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炳禧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
近年來，世界經濟發展態勢轉變，發達經濟體經濟總體回升，尤其是美國經濟增長提速，或將引發全球經濟大洗牌。當前，新興經濟體增長普遍面臨嚴峻的轉型挑戰，研究和借鑒美國創造新增長點的經驗教訓，極具現實意義。
一、美國經濟四大增長點
金融危機發生6年後，美國經濟復蘇勢頭增強，失業率下降，房地産收復失地，銀行恢復健康，公司盈利提高，股市不斷創新紀錄。未來一個時期，美國經濟增長有望“提檔”加速，世界經濟發展態勢和實力格局將出現新變化，這主要歸因于美國經濟四大新增長點。
（一）美國引領非常規能源革命
所謂非常規能源革命，係指美國能源公司利用水力壓裂和水準鑽井等先進技術，開採出深埋岩層之中或是海底的能源礦藏，如頁巖氣、緻密油、深水油氣、油砂及重油等。這場油氣領域的非常規能源革命來得並不算快，水力壓裂法1947年即已存在，將這種方法用於開發頁巖最早可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初，但直到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專門針對頁巖的水力壓裂法才與水準鑽井技術一起日臻成熟。[1]這場能源革命發端于美國，是技術和政策等因素互動的結果。一是一系列技術創新和應用。美國能源企業綜合運用水力壓裂、水準鑽探及與地震預測預防等相關的技術，推動了非常規能源開發。二是美國聯邦政府積極推動頁巖油氣資源的開採。2005年“能源政策法案”規定能源部負責協調促進頁巖油氣資源的商業開發；2009年初奧巴馬政府提出了加快國內石油天然氣資源開採的計劃；2012年6月，奧巴馬政府宣佈開放更多的阿拉斯加和墨西哥灣海域，進行海上石油開發。三是州政府出臺了適宜的土地使用政策，使能源開發商和所有者均得到合理回報。四是美國資本市場“給力”，為非常規油氣開發的主力軍——中小企業提供了融資和風險資本。五是油價持續居高不下，使非常規能源開採有利可圖，吸引了眾多能源企業參與。
儘管這場能源革命面臨不少問題，但美國非常規能源發展仍然遊刃有餘。首先，美國非常規能源儲量極為豐富。據估計，美國探明的天然氣資源（其中頁巖氣佔70%以上）為2000萬億至2500萬億立方英尺，若按目前美國每年250萬億立方英尺的消費量推算，天然氣儲存可供美國使用90年到100年。[2]其次，美國促進頁巖油氣發展政策仍有提升空間。一是美國政府未來可能改進資源開發準入和開發政策，美國許多非常規能源富集地區的開發受聯邦法規限制，如適時開禁將大大推進相關州的頁巖油氣開發；二是聯邦政府應用補貼及其他激勵舉措刺激了燃料多樣化供應和需求；三是醞釀調整液化氣出口政策，拓展天然氣海外新市場；四是加強和改善運輸、管道、物流等能源基礎設施，為能源繁榮“鋪路搭橋”。此外，美國頁巖能源革命有可能向全球擴展，其他地區的非常規能源開採可借鑒美國的經驗。
這場非常規能源革命可與工業革命、資訊技術革命相媲美。隨著先進技術的應用，美國非常規能源獲得了井噴式發展，這已經並將繼續對美國乃至全球能源版圖與經濟態勢産生重大影響。
一是改變了美國能源供給格局，挑戰石油生産“峰值論”。曾有專家認為，20世紀70年代初以後，美國産油量將逐步遞減，而這場非常規能源革命逆轉了這一趨勢。2008年－2013年，美國原油産量增長50%，天然氣增産20%以上。美國頁巖氣日産量從2007年的30億立方英尺增至2012年的240億立方英尺，即年均增長51%。同期，頁巖氣産量佔美國天然氣總産量的比重從5%提高到36%。得益於非常規天然氣尤其是頁巖氣開發技術的突破，美國天然氣産量已超過俄羅斯，成為全球最大的天然氣生産國。自1970年—2008年，美國石油生産持續減少，石油日産量從960萬桶降至500萬桶。但在2008年之後，由於緻密油增産，美國石油産量開始大逆轉。據國際能源署（IEA）推測，2014年美國産油量將達860萬桶/日，2019年産油量有望恢復到960萬桶/日的峰值水準，到2020年將超過1000萬桶/日，成為世界最大産油國。[3] 據美國能源資訊署（EIA）最新預測，自2008年以來，美國緻密油産量增長了3倍，佔原油總産量比重從12%提高到2012年的35%；2019年將達480萬桶/日，佔原油産量的50%。[4]
二是降低能源價格。美國天然氣價格從2008年的13美元/百萬英熱單位（MMBtu）降至2012年的2.75美元/MMBtu，目前美氣價約為4美元/MMBtu，相當於歐洲進口價的三分之一和日本進口價的四分之一。與此同時，美國原油産量增加，造成美國西得克薩斯中質油（WTI）價格比英國布倫特（Brent）價格每桶低8至10美元。[5]
