟的基本穩定，而且為進一步的投資擴張和升級轉型奠定了基礎，因此可以判斷，在市場化導向的私企佔比不斷提高的情況下，我國經濟的增長韌性有所增強。
産業結構的自我調整能力，也能反映我國經濟的增長韌性。當下我國的産業結構是否正在進行有意義的自我調整，以適應重化工業化大潮消退帶來的經濟增速下滑和經濟增長階段轉變呢？從服務業的情況來看，這種自我調整正在出現。政府過去十多二十年裏出臺很多政策來調整産業結構，都不理想。今年，服務業增速繼續保持去年以來明顯高於工業增速的勢頭，佔GDP的比重進一步上升。實際上，我國服務業增速和規模很有可能被明顯低估了，因為我國的統計體系主要針對工業而設計，服務業存在很多“漏統”，特別是服務業中佔比最高的“其他服務業”，包括了資訊傳輸、電腦服務和軟體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文化、體育和娛樂業等，“漏統”成分可能更大。從日常生活中也可發現服務業的勞動力市場較活躍，看不出經濟低迷。可以判斷，服務業的發展正在增強中國經濟的韌性，有些小行業正孕育著巨大發展空間。即使在工業內部，我們看到，過去兩三年至今，製造業增加值的增速能夠保持在10%左右，這遠比採掘業和水電氣供應業的增速更穩定。對工業增速拖累最大的實際上是採掘業和水電氣供應業，這兩個行業的增速下滑並不值得過分擔憂，那些過分依賴資源開發的省份因此而遭受增速下滑的折磨，恰恰是“資源詛咒”的靈驗。而製造業更加重要，根據美國經濟學家裏卡多·霍斯曼(Ricardo Hausmann)等人的研究，製造業所創造的經濟複雜性是經濟活力和經濟增長的最重要來源，只要中國製造業增加值能夠保持10%上下的增速，就能夠在較大程度上緩解我們對較低工業增速的憂慮。
經濟活動的進入和退出若變得更加順利，也意味著經濟增長的韌性在增強。與前兩個維度相比，對進入和退出順利性的測度並無現成指標，但還是可以通過對現實的觀測來形成粗略判斷，並且也可構建一些間接指標。優勝劣汰是市場競爭的正常結果，如果不能劣汰，也就無法優勝。總體而言，我國經濟活動的進入和退出機制還不順暢，需要通過進一步的結構性改革來疏通進入和退出通道，但相比較而言，這一兩年我國企業的破産關閉、停産歇業、兼併重組等退出現象在增多，特別是那些競爭比較充分、國家干預較少、民企佔主導的行業，退出更加活躍，不但有中小企業退出，也有大企業退出，並且退出的同時，也有一些新資本、新企業進入。即使在那些被認為産能嚴重過剩的行業，也有一些新資本和新企業帶著新的技術或工藝、新的理念或模式進來了，這些都有利於市場出清和産業創新，即使有一時的增速放緩，但經濟增長的機能會隨著資源錯配、市場扭曲和競爭受阻的清除而得以恢復。
經濟結構的再平衡與增長動力的再構建
在論及增長韌性的時候，我們粗略地分析了産業結構的變化，看到了結構變遷的一些好的跡象。從更廣泛的範圍來分析中國經濟中那些重要的結構性問題，應該能夠洞察到再平衡的大幕似乎正在開啟。
不過，對中國經濟結構再平衡的跡象應該作一分為二的分析，不要僅僅從比例數據的變化和靜態的角度來簡單地評價再平衡。即使從前面已經提到、也為大家最熟悉的産業結構來看，當我們為服務業加速發展而欣慰的時候，不應該忽視一個重要問題，那就是服務業生産率的低增長。服務業仍然不是一個全球化的行業，難以像製造業那樣接受充分的國際競爭和融入全球創新體系中去，這一點也會導致服務業主導的經濟缺乏足夠的活力和創新。因此，如果把從製造業主導到服務業主導簡單地理解為以服務業來取代製造業，或者在服務業膨脹的同時可以讓製造業萎縮，那就大謬不然了。我認為，在我國經濟結構的再平衡進程中，應該考慮如何為我國製造業注入新的活力。現在美國正在力推再工業化，歐洲和日本也進一步認識到製造業的重要性，處於這樣的大背景下，可能會出現國與國之間製造業競爭加劇的情況。因此，當我國的工業化在未來趨於成熟、服務業份額不斷攀升的情況下，如何使服務業發展更多地推動製造業生産率的提升和全球競爭力的增強，是一個必須得到高度重視的議題。如果這方面做得比較成功，以使我國製造業增加值的增速在未來較長時期都能夠像過去兩年那樣穩定在10%左右的水準，那就可以為我國經濟的中高速增長注入燃燒更久、熱力更大的燃料。
