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會把自己看作是全球命運共同體的一員

阿克塞爾·霍耐特（Axel Honneth）。德國著名社會理論家、哲學家。曾任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所長，是法蘭克福學派第三代旗幟性人物、西方現代承認理論主要代表。代表作：《為承認而鬥爭》。目前在德國和美國任教。

巴拓識（David Bartosch）。德國跨文化哲學學會會員，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外聘專家。代表作：《“無知的博學”與“良知”——庫薩的尼古拉與王陽明哲學研究》。

薛曉源。國際儒學聯合會中國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師範大學全球化與文化發展戰略研究中心教授。代表作：《飛動之美——中國文化對“動勢美”的理解與闡釋》。

1月13日，在日本大阪，人們佩戴口罩出行。新華社發

【光明國際論壇對話】

1.疫情面前沒有一個國家能夠獨善其身

薛曉源：尊敬的霍耐特先生和巴拓識先生，非常高興與你們相聚在“光明國際論壇”這一平臺。新冠肺炎疫情暴發至今，感染病例接近1億、死亡人數接近200萬，僅美國感染病例就超過2000萬。如何審視和評判這場來勢兇猛、影響深遠的世界性疫情？

霍耐特：要想現在就圓滿地回答您這個問題，還為時過早。毫無疑問，這場大流行病的主要後果之一，就是讓我們感受到了人類在全球範圍內不僅緊密相連，還存在諸多差異。一方面，我們很快就意識到，由於全球範圍內的流動性，我們早已構建起了一個全球共同體，在疫情面前沒有一個國家能夠獨善其身；另一方面，大家很快就明白，由於政治狀況以及相應的衛生系統不同，各國應對危機的措施大相徑庭。或許可以説，這是對全球一體化中存在的差異性的一次初體驗。令人驚訝的是，在世界範圍內，人們對具有系統重要性的活動和日常事務的優先排序迅速進行了重新評估。突然間，醫療、護理這些往往被所謂純粹創造經濟價值的行為所掩蓋的工作，似乎比工業或服務業更具價值。在德國，人們第一次公開討論究竟是什麼決定一種工作具有“系統重要性”，可惜這個問題的提出為時已晚。成千上萬的護士和老年護理人員每天都在做著報酬低微、幾乎得不到認可的工作，極少受到關注，而至少在當下他們突然短暫地進入了公眾的視野。對於工作和職業秩序的重新評估是否能保留下來，並産生更持久的影響，我們拭目以待。疫情也使人們對友誼和家庭關係的價值進行了集體性的重新思考。

巴拓識：以霍耐特先生的承認理論的視角來看，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使人們清楚地認識到，我們實際上處於一個不可分割的全球化統一體中，但各國歷史、人文、政治和經濟等不可避免的差異性導致全球一體化內部存在多樣性。基於這種對全球化的辯證理解，霍耐特先生認為，醫療行業在社會上獲得的尊重和認可度明顯不如工業或其他服務性行業高。這一批判也是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霍耐特先生的社會哲學主張，實現社會成員的幸福才是最高的善，其中公正分配社會資源和經濟利益只是前提條件，法律、道德和社會各方的承認也非常重要。

薛曉源：霍耐特先生，您是承認理論的集大成者，大多數著作已經被翻譯成中文，成為漢語世界進行當下哲學思考和現實觀照的參照。我們可否從承認理論的原點出發進行追問：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的今天，我們應該優先承認什麼？

霍耐特：從樂觀的角度看，我希望這場流行病能夠引發對社會工作承認關係的重新評估，從之前片面讚賞單一的所謂生産性活動，轉向更多承認所有關注我們身體健康的醫療行業。如果我把這種樂觀的期待進行轉移，那我也希望能夠看到國家之間的承認關係發生變化。許多國家普遍存在著相互不信任和猜忌，這場疫情危機如果能向好的方向發展的話，也會讓各個國家學會把自己看作是全球命運共同體的一員，從而在今後更加強調國家之間的合作而不是競爭。但是，目前只有帶著充滿希望的信心才能讓我相信，這種社會和國際承認關係的轉變會因疫情而真正發生。

巴拓識：成為完美的人類和構建持久的世界和平的理想促使我們不斷去嘗試實現一個更美好的未來。在21世紀，我們必須徹底去重新思考，如何實現人類的普遍承認。霍耐特先生呼籲各國加強合作而不是競爭，把愛、友誼和相互團結作為人類最高的道德標準以及國際社會的核心價值。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全球命運共同體”的語境中建立可持續發展的幸福社會。這與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十分吻合。