三是提高美國能源自給和能源安全，節省進口費用。如今，美國不需進口液化天然氣（LNG），每年可減少1000億美元的進口費用，2018年美國將成為LNG凈出口國，2022年成為天然氣凈出口國。[6]美國原油及其他液體燃料進口占其石油消費總量的比重從2005年的60%降至2012年的41%，每年節省1000億美元進口費用。據預計，2020年美原油等進口比重將降至25%，每年節省的進口費用可達1500億至3000億美元。到2030年，美國可能成為原油凈出口國。[7]
四是促進美國經濟和就業增長。據麥肯錫全球研究所估計，由於非常規油氣生産擴大、對相關基礎設施投資增加以及製造業競爭力提高等，到2020年，美國GDP每年將增加3800億美元至6900億美元，新增就業崗位達100萬至170萬個。其中，油氣部門每年將貢獻1150億至2250億美元增值，並提供11萬至21.5萬個崗位；化學等能源密集型製造業將貢獻550億至850億美元增值，提供16.5萬至27萬個就業崗位。[8]
五是提高政府財政收入和家庭消費能力。據IHS全球觀察公司預測，到2020年，美國非常規能源部門向聯邦、州及地方政府的納稅額將從2012年的620億美元增至1110億美元，在2012年－2025年間這些部門向美各級政府納稅總額將達1.6萬億美元，即每年繳納1150億美元；2012年－2020年，能源增産將使每個美國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增加1200美元至3500美元。[9]
六是有助於美國向低碳經濟轉型。頁巖氣屬化石能源，雖不能完全避免氣體排放，但可減少排放量。據美國高盛公司估計，以天然氣取代石油等作為發電和交通工具的燃料，到2025年將使美國減排5%以上。[10]
（二）先進製造業強勢回歸
美國製造業在經歷二戰後的20年鼎盛期後一直走下坡路，但近幾年出現重振跡象。一是製造業引領美國經濟復蘇，2009年第二季度至2013年第四季度，美國製造業産值增長超過20%，約為同期GDP增速（9%）的2.2倍；二是美國佔全球製造業産值比重長期下降的趨勢有所好轉，近幾年回穩至20%左右；[11]三是近三年來美國製造業新增52萬個工作崗位，初步扭轉了近20年來製造業就業持續萎縮的趨勢；[12] 四是美國再次成為全球跨國公司主要投資目的地，不少在海外的美國製造業企業已經或計劃將部分生産業務回遷本土。
美國製造業東山再起與奧巴馬政府的“再工業化”戰略及其政策舉措息息相關。一是支援技術創新。奧巴馬政府投資先進製造業研發及其基礎設施建設，通過稅收優惠，特別是加快設備折舊和研發活動永久性稅收減免等，支援製造業科技研發和應用。二是改善美國投資經營環境，鼓勵和促進製造業“內包”。奧巴馬政府通過對美國公司稅制進行改革，終結了企業外包海外的稅收優惠，通過改革投資美國的審批制度，吸引美國海外企業回流本土；通過實施“選擇美國計劃”，吸引全球企業赴美投資。三是為美國製造業創造公平競爭和開拓海外市場的條件。2010年奧巴馬政府出臺五年內“出口倍增計劃”，近年來著力推進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定（TTIP）等談判，為美國企業進一步拓展亞歐市場提供更加便利的條件。四是改革教育、簽證制度，確保製造業獲得人才通道暢通。在增加對中小學、社區學院和高校教育投資的同時，加強職業教育和培訓，為美國先進製造業培養適用對路的科技人員和熟練勞動力。通過改革H-1B簽證等，為企業雇用海外人才提供方便。
奧巴馬政府高度重視培育發展高端製造業，以搶佔新一輪科技和産業革命制高點。為此，奧巴馬政府出臺了一系列舉措，整合政府、學術界和企業界資源，構建全國先進製造業創新網路，“確保新一輪産業革命首先發生在美國”。2012年，奧巴馬政府出臺建立全國製造業創新網路（NNMI）倡議，提出由聯邦政府出資10億美元，在10年內創建15個製造業創新研究所；2013年，提出將製造業創新研究所增至45個的倡議。迄今為止，奧巴馬政府已宣佈建立4個製造業創新研究所。[13]
2012年8月，美國在俄亥俄州揚斯頓設立增材製造業創新研究所，著重研發和推廣3D列印技術等。其中，美國國防部、能源部、商務部、國家科學基金和國家航空航太署等政府部門承諾共同出資4500萬美元，由俄亥俄州、賓夕法尼亞州和西弗吉尼亞州的企業、學校和非營利性組織組成的聯合團體出資4000萬美元。目前，該研究所參與出資單體共94個，包括企業、大學及非營利組織。迄今為止正在進行的研究項目超過20個。
2014年1月15日，美國宣佈在北卡羅來納州羅利市建立新一代電力電子製造業創新研究所，旨在打造更加智慧化、可靠安全、低成本、節能環保的21世紀電力網路。美國能源部牽頭並承諾在5年內出資7000萬美元。此外，還有包括25個企業、大學及其他非政府組織等出資者，將為研究所提供7000萬美元的配套資金。
2014年2月，美國宣佈在伊利諾伊州芝加哥市建立數字製造和設計技術創新研究所，旨在進行數字化設計、工程和製造等過程的技術和流程研發與應用。美國商務部等計劃提供7000萬美元基金，並融資2.5億美元，整個研究所資金規模有望達到3.2億美元。該研究所的參與單位包括70多家來自全美頂尖製造商和軟體設計商、23所大學或社區學院及9個非營利組織。