經濟結構的再平衡還涉及消費和投資、內需和外需等等關係的再平衡。從過去一兩年的數據來看，這幾組關係正在朝著我們期望的方向改善。消費和投資之間的再平衡實際上存在很大爭論，這在許多國家都是如此，所以毫不奇怪。我認為，再平衡並不是刻意壓制投資，而是要改變那種過度扭曲的狀態。也許，經濟學理論上所論述的消費與儲蓄之間的黃金律，以及符合黃金律的平衡增長路徑，在實際當中並不存在，但我國資本報酬下降意味著過度投資和過於超前的投資是嚴重的，而對於擁有十幾億人口的中國而言，當前這樣的消費率，即使根據估算進行大幅度上調，仍然有著較大的再平衡空間。當然，消費具有內生性，與收入分配高度相關，這歸根結底還是要提高勞動生産率。吊詭的是，提高生産率可能與輕視投資是相互矛盾的，當前對投資的輕視有可能導致未來生産率上升勢頭的進一步喪失。這也進一步説明，再平衡不僅僅是簡單地壓縮資本形成，而是要對GDP中份額中趨於縮減的資本進行更加有效的分配，配置到那些在新的情形下最有益於生産率提升的方面去，譬如從基礎設施等土木建築為主的投資，更多地流向工藝改進、流程改造、技術研發、産業鏈重組、新興業務勃興當中去。
同樣，外需與內需之間的再平衡，也不是簡單地放棄外需，而是不得不放棄對外需的過度依賴。目前，我國經濟的中高速增長對外需的依賴正在減弱，這是好事，但是也要觀察中國工業製成品的全球競爭力是否下滑。製造業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等同於經濟增速的滑落。我們不能説中國會出現同樣的去製造業化的情況，但是當我們原有的競爭優勢無可奈何地逐步喪失的時候，在一個全球化的競爭環境中要避免去製造業化的命運，就需要實現製造業的全球競爭優勢的及時轉換，這樣才能避免再平衡成為經濟增長的一個陷阱。
以上所有的分析實際上歸結為一句話：在經濟結構再平衡的同時，必須要進行增長動力的再構建。經濟結構的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不可抗拒的規律，而增長動力的再構建，則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無法偷懶的工作。探討國民經濟在一個較長時間進程中的增長動力，當然應該採取供給側視角。過去三十多年的增長，到底精確到多大程度可以分解成要素投入和生産率提升的各自貢獻，在經濟學界有很多爭議，不過爭議較少的是，過去的生産率提升主要是來自於技術和管理等方面與前沿經濟體的差距，差距導致的直接引進、效倣、學習和改良等等，使我們可以便利地進行生産率的追趕。的確，這種差距仍然存在且還比較明顯，但是，當緘默知識在追趕中變得更加重要、當技術的環境敏感性在追趕中成為更大障礙的時候，我們的經濟增長動力，需要從以前過於依賴不斷加碼的要素投入、過於依賴物質資本的積累利用、過於依賴外延工業化而容易實現的生産率追趕，轉向更多地依賴人力資本、知識資本的積累利用所貢獻的生産率，從而內生地克服要素投入的約束和物質資本邊際報酬遞減的障礙，使我國的經濟增長得以維持在一個符合邏輯的水準。這種內生增長動力的構建，一方面由再平衡的壓力而逼迫，另一方面也會助益於再平衡。概括而言，我國未來的增長之路，應該是一個內生平衡增長的新軌道。
促進內生平衡增長的政策取向
轉向內生平衡增長的新軌道，這在中國會自動發生嗎？從過去兩三年的一些積極變化來看，我們能看出朝著這個方向的跡象，但這些初步的變化遠遠不夠，我們不能指望一切會自動發生。恰恰相反，這需要産業界和政府作出艱苦的努力，特別是政府需要對一些重大的政策取向進行根本性的調整。政府的短期宏觀政策目標應該有所改變，從經濟增速提振改變為經濟運作穩定，以防止經濟運作出現大的波動以及由此引發的風險，更重要的是，政府須著力推進長期的結構性改革政策，促進經濟增長朝著所期望的新軌道前進。