2.保護個人生命優先於滿足個人自由

薛曉源：在當前新冠肺炎疫情的嚴峻形勢下，自由與生命對個體、對社會、對民族、對國家乃至對世界、對人類，孰輕孰重、誰先誰後？在關乎生命的嚴峻關頭，這是不得不進行深入思考和進行抉擇的大事。您對此怎麼看？

霍耐特：這個問題實際上是當前一個非常核心的問題。我有一個明確、不可動搖的信念，這也許會讓人，特別是那些認為我是一名自由理論者的人感到驚訝：無論自由在一個國家的法律中是如何被規定的，我們只有在身體不受傷害的前提下，並且盡可能在個人擁有健康身體的基礎上，才可以行使和享受我們的自由。因此我認為，保護個人生命優先於滿足個人自由。當然，這種優先並不意味著國家為了保護人身安全，可以隨意限制人的基本自由，任何一種這樣的限制都需要公開證明其正當性。原則上，必須要以明確和令人信服的方式向所有公民説明所採取的措施是為了保護生命，以及為什麼需要限制某些法律保障的自由。因此，對保護生命的優先選擇，和對限制我們受法律保障的自由的每一項措施進行公開和普遍可理解的解釋，它們之間是相關聯的。

薛曉源：您在《不確定性之痛——黑格爾法哲學的再現實化》中説：“比如在友誼和愛中，就具有這種自由。在這裡，人並不是片面地囿于自身之中，而是在與他者的關聯中樂於限制自身，並在這種作為自我所進行的限制中而知道自己。”我覺得您的思想有兩種意蘊：自我與他者的關係，自由與限制的關係，能否請您詳細進行解讀？

霍耐特：是的，您説得非常對。這很可能是兩個不同的思想步驟。首先，人們必須認識到，自由總是意味著服從一定的規範，否則我們只會被具有因果效應的衝動或力量所控制——這就是盧梭的偉大見解，康得隨後對這一見解進行了進一步的加工，他得出結論：我們只有在服從道德法則或實踐理性而對自己的行為進行自我限制時，才是真正自由的。然後，黑格爾在此基礎上又進一步認為，這種道德法則就是為了我們自身的行動意圖而獲取所有其他相關者的同意。由此就誕生了這樣一種理念：當我們與他人處於相互承認的關係中時，我們是自由的。這就意味著，雙方都要共同服從彼此都認為是正確的規範。在此，自由意味著限制自己的意圖，在與他人的關係中相互去服從共同確認的正確規範，從而同時對等地承認自己是平等和自由的存在。

巴拓識：中國哲學家王陽明早已提出了“良知”的思想，正是針對這種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共同責任與承認的問題。在新冠肺炎疫情時期，有人將自由與自私自利混為一談，在一些國家，有人把不戴口罩等同於“自由”。這當然是完全錯誤的，因為不戴口罩不僅讓自己，也讓他人陷入危險境地之中。真正的自由不是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一個人只有在法律上和道德責任心上承認他人也是平等的主體時，自己才是自由的。如果有人拒絕戴口罩，他就剝奪了他人的生命自由，也失去了自己的自由。從更大範圍來看，如果社會或國家結構因流行病而崩潰，那就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保證任何人的自由了。所以説，通過戴口罩來保護自己和他人不受病毒侵害，我們實際上保護了自己與他人的自由，也保護了我們身處的社會，甚至世界各國的共同安全。當然，正如霍耐特先生所説，在實施與流行病有關的行為限制措施時，應該對公眾明示相應的理由。對於新冠病毒帶來的嚴峻問題，不同國家的人都應該進行討論與反思：如何為地球上每一個人的利益而採取負責任的行動，如何讓越來越多的人學會成為負責任的主體。這不僅在消除疫情，在解決其他全球性問題上也將大有裨益。

3.團結合作的社會自由是個人自由的最高形式

薛曉源：我們還注意到，您區分了自由的三種形式：消極自由、選擇自由、交往自由。您在《自由的權利》一書中把它們分別稱為法定自由、道德自由和社會自由。能否請您闡釋為什麼這樣劃分自由的樣式？它們的內涵與邊界是什麼？為什麼要對其重新進行形式命名？您的理論構建對深受疫情之痛的人們有怎樣的解釋力和現實性？