2014年2月，美國還宣佈在密歇根州底特律市建立輕質和現代合金製造業研究所，旨在加快輕質合金生産規模化，使其應用於風力渦輪機、軍民兩用汽車、機器設備、船舶、飛機製造等。美國國防部主導並承諾出資7000萬美元基金，非聯邦機構的配套資金為7800萬美元，研究所資金規模將達1.48億美元，參與研發並出資的非聯邦政府單位包括34家大公司、9所大學和17個非營利組織。
前不久，奧巴馬政府表示將設立第五個，即先進複合材料製造創新研究所，研發比鋼更輕更強的材料，用於飛機、軍用車輛、衛星及豪華轎車製造，達到低成本、高速、節能製造目標。美國能源部計劃出資7000萬美元，並通過競標由被選中的參與研究所的企業、大學等單位提供7000萬美元的配套基金。此外，不少州和市政府也紛紛推出了加強本地區先進製造業的戰略，如科羅拉多州政府及其他公私利益攸關方制訂了建立州航空航太産業基地計劃；田納西、馬薩諸塞等州也分別提出了加強先進節能汽車製造、建立先進製造業合作等計劃。
美國先進製造業佈局逐步到位，將有助於其産業升級換代，併為美國經濟增長注入新的動力和活力。
首先，先進製造業發展將對美國經濟和就業增長産生直接或間接影響。技術密集型産業佔美製造業附加值的50%和就業的40%，隨著先進製造業創新研究所的相繼建立，美國中西部傳統製造業的“鐵銹帶”將轉變為“科技帶”，直接擴大生産和就業。同時，先進製造業提高出口競爭力並擴大製成品出口，也有助於經濟增長和就業擴大。據估計，如果知識型製成品貿易逆差佔GDP比重從2012年的2%降至2020年的1.3%，美國GDP每年將增加2000億美元，創造60萬個就業崗位；如製成品貿易逆差降至1990年的水準，到2020年美國GDP每年將增加5900億美元，創造180萬個就業崗位。[14]
其次，製造業回流本土將持續對美國經濟産生積極影響。近年來，回流美國本土的製造業公司已超過200家，除卡特彼勒、通用電器、福特汽車等傳統企業外，谷歌、蘋果、摩托羅拉等高新技術産業公司也已經或計劃將其部分業務回遷母國。隨著經營環境改善和非常規能源革命影響的深化，美國已成為生産成本最低的發達國家，製造業回流趨勢還將持續較長時期，美國經濟將獲得新的增長源泉。據波士頓諮詢集團預測，由於製造業回流，2016年－2020年美國年出口額將增加700億至1150億美元，其中三分之二是從歐洲、日本等發達國家回流的結果；製造業回流還將使美國GDP年均增加1000億美元，創造60萬至100萬個製造業工作崗位和超過100萬個服務業就業機會。
此外，先進製造業有助於提高美國産業競爭力和生産率。曾多年擔任國際金融公司（IFC）官員的安東尼·范·阿格塔米爾認為，在根本層面上，美國産業比人們所認為的更具競爭力，“創意效應”比預期來得更早，機器人、3D列印等技術的到來，已使美國轉向“頭腦製造”(brainfacturing)，將支援美國全要素生産率增長。[15]
（三）大數據帶來新的增長契機
大數據是指超過典型數據庫軟體的採集、儲存、管理和分析等能力的數據集，[16]其突出特點是數據量呈幾何指數式增長。據估計，世界各地收集的數據量從2000年的0.6－2.1艾字節擴展到2012年的超過2800艾字節（約2.7澤字節），[17]到2020年將增至4萬艾字節（約39澤字節）。正如過去20年資訊技術和網際網路對企業經營乃至宏觀經濟態勢的根本改變，大數據的使用將成為未來提高競爭力、生産率、創新能力以及惠及消費者的關鍵要素，並有望引發新一輪經濟增長。從宏觀上看，大數據可轉化為提高效率和創新服務的創見和決策，各行業都可通過利用先進數據分析提高效率。據估計，由於教育、交通、消費産品、電力、能源、醫療及消費金融等領域應用大數據，全球每年新增GDP可達3萬億美元。從微觀上看，大數據分析已成為企業的一個主要生産要素，對産品設計、産業鏈、商品促銷、風險管理和客戶服務等商務決策至關重要。另外，消費者也是主要受益者，各部門消費者的購買決策過程更為科學、透明，每年可節省大約1.1萬億美元的開支。
美國敏銳地捕捉到這一新趨勢，並予以高度重視，從政治和戰略層面制訂相關政策，以引領大數據潮流。2009年，奧巴馬上任伊始就提出了數據開放計劃《透明和開放的政府》，並創建了Data.gov網站，為大數據敞開了大門。2012年3月29日，奧巴馬政府發佈《大數據研究和發展計劃》，提出成立“大數據高級指導小組”，以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為主導，涉及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國家衛生研究院、國防部、能源部、國防部高級研究局、地質勘探局等6個聯邦部門和機構；同時，宣佈將投資2億美元，改善與大數據相關的收集、組織和分析的工具與技術發展，提升對海量複雜數據處理並從中獲取真知灼見的能力；另外，將“大數據戰略”上升為國家意志，將其定義為“未來的新石油”。這充分表明，大數據已成為美國國家創新、國家安全、國家資訊通信技術産業發展以及國家網路安全等跨領域的綜合性戰略，在經濟社會各個層面和各個領域都開始受到重視。