轉向經濟增長的新軌道，創新的重要性將空前提高，儘管這是眾所週知的事情，而且政府對創新表現出前所未有的重視，但是未來，需要更加重視分散試錯型創新，因為模倣改良型創新的空間已經大為收縮。在分散試錯的創新體系中，更加完善的市場機制、更加公平的競爭環境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而政府也絕對不是無所作為。總的來説，政府應該極大地放鬆管制，同時應該對政府職能進行再定位，從以顯性公共物品提供(如提供良好的基礎設施)為重點過渡到以隱性公共物品(如提供産權保護、社會信心、更加包容的教育與更加自由的基礎研究等等)提供為重點。雖然政府已經開始樹立這方面的意識並且已經開始某些行動，但在現實當中，我們也看到了很多自相矛盾的政府政策和政府行為。比如，政府一方面誓言取消審批，同時又將一些行業判定為産能嚴重過剩並進行新增産能控制等方面的嚴厲管制，包括政府直接控制企業産能項目的審批、左右商業銀行的判斷、要求商業銀行不能給某些行業的企業貸款，以及對證券市場進行類似干預，劃定某些行業的企業不能上市融資，等等。須知，分散試錯型創新可以發生在任何行業和任何企業，傳統行業和企業在活躍創新當中，也可能實現競爭優勢的及時轉換，從而成為全球範圍內有較強競爭力的行業和企業。何況放開競爭的行業哪一個不産能過剩？更具挑戰的是，我們這裡談論的政府是一個寬概念的政府，實際上是指包括司法在內的國家治理體系，這個治理體系要提供良好的隱形公共物品，還需要付出艱巨的努力。
傾斜性的産業政策不利於轉向內生平衡增長的新軌道，應該被擯棄。傾斜性産業本質上是政府判定産業和企業的優先程度以及政府掌控並分配經濟資源。在外延追趕階段，精英型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選定一個時期的支柱産業和支柱企業，並進行重點扶持，包括將政府直接或間接掌控的資金、土地、政府信用等資源傾注其中，同時可以適度控制競爭者的數量和協調競爭者的行為，防止所謂的“過度競爭”情形出現。不過從理論上來看，隨著前沿距離的改變和時間的推移，政府進行定向傾斜支援的空間越來越小，更重要的是，在實際當中，我們發現産業政策的正面效果很差而負面後果更多，其中一個負面後果就是嚴重失衡和競爭不公的出現。要轉向內生平衡增長的新軌道，政府在經濟領域的身份應該改變，應該從過去的傾斜支援型政府轉變為競爭中立型政府，從特惠型政府轉變為普惠型政府。身份的轉變，不但會導致政府權力的喪失，特別是自由裁量權的喪失，會要求政府顯著地減少對資源的掌控和配置，還會將産業界的激烈競爭，有時會是惡劣的競爭，帶到政府面前，讓政府感受到傳統語境中所謂的重復建設、資源浪費之苦，這些對政府都將是嚴峻的考驗。
政府還需要建立更加順暢的商業活動進入與退出機制。近一兩年，商業活動的進入機制已經有了較大的改革，企業註冊設立和年檢制度都變得更加自由和更加便利，同時政府還建立了企業有關資訊的公開制度，這非常有助於企業透明度的提升和誠信守法環境的形成。這項改革成果需要進一步鞏固。這一兩年企業退出有明顯增加，但這些退出活動在很大程度上是處理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的後遺症，而正常化的商業活動退出機制遠未形成。如果沒有順暢的退出機制，資源就會耗費在拖累生産率提升的那些經濟活動中，這對於轉入經濟增長的新軌道自然是不利的。特別是大量的國有企業受到或明或暗的各種庇護和資源傾注，以及還保留了一些計劃經濟的遺産，導致退出非常困難，即使那些長期經營困難的國有企業也難以關閉和出售重組。因此未來幾年必須要加快清理國有企業，行政性壟斷對國有企業的保護應該取消，計劃經濟留下來的遺産應該清除，各種“父愛政策”和拖延戰術應該停止。即使是民營企業，如果規模大到一定程度，退出機制也會受到很大扭曲，不但企業會俘獲綁架政府，政府也會因一時的稅收和社會穩定之慮而採取不當的庇護政策。要改變這些狀況，需要政府採取更加有力的行動。
總之，轉向內生平衡增長的新軌道，並不是一件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事情，而是一件種瓜得瓜、挖渠得水的事情。清晰的政策取向可以成為轉向新軌道的助推劑。
(作者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本文不代表其所在單位觀點)
評 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