霍耐特：我想盡可能簡單地回答您這個問題。當我把約定俗成的所謂“消極自由”翻譯成“法律自由”時，我追隨了黑格爾的思想，他認為這種形式的自由的特殊性在於，我們被允許做一切不侵犯法律所規定的所有其他人的自由的事情——這就意味著，我們被允許做一切法律範圍內允許的事情，而不用考慮任何社會性關聯，我們完全置身於被設定的“個人”主體中。而“道德自由”對他人的考慮程度已經被提高了，因為它要求我們控制自己的行為，關注這些行為是否符合從孤立思考中得到的原則，也就是為所有人服務，從而促進普遍利益的原則。雖然這已經包括了所有其他主體在實現個人自由過程中的利益和關切，但這些其他主體仍然是完全抽象的實體，還不具備社會現實性，因此對“我”並沒有什麼具體的要求。而“社會自由”是個人自由的最高形式，比您所説的“交往自由”更勝一籌，它不是指原則上能與他人結交的自由，而是指在可能的情況下，把我的目標與他人的具體目標定位在一起，使我們只有在合作中才能共同實現這些目標——友誼也許是最好的例子，還有人們每一次積極的合作。這種形式的自由根本無法在法律上以適當的方式被表述出來，因為它依賴於對體制關係的讓步，我們只有在與其他人有互補目標的情況下才能實現我們的目標，就像友誼一樣，就像每一個政治運動或公眾的民主決策一樣。

巴拓識：霍耐特先生這是從黑格爾法哲學制定的理論要素出發。在黑格爾看來，個人自由有兩種基本形式：自願承認他人作為與我平等的法律個人的法律地位和自願承認他人作為與我平等的道德行為主體。如果我根據法律的要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戴上口罩，就等於承認了他人對自己健康身體的權利，因為我不能損害對方的身體健康。而即使沒有法律要求我這樣做，我也在有感染風險的情況下自願戴上口罩時，我就行使了道德自由。

霍耐特先生提出的社會自由體現在行動上，即每個人都為了別人的利益而行使自己的自由意志。這種社會自由可以體現在人們在健康問題上與殘疾人、老年人的團結，在更廣泛意義上也可以體現在所有人相互之間的責任心。我們在友誼與愛中承認他人，通過體驗家庭中的愛與關懷學會為他人負責任。由此而産生的人與人的團結，是讓整個社會得以持續發展的根本因素。黑格爾把社會單方面地曲解為純粹的競爭性社會。而霍耐特先生對社會自由的思考則更進一步，你把黑格爾希望只局限在朋友和家庭成員之間的社會品質放大到了整個社會空間中。在此不得不提到，這種社會自由的思想與王陽明的理唸有共同之處。更進一步説，不僅在一個國家的各個社會層面上，在不同國家政府的合作中，都需要實踐這樣的社會自由，才有可能在世界範圍內實現美好的人類共同未來的理念。

4.不要“物化”和遺忘疫情帶來的一切苦難

薛曉源：我們在《物化——承認理論探析》中解讀到您的承認理論的深層蘊含：承認先於認識，承認自然、承認未知之自我、承認遺忘。可否用這樣的思想認識去認知、分析和探究疫情的起源和蔓延？人們怎樣認知疫情才是一個理性的客觀態度？

霍耐特：“物化”這個概念是我參考他人提出的，但做了一點改動。“物化”指的是一種現象，這種現象當然不是很普遍，但在社會上産生的影響卻非常強烈。它是一種人的行為，是指在別人，甚至在自己身上都無法被感知到的真正人性的東西——這裡的人性的東西是指能夠感受到痛苦的能力，以及會受到傷害的主觀核心，最後把別人和自己都只當作一個“物”來看，當作一個可以被任意操縱、在精神上已經消亡的對象來看待。在我的印象中，這樣的“物化”行為通常是由於人們在一個較長的時間裏不得不重復某種行為，從而忘記了他人或自身，以及一切最為敏感的生命的主觀核心。因此，我認為“物化”是一種被迫對承認的“遺忘”，而我們對待他人以及對我們自己的“正常”態度，應該是承認人共同具有的脆弱性和敏感性。這可以非常貼切地解釋某些完全違背正常的人際關係的極端情況，例如納粹集中營用幾乎工業化的手段殺戮完全無辜的兒童。