在美國，網際網路的廣泛使用産生了大量商業和社會資訊，包括數據、文字、圖像、音像和全球定位資訊（GPS）。大數據已經逐步成為美國經濟社會的關鍵基礎設施，與公路、鐵路、港口、水電和通信網路等同樣不可或缺。美國在雲計算和資訊抓捕軟體開發等方面具有領先優勢，在全球數據發展中擁有舉足輕重地位，正在引領大數據技術的發展。據統計，2012年全球數據庫數據總量達2837艾字節，其中美國佔32%，高於西歐的19%。數據已滲透到美國所有産業、商業及政府部門的運作，成為一個重要的生産要素。麥肯錫全球研究所報告顯示，大數據分析在美國零售、製造、醫療和政府等部門的應用大幅提高了生産率，據估計，到2020年，上述四個部門因採用大數據每年可增加産值或節約成本2900億至6100億美元，即每年為美國GDP增長貢獻1.5%-3%。[18]
具體來看，零售業正在改進經營方式，利用大數據分析加強與客戶的聯繫。據估計，隨著零售業更廣泛地採取大數據分析法，每年可增加産值300億至550億美元。在製造業，大數據分析可以改善研發、生産和供應鏈管理。美國製造業存儲近2000艾字節的數據，高於任何其他經濟部門，依靠龐大的資訊支援，企業可大大改進其産品開發設計、機械操作和供應鏈管理以適應客戶需求，從而提高生産率。據估計，大數據應用使美國整個製造業生産率得到提高，到2020年每年增加産值1250億至2700億美元。在醫療保健業，大數據應用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並改善治療效果，有利於扭轉美國醫療費用不斷上漲的趨勢。據估計，到2020年，醫療保健部門可通過採用大數據分析每年降低成本1000億至1900億美元。在政府服務方面，大數據利用和分析可改進行政效率，減少不當開支，優化政府採購，提高稅收效率，幫助聯邦政府每年減少開支2800億至4600億美元。[19]
（四）加強基礎設施投資夯實長期經濟增長基礎
五十多年前，美國曾引領世界基礎設施建設發展，二戰後州際高速公路系統等為美國經濟繁榮奠定了堅實基礎。然而近幾十年來，美國對基建投資嚴重不足，導致基礎設施嚴重落後。前不久，美國土木工程師協會將美國基礎設施評級定為D+。據世界經濟論壇2012年全球基礎設施業績排行榜，美國總體排第14位，其中港口和道路分列第19和20位。基礎設施老化已制約美國各行業的正常運轉，導致經營成本提高。第一，基礎設施品質降低，造成公路延誤和擁擠、水道堵塞以及頻繁大面積停電，降低了美國的投資吸引力。第二，基礎設施（特別是交通運輸能力）薄弱削弱了美國産業競爭力，製造商和零售商為應對供應和分銷網路不可靠問題，不得不增加庫存，經營成本提高。第三，基礎設施落後造成企業和個人的巨大經濟利益損失，美國內陸水路系統老化且缺乏維修，導致水路運輸延誤時間增多，道路和高速公路堵塞使美國人每年需為出行多支付約1200億美元。
奧巴馬政府上臺以來，重視並加大對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力圖扭轉美國基建落後態勢。近幾年來，美國政府撥款近500億美元，改善了35萬英里公路，更新或擴建了2萬座橋梁，建成或修繕了26000英里鐵路、40座火車站等。然而，美國的基礎設施水準與德國等發達經濟體的現代化基礎設施水準仍相距甚遠。麥肯錫全球研究所報告表明，美國要實現基礎設施現代化，需要在未來15至20年每年增加1500億至1800億美元的額外投資。[20]
目前，美國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具備許多有利條件。首先，基礎設施融資、投資條件良好。美國利率處於超低水準，融資成本極低，生産性基礎設施投資基金唾手可得；同時，架橋修路、電網升級以及改善公交系統等投資項目回報較高。其次，政府出臺多項政策舉措加強基礎設施投資：提出並推進設立基礎設施銀行計劃；採取發行美國快進債券和其他基建投資優惠政策；計劃將改革稅制和堵塞稅收漏洞節省的資金用於投資基建。再次，美國經濟和財政狀況好轉，有助於動員公私資金，通過建立公私伙伴關係支援基建投資。隨著財政赤字減少，公共投融資將進一步增加。奧巴馬政府2015年預算提出，未來4年向州和地方政府撥款3020億美元用於基建投資。隨著家庭財務狀況好轉，大量私人財富可以用於支援生産性基礎設施建設。此外，儘管美國建築業就業狀況好轉，但失業率仍高於平均水準，基建項目將提供大量建築業崗位。
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將産生重大經濟效益。從近期看，增加基建投資不僅能夠直接創造新的産值和就業機會，還將産生很高的“乘數效應”，推動美國其他經濟部門及整體經濟的復蘇和增長。據估計，2014年－2020年，加強基建投資將使美國GDP每年增加2700億至3200億美元，其中，建築部門每年增加850－1000億美元，創造180萬個工作崗位；製造業、專業服務業、商業、交通及物流業等其他部門每年也將增加1850－2200億美元，創造110－130萬個工作機會。從長期看，2020年以後，基建投資將主要通過多種渠道提高生産率，進一步促進美國經濟增長和就業擴大。據估計，隨著基建投資到位及其投資生産率提高，在2020年－2030年，美國GDP每年將增加6000億美元。[21]
