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言文字是中華民族最重要的標識之一，是中國歷史文化的重要載體，其源遠流長的歷史是中華民族智慧不斷凝聚、文明不斷發展的生動體現。因此，漢語言文字研究對於中華文明的傳承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近年來，隨著新材料不斷涌現、理論創新不斷推進、研究方法不斷更新，漢語言文字研究取得顯著進展。進一步開創漢語言文字研究新局面，需要在以下幾個方面下更大功夫。
以材料更新開闢研究空間
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應該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從我國改革發展的實踐中挖掘新材料、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觀點、構建新理論”。漢語言文字研究者要認真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不斷挖掘新的語言文字材料，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觀點，構建漢語言文字研究的理論體系。材料是學術發展的核心要素之一，也正是由於新材料的不斷涌現和整理出版，漢語言文字研究才能不斷開闢新的空間。
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從傳世文獻向出土文獻擴展。傳世文獻特別是中古之前的傳世文獻存在數量較少、文體單一、多為書面語、經歷代傳抄難以保真等問題，因此，漢語言文字研究不能局限于傳世文獻。近年來，隨著出土文獻的大量整理出版並形成歷時的完整序列，漢語言文字研究增添了新的豐富材料，具備了前人無可比擬的有利條件。這裡所説的出土文獻，包括商代和西周甲骨文、商至漢代銅器銘文、春秋戰國玉石文獻、戰國至魏晉簡牘文獻、漢代以後的石刻文獻、魏晉以後的紙質文獻等。二是從國內文獻向國外文獻擴展。國外文獻首先是指傳統漢文文獻。古代東亞、東南亞地區長期受中華文化影響而使用漢字，因此保存了大量的漢文文獻，包括傳統的經典文獻、訓詁材料、辭書、漢語字詞彙抄、漢語教科書等，有抄錄者，也有改編者，其中有很多是中國失佚資料。其次是指西方傳教士文獻。包括漢字漢語辭書、漢字漢語研究著作等。這些國外文獻的涌現是對國內文獻的有益補充，為漢語言文字研究提供了更多材料支撐。三是從通語文獻向方言文獻擴展。通語（即當時通行的語言，比如漢語普通話）是漢語言文字研究最為重要的資料。近年來，研究者們密切關注方言文獻，開展有針對性的系統研究，有力拓展了通語與方言的研究範圍。此外，還包括從紙面文獻向口頭文獻、從傳統文獻向特色文獻擴展等。近年來，新材料新文獻無論在種類上還是數量上都實現了跨越式發展，為漢語言文字研究開闢了廣闊研究空間。
以理論創新引領研究方向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的哲學社會科學有沒有中國特色，歸根到底要看有沒有主體性、原創性。跟在別人後面亦步亦趨，不僅難以形成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而且解決不了我國的實際問題。”漢語言文字具有鮮明的獨特性，從漢語言文字材料本身出發，不斷構建和發展自己的理論，是漢語言文字研究發展的必由之路。也只有如此，中國漢語言文字研究才能為人類語言文字研究貢獻自己的力量。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語言文字研究領域引進了很多西方理論。這些理論的引入對深化漢語言文字研究而言不能説沒有益處，但收效甚微。究其原因，主要在於在世界語言文字中，漢語言文字獨樹一幟，歷史悠久且承續至今，直接使用任何緣起于其他語言文字的理論來研究漢語言文字，其結果必然是方枘圓鑿、削足適履。目前，我國語言文字研究領域使用西方理論時還存在兩種需要改進和改正的現象：一是簡單地把西方語言學理論介紹進來，沒有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改進；二是借鑒西方理論來研究漢語，卻沒有深入探索漢語言文字自身的規律。