巴拓識：也許可以補充一點，對承認的“遺忘”並不總是直接由枯燥、重復的行為造成的，它也可能悄然而至，因為人們沒有去直接感受他人正在遭受的痛苦。在當今社會，無論是在有疫情的國家，還是在其他飽受戰爭折磨的地方，人永遠都不應該只被“物化”，被看成統計數據中冰冷的數字。千百萬個人與家庭，他們遭受的苦難絕不能被物化而消失在數字的背後，被人遺忘。那些宣揚群體免疫的國家，他們如此公開地“物化”了那些老弱病殘公民，實在是令人震驚。因此，在成功遏制疫情後，我們應該注意，不要去“物化”和遺忘新冠肺炎疫情給我們帶來的一切苦難。

薛曉源：在後疫情時代應如何建構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人與國家之間、國與國之間的自信、自尊和自豪的關係？

霍耐特：在一開始，我已經間接回答了這個問題。我想，目前的危機可能帶來的最幸運情況是，它讓我們意識到我們對很多承認關係的深刻依賴，而因為專注于奔波忙碌的生活和經濟生産，我們往往容易忽視這些關係。首先，面對身體的痛苦、疾病的威脅和即將到來的死亡，我們意識到，友誼和家庭的親密關係是我們的避難所。在那裏，我們可以在不被暴露和貶低的保護中，去表達我們的恐懼，並且希望獲得充滿愛的支援和安慰。只有在那裏，在友情和家庭的私密庇護下，我們才能面對自己生命的脆弱，而不會在孤獨中獨自面對死亡。如果我們是公民社會的成員，那麼我們平等地相互尊重，併為更公平的關係而共同奮鬥。這將會帶給我們勇氣和希望，使我們能夠在當前的危機中通過團結的力量做出一些改變。例如，促使國家更堅定地承諾建立一個盡可能免費、設備齊全的醫療體系。在最好的情況下，這場大流行病還會使我們意識到，我們要依靠所有國家之間的合作，來應對我們這個時代的巨大挑戰。每個人早已潛在地通過無形的承認關係與這個地球上的其他人聯合在一起，正如曾經強調過的那樣，我們今天都屬於這個偉大的“人類大家庭”，因為我們無論地位和等級，都受到同樣的全球性災難的威脅。但是，如果您問我，這個危機現在是否會很快導致意識的轉變，我們是否會突然學會看清自己對這些承認關係的依賴，我還並不是十分樂觀。

5.承認生命的價值與尊嚴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必經之路

薛曉源：霍耐特先生，您提出：“社會承認關係的品質應該構成社會正義構想的立足點。”您還認為，黑格爾的正義理論是與疾病治療的思想聯繫在一起的，這種疾病的診斷和治療具有社會批判的功能。在當今國際社會，在這個疾病叢生的時代裏，如何從承認理論出發，實現社會正義？

霍耐特：至今仍然盛行一種看法，認為正義包括盡可能公平、平等地去分配某些“基本商品”。這種想法具有誤導性，因為“不公正”通常不是由於資源分配不均造成的，而是由於對自由的侵犯和對要求公正和要求尊重對待的漠視。如果我們從這種“關聯性”的意義上去理解正義，把重點放在主體之間的關係上，那麼我們很快就會明白，正義主要是要建立這樣一種社會條件，即每個人，不論是女人還是男人、不論有無宗教信仰、不論是黑人還是白人，都能自主地塑造自己的生活，在不同的社會領域中得到平等的尊重，並相應地能夠平等地參與這些領域的建設，而不受限制或強制。根據社會形勢、歷史狀況和文化條件的不同，將個人從強制、依賴和歧視中解放出來，並讓他們能夠平等地參與其生活空間的建設，所需要的措施會發生相應的變化。所以，在不同的歷史時刻，正義要求的是什麼，不能從哲學的制高點來確定。相反，哲學必須使自己成為那些具體遭受不平等待遇和無視的人們的代理者和代言人，通過概念的方式幫助這些人闡明需求，然後通過理論的想像力找到改善措施的關鍵。

巴拓識：霍耐特先生談了自己的正義理論。但我們不能忘記，一些發展中國家還存在貧困問題。畢竟，首先必須要有一定數量的社會財富，然後才能建立霍耐特先生描述的那種在基於承認建立起來的社會組織中的公平分配。在此，我必須第三次提及王陽明。他提出了“致良知”的實踐指導。在每一次人與人的接觸中，我們都必須有意識地練習去尊重和承認他人。從家庭成員之間的尊重和承認，到社會層面的道德自由，再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社會自由，我們必須時刻認識到，在地球家園中，所有人和所有生命體都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承認生命的價值與尊嚴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必經之路。

（德國海德堡大學博士彭蓓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