二、美國經濟新增長點重塑全球經濟增長和實力格局
首先，美國經濟增長有望 “提檔”加速。從近中期看，美國經濟增速將從過去連續8年的“一、二檔”（即1%－2%左右）提高到未來幾年的“二、三檔”（2%－3%左右）。美國權威機構的預測均顯示這一增長趨勢：美國會預算辦公室（CBO）預測，2014年－2016年，美國GDP年均增長率約為3.1%至3.4%；知名藍籌經濟學家預測表明，2014年－2016年美國增長率為2.8%至3%；美聯儲對2014年－2016年美國增長預測分別為2.1%－2.3%、3.0%－3.2%、2.5%－3.0%。[22]另據世界銀行預測，2014年－2016年，美國GDP增長率將分別為2.1%、3.0%、3.0%，高於歐元區（1.1%、1.8%、1.9%）和日本（1.3%、1.3%、1.5%），在發達國家中一枝獨秀。[23]從長期看，美國經濟增長將相對穩定。據2014年美國《總統經濟報告》預測，2013年－2024年美國實際GDP年增長率有望達2.7%，雖低於1953年－2007年的3.3%，但高於2007年－2013年的1.0%，也高於美國經濟潛在增長率（2.3%）。[24]
其次，世界經濟增長和動力態勢有所轉變。進入新世紀以來，新興經濟體增長迅速，是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自2012年以來，新興經濟體增長有所放緩，出現金融市場動蕩和資金外流，加之國內經濟轉型，未來幾年仍難以擺脫經濟下行壓力。隨著美國經濟加速增長及日本、歐盟經濟復蘇，發達經濟體將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據世界銀行報告，2014年－2016年，發達國家將向全球需求再注入6.3萬億美元，遠超過其2010年－2013年注入的3.9萬億美元，對全球貿易增長的貢獻率將從2013年的2.6%提高到2016年的5.4%。[25]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指出，2014年－2015年全球經濟活動將進一步改善，其中主要增長動力將來自發達經濟體。[26]美國回歸成為世界經濟火車頭，與中國一起組成“雙引擎”，共同引領未來全球經濟增長。
再次，國際實力對比再現對美國有利態勢。21世紀特別是金融危機以來，美國經濟實力地位一度被明顯削弱，目前或將獲得重振的契機。歷史上，美國多次在面臨危機時表現出極大的應變和修復能力。此次危機過後，美國再次展現了較強的經濟修復能力，在發達經濟體中前景最為看好。美國金融危機中的兩大重災區——銀行和房地産部門已好轉，非常規能源革命有助於美國能源自給和經濟發展，新一輪産業革命也可能發端于美國。20世紀美國是全球經濟龍頭老大，在本世紀較長時期內仍將是全球經濟領頭羊。這取決於如下重要條件：一是經濟規模，2013年美國GDP約16.8萬億美元，歐元區為12.6萬億美元，中國為9.2萬億美元（按當時美元匯率計算）；二是經濟前景，未來較長時期內，美國經濟增速將維持在2.5%－3.0%之間，高於歐元區及日本等主要發達經濟體；三是在商業、貨幣和金融方面具有系統的重要性；四是主導國際經濟治理規則制定及提供全球公共品等。美國雖在2008年爆發了百年罕見的金融危機，但其全球金融領先地位難以動搖。美國金融市場擁有無與倫比的深度、流動性和安全性，在金融危機期間仍是吸引全球資本的磁石。這一“牽引力”正是美國金融主宰力的核心，也是美元世界貨幣作用的基礎，因為尋找安全、流動性資産的投資者紛紛把錢投向美國國債。美聯儲事實上扮演著世界最後貸款人的角色。
更重要的是，經濟實力和技術創新一直是美國國家實力的基礎和源泉。高盛公司認為，美國擁有超過其他主要經濟體的多項優勢：一是經濟優勢，美國是世界主要經濟體的龍頭和首富；二是自然資源優勢，在俄羅斯以外的主要經濟體中，美國每人平均擁有資源（能源、金屬、礦物、可耕地和水資源等）首屈一指；三是制度優勢，聯邦制、小政府、法治、自由開放、監管效益等；四是科技創新優勢，美國每年用於科技研發的開支超過4000億美元，佔全球研發總和的約30%；五是人力資源優勢，未來美國人口和勞動力增長高於印度以外的主要經濟體，美國是全球移民的首選國，吸引了大量國際高端人才；六是地緣政治優勢，除佔有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外，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強的軍力，每年軍費開支佔全球軍費開支總和的40%以上。[27]