事實上，任何一種理論的形成，都有其産生的原因和背景、遭遇的困境和突破、構想的目的和思路等決定性因素。對這些因素，理論創立者不一定言明，研究者只有對其理論進行全面了解和分析才能獲得，而這是需要下功夫的。因此，簡單照搬西方理論、機械套用舶來品是錯誤的。舉例來説，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嚴格區分歷時語言研究與共時語言研究的理論，對中國語言學界一些研究者産生了較大影響。所謂歷時研究是對語言文字現象發展脈絡、發展規律的研究，是動態現象研究；所謂共時研究是平面系統的描寫和分析，是靜態現象的研究。雖然具體目的不同，但宏觀地看，二者只不過是對同一現象的縱橫切分而已。歷時發展中，語言文字現象的消長轉化主要是不同共時平面制約和抉擇的結果，而所謂共時平面也只能是對歷時過程的橫向剪取。所以，離開歷時追索和解釋，很難準確地進行共時描寫；脫離共時觀照，也難以恰當地理解歷時演化。但國內不少研究者已習慣於歷時、共時的對立，把研究的問題首先框定在歷時或共時範疇，然後進行隔絕式的探討，歷時研究只分析縱向發展、共時研究不考慮歷時因素成了固化的理念。這種固化的理念並不利於開展漢語言文字研究。漢語言文字研究應當打破西方理論窠臼、突破縱橫界線，使歷時與共時融合，這樣才會有質的飛躍。
近年來，我國越來越多的研究者認識到，漢語言文字研究必須跳出西方理論的束縛，紮根本土、深耕實踐。把研究重點聚焦到漢語言文字本身，依據科學的思路構建自己的理論體系，才是漢語言文字研究的正路。基於此，國內不少研究者紮根本土，在提出自己的理論上不斷加力，取得了明顯成效。比如，有的研究者進行多元融合創新，依託社會學、哲學、生態學、計算科學等多個學科領域進行跨學科研究，形成自己的理論，進而不斷推動漢語言文字研究向縱深發展。
以方法創新激發研究動能
方法是學術發展的另一核心要素。“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學術研究中發現新現象、新事物，或提出新觀點、新理論，揭示事物內在規律，都離不開科學的方法。漢語言文字研究要繼續得到長足發展，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始終堅持正確的方法。
在對漢語言文字文獻進行學術解讀時，要堅持正確的方法，首先離不開正確的立場。解決好研究立場問題，需要研究者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掌握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論。只有這樣，才能有效解決漢語言文字研究中的各種理論和實際問題。
以方法創新激發研究動能，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注重貫通。從學科上看，漢語言文字研究縱向分成了古代漢語、近代漢語、現代漢語，近年又有人分出“當代漢語”；橫向分成了漢字、語音、語法、詞彙、方言等。這樣的學科分類自有産生的原因和現實意義，但從學術研究來看，研究者如果僅專注于某一個領域，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對學科整體發展而言弊端頗多。事實上，做好漢語言文字研究，要突破學科過於細分的制約。中國古代學術研究講求貫通，“文史哲”不分家，因為研究對象往往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以《左傳》為例，我們很難區分它是史學著作、哲學著作還是文學著作，因為它既較為全面地展示了先秦的哲學思想，又是優美的文學作品，還是十分重要的漢語研究材料。突破界限、融合發展應成為漢語言文字研究的一個努力方向。從大的方面説，不論是歷史、哲學、文學還是語言文字，都是對同一文獻材料的研究，而這同一文獻本是一個有機整體，它的各個組成部分是彼此依存的；從小的方面説，無論是漢語還是漢字，都是有限的要素依據一定的結構規則構成的，是有著內在嚴密邏輯的系統，系統內各要素之間也是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的，而不是孤立存在和發展的。把某個方面、某類要素孤立成單一對象進行研究，難以對其有深層次的認識，更不可能做到全面把握。因而，推動漢語言文字研究向縱深發展，需要廣大研究者在深耕自己核心研究領域的前提下，致力於實現學科內部縱橫的貫通和相鄰學科的貫通。只有以貫通的方法推進漢語言文字研究，才能催生更多學術增長點。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吳玉章中國語言文字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