當然，美國經濟也面臨許多難以克服問題和隱患。中長期財政赤字和國債繼續累積，失業和就業不足問題依然突出，社會不公和兩極分化問題日益加劇，都將拖累美國經濟增長。同時，上述四大新增長點也存在互相掣肘因素，如頁巖革命帶來的水資源污染和加劇水資源緊張等，其進一步發展仍具有不確定性；先進製造業和基礎設施建設遭遇資金匱乏等制約。此外，從長期看，隨著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自我調整與改革，經濟將恢復較快增長勢頭，美國被趕超的趨勢將不可逆轉。
三、中國的對策
對中國而言，美國經濟出現新增長點的影響利弊兼有，總體看機遇略大於挑戰。
從機遇方面看，一是美國經濟穩定增長並呈加速態勢，有利於世界經濟的復蘇和增長，有利於改善中國外部經濟環境，有助於中國擴大出口。近年來，在歐洲經濟危機下，美國重新成為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未來美國經濟持續增長對中國出口仍將是利好。二是美國經濟新的增長點可能成為中美經濟合作新的增長點，無論在非常規能源領域、先進製造業、大數據，還是在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兩國互補性強，合作將帶來雙贏。三是美國經濟轉型對市場和資金需求增大，對中國倚重增強，兩大經濟體相互依存加深，利益交融擴大，兩國加強宏觀政策協調，發揮好全球增長“雙引擎”作用，不僅有利於兩國經貿關係的健康發展，也有助於全球經濟穩定增長。四是非常規能源革命將使全球能源供求格局從“緊平衡”轉變為“寬平衡”，呈現供略大於求的走勢，國際能源價格可能穩中趨降，美國擴大LNG出口還將為中國能源來源多元化提供新的機遇。
從挑戰方面看，一是美國努力打造有利於其資本回流、産業回歸和高端産業領先的條件，可能增加中國産業競爭壓力。據估計，未來幾年美製造業回流本土，大部分是從中國回遷；美國製造業經營環境改進，特別是非常規能源革命和對本土企業投資優惠政策支援等降低美國經營綜合成本，進一步削弱中國比較優勢和競爭力。二是美國頁巖能源革命對中國的挑戰也很突出。美國對外能源依賴日益減少，並將成為能源出口國，而中國已取代美國成為第一大石油進口國，隨著經濟繼續較快增長，未來中國對外能源依存度還將進一步上升，中美兩大經濟體在全球能源供求格局中這一不平衡發展，對中國能源安全不利，中國海外能源來源安全風險增大；另外，美國等西方國家還將進一步施壓，讓中國為保障國際能源運輸線安全承擔更大的責任。三是未來美國經濟增長有所加快，中國經濟增長有所放緩，儘管中美經濟和實力差距會繼續縮小，但這一過程將呈現長期性、複雜性和曲折性。
未來五到十年，在中美經濟“雙引擎”拉動下，世界經濟環境將繼續改善，全球經濟可能迎來新一輪增長期。中國宜統籌謀劃，把握好世界經濟發展和變革新趨勢，趨利避害，化挑戰為機遇。
第一，以“他山之石”攻中國持續發展之玉。深入系統研究美國經濟新變化及新政策舉措，吸取其培育和塑造新增長點的經驗教訓，結合中國國情和外部經濟環境變化，與時俱進，著力打造中國經濟新增長點。加強頂層設計，堅定發展信心，堅持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在改革發展過程中抓住前沿性課題，做好新增長點這篇大文章，夯實中國經濟發展和實力壯大的基礎。
第二，以科技創新為抓手，帶動産業升級換代。著眼于新一輪産業革命，加大對科技創新應用投資力度，重點扶持高端製造業，推進製造業與服務業融合，著力發展生産性服務業，加強可再生等新能源部門産能建設，運用大數據提高各行業經營效率和生産率，紮實培育産業新增長點。從成本優勢向以人才、資本、技術、服務、品牌為核心的綜合競爭優勢轉變，依靠創新驅動，加快從國際産業分工低端向高端邁進，實現從中國製造向“中國智造”、“中國創造”的飛躍，引領和支撐中國經濟持續較快增長。《第三次産業革命》作者吉米·裏夫金認為，第三次産業革命的核心是可再生能源與先進製造業發展，目前德國等歐洲國家是第一梯隊，美國為第二梯隊，中國暫列第三梯隊。但中國具有獨特優勢，一是自然資源優勢（如太陽能、風能等），二是理念優勢（中國“天人合一”理念比歐洲的環保理念早近千年），三是政策優勢（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了全面深化改革藍圖），因此，未來十到二十年中國將可能躋身第一梯隊，引領第三次産業革命。
第三，以非常規能源革命為契機，強化能源生産和能源供應安全。多渠道擴展能源資源生産，開採利用非常規能源，充分挖掘其他資源潛力，加快發展可再生、可替代和清潔能源，提高能效，節能減排，塑造新能源增長點，並將其轉化為經濟新增長點。同時，多管齊下保障能源安全，強化能源供應多元化，加強國際能源合作，優化海外能源資源佈局，加大經濟外交和能源外交力度，確保中國海外能源生産基地和運輸線安全暢通，利用中國能源大市場等優勢，穩步提升中國能源資源國際定價權和影響力。
第四，以美國新增長點為切入點，打造中美務實合作新亮點。創新、深化和拓展雙邊合作，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注入豐富的經濟內涵。用好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等協調機制，加強兩國在雙邊經貿領域的協調合作。在加快中美雙邊投資協定談判，促進美國公平對待中國企業赴美投資經營，放鬆對中國的技術産品出口，管控好雙邊經貿摩擦的同時，加強兩國在非常規和可再生能源部門、先進製造業、大數據應用、城鎮化和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的務實合作，繼續做大中美經濟利益“蛋糕”，造福兩國人民並惠及世界各國。利用二十國集團等多邊經濟協調平臺，加強中美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發揮好世界經濟增長“雙引擎”作用，引領並支撐全球經濟金融穩定發展。
第五，理性看待中美兩國經濟實力差距，堅持發展中國家的定位，咬住“發展是硬道理”不放鬆。中美經濟差距日趨縮小不可逆轉，但中國的全面趕超不可能一蹴而就。近期世界銀行發表“國際比較計劃”，修改了購買力平價（PPP）部分計算方法，稱中國2011年GDP相當於美國的87%；同時世行也強調指出，由於數據結果存在不確定性，按PPP估算的數據不宜用來進行GDP和每人平均GDP位置排序。[28]西方媒體卻據此炒作“中國今年將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遭到不少理性學者的質疑。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教授傑弗裏·弗蘭克等學者認為，按市場匯率計算（這是唯一真正有意義的衡量標準），目前美國經濟總量仍幾乎為中國兩倍，如果中國經濟年增長率保持比美國高5個百分點且匯率不發生重大變化，還需12年才能從GDP規模上超過美國；如果兩國增長率之差達到8個百分點（由於人民幣每年以3%的幅度實際升值），中國將在8年內超越美國。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等稱，即使按PPP計算，中國每人平均GDP僅列世界第99位，在199個國家中居中游。[29]的確，即便將來中國經濟總量超過美國，但從實際國情衡量仍屬於發展中國家。中國的主要任務仍將是一心一意謀發展，苦練內功，提高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準，同時繼續承擔相應的國際責任，為世界和平與發展做出自己的貢獻。
[1] America’s New Energy Future: The Unconventional Oil & Gas Revolution and the US Economy, IHS Global Insight, October 2012, p. 12.
[2]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MGI), Game Changers: Five Opportunities for US Growth and Renewal, July 2013, p. 19.
[3]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World Energy Outlook 2012, November 2012.
[4]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EIA), Annual Energy Outlook 2014: With Projections to 2040, April 2014, ES-2.
[5] U.S. EIA, Annual Energy Outlook 2014: With Projections to 2040, April 2014, A-25.
[6] Ibid., A-28.
[7] Ibid., ES-3.
[8] MGI, Game Changers: Five Opportunities for US Growth and Renewal, July 2013, p. 37.
[9] America’s New Energy Future: The Unconventional Oil & Gas Revolution and the US Economy, IHS Global Insight, October 2012, p. 2.
[10] Global Markets Institute, Unlocking the Economic Potential of North America’s Energy Resources, June 2014, p. 1.
[11] IMF, The U.S.Manufacturing Recovery: Uptick or Renaissance? February 2014, p. 2.
[12] Rich Rezny, “Is Manufacturing Coming Back?” Seeking Alpha PRO, August 15, 2013, http://seekingalpha.com/article/1638692-is-manufacturing-coming-back?source=yahoo.（上網時間：2014年6月25日）
[13] “Snapshot: National Network for Manufacturing Innovation (NNMI),” Advanced Manufacturing Portal, http://www.manufacturing.gov/nnmi.html. （上網時間：2014年6月25日）
[14] MGI, Game Changers: Five Opportunities for US Growth and Renewal, July 2013, p. 46.
[15] 約翰·奧瑟茲：“美國是21世紀的‘新興市場’”，《金融時報》中文網，2014年5月29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6482?full=y?ccode=2g139005。（上網時間2014年6月12日）
[16] MGI, Big data: The Next Frontier for Innovation, Competition, and Productivity, June 2011.
[17] 1艾字節（exabyte或EB）等於1024拍字節（petabyte或PB），相當於2013年5月美國國會圖書館歸檔電子數據總量的近2.5倍；1澤字節（zetabyte或ZB）等於1024艾字節。
[18] MGI, Game Changers: Five Opportunities for US Growth and Renewal, July 2013, p. 74.
[19] Ibid., p. 82.
[20] MGI, Game Changers: Five Opportunities for US Growth and Renewal, July 2013, p. 88.
[21] MGI, Game Changers: Five Opportunities for US Growth and Renewal, July 2013, p. 103.
[22] Economic Projections of Federal Reserve Board Members and Federal Reserve Bank Presidents, Embargoed for release at 2:00 p.m., EDT, June 18, 2014,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monetarypolicy/files/fomcprojtabl20140618.pdf.（上網時間：2014年7月1日）
[23] World Bank,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June 2014, p. 4.
[24] Economic Report of President, March 2014, p. 87.
[25] World Bank,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June 2014, p. 16.
[26]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WEO): Recovery Strengthens, Remains Uneven, April 2014, p. XV.
[27] Goldman Sachs, 2013 Outlook, January 2013, pp. 9-16.
[28] The World Bank, Measuring the Real Size of the World Economy, April 2014, pp.4-5.
[29]馬丁·沃爾夫、戴維·皮林：“登上世界之巔的中國？”《金融時報》中文網，2014年5月5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6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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