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中國知識體系是一項重要歷史任務

發佈時間:2020-07-31 14:57:44  |  來源:光明日報  |  作者:高瑞泉  |  責任編輯:申罡

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的迅速發展,在極大改變自身的同時參與重塑世界秩序,必定導致知識生産和流動方式的改變,中國人的知識世界也必然隨之大為拓展。因應歷史要求,中國學人應擔負起構建中國知識體系的歷史使命。



何謂“中國知識體系”?此處的“知識”,不能如西方知識論那樣,局限于自然科學研究的“客觀知識”。最一般意義上的“知識”,如毛澤東同志所説:“自從有階級的社會存在以來,世界上的知識只有兩門,一門叫做生産鬥爭知識,一門叫做階級鬥爭知識。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就是這兩門知識的結晶,哲學則是關於自然知識和社會知識的概括和總結。”“中國知識體系”中的“知識”,從學科形態而言,主要是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的知識,雖然其具體歷史形態受到自然知識的影響,並通過特定時代的哲學世界觀——自然知識和社會知識的概括和總結——而發生,但中國知識體系主要涉及社會知識,其對象、內容及其與主體意志的關係,還有獲取的方法路徑,都與單純的自然知識有重大區別。


“中國知識”不是一般的社會知識,有其具體規定性。所謂“中國知識”,是關於中國的歷史敘事、社會結構分析和當代中國人生活實踐的總體性認知。它們既可以被分別研究,成為分科之學的對象,又互相滲透綰合為一體。“中國知識”屬於人類的社會知識,因此有其普遍性。然而,世界多種文化並存,人們生活在現代民族國家中,不同國家、文化之中的社會知識受到地理、歷史、經濟、政治等諸多因素影響,都有地方性和民族特徵。因此,“中國知識”從內容説,主要是關於中國社會、歷史和現實的真理性認識,是世世代代中國人的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的辯證綜合;從認識主體説,它不是外部觀察者將中國作為“他者”形成的認知成果,也不是中國人模倣外部觀察者形成的認知結果,而是在認識主體上具有中國屬性的知識。當然,“中國知識”不排斥外部世界的貢獻,但相比中國人的自我意識,那是第二位的,是需要通過批判性的活動,將一種來自外部視角的認知消化融合進中國人的自我認知中的知識。因此,構建中國知識體系,對於中國人自身而言,要回答“我們是誰”“我們從哪來”“我們要走向何方”,對於外部世界而言,則要回答“何謂中國”,尤其是“何謂當代中國”以及“中國將如何發展”。總之,中國知識體系既是“中國的知識”又是“中國底知識”。由於它具有普遍性的真理性認知,又集中體現民眾的文化認同心理,可以為國家意志的形成提供理性選項,同時也對外全面展現真實的中國國家形象。



在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進程中,之所以要重視構建中國知識體系,是因為中國知識是前者的基礎和前提。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説,“哲學社會科學的現實形態,是古往今來各種知識、觀念、理論、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結果”。哲學社會科學可以分別表現為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和學科體系的建構,這些具體形態內在地提出了構建中國知識體系的歷史任務。這是因為,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和學科體系的建構和完善,受知識生産的制約,它們是一時代知識總體的分別呈現,因而通常會隨著知識形態的變遷而變遷。用中國哲學的範疇來分析,中國知識體系是“體”,學術體系、學科體系和話語體系則是“用”。體立則用明,無其體則無其用。無無用之體,無其用則體亦弗顯。一時代一民族的知識體系,又是隨著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和學科體系的建構得以真正完善的。那些具有客觀真理性的知識經過理性自覺和系統反思,被中國民眾接受,又在傳播過程中內化為民族心理,因而構成本民族的自我意識,本質上是具有歷史文化主體性的知識。


無論是學術體系還是學科體系,都是相關分門別類的知識之理性表達,都有自己獨特的知識內容,因而依託于又受制于一個時代本民族的總體知識水準和認知視野。而話語體系作為一個交往/論爭的平臺,特別顯示出在國際關係和不同文化交流中所具有的知識/權力關係。在經濟全球化語境中,後發國家缺少話語權,大多與其知識的世界圖景有待拓展有關。在理性的社會交往中,話語權要建立在真知灼見基礎上,沒有獨特的具有説服力的知識,很難有真正而持久的話語權,難以建立真正對等的交往。在國際關係中,道理同樣如此。當中國不僅富強起來,而且能將我們的歷史、社會和當代實踐的真理性認識形成為一個融貫的系統性知識的時候,表達中國經驗或中國方案的中國話語將産生改變世界秩序的力量。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內蘊著極為廣袤的知識世界。構建中國知識體系,強調的是中國人的知識世界中最重要的部分或者核心,是一種成體系的中國知識。凡是體系性的知識,必有其自洽的特徵。中國知識體系的自洽性建立在中國的歷史敘事、社會分析和當代中國經驗的觀念提升三者之間的統一上。


中國的歷史敘事解答“我們從哪來”。它幫助中國人理解自己、理解中國文化的特質,包括認識哪些古典知識在更深層次影響著社會生活和實踐,如何在現代條件下繼續指引我們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乃至型塑中國未來。中國的社會分析,首先要研究中國的現代化是在何種社會土壤中實現的,即中國現代化發生期的社會質性、結構和轉型過程,以及這一轉型過程中人的社會關係的結構性變化。當代中國經驗的觀念提升,是指對當代中國尤其是最近數十年的中國經濟、政治乃至社會變革經驗的再認識,是對我們如何做好自己的事情,在迅速發展過程中的實踐知識之概括和總結。


因此,雖然就學科分工而言,上述三項可以分別屬於歷史學、社會學和當代中國研究,但是在中國知識體系中,它們是互相綰結的。中國的歷史敘事一定內在地包含了中國的社會分析,包括對中國社會的質性、結構和歷史沿革的認識。“善言古者必有節於今”,歷史敘事和社會分析最終都指向如何獲得對當代中國的正確認知,即集中于對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實踐知識做科學概括,使經驗性認識上升為理性認識。為了獲得這一理性認識,我們需要了解中國道路的社會條件,需要更深地理解歷史文化的連續性和社會持續進步的可能性,從中獲得面向未來的智慧。這意味著中國知識作為體系性知識,具有自洽性,但並不表示它是靜態的單一結構,更不是封閉的自我複製,而是處於生生不息的運動之中。中國知識體系既要在中華民族數千年文明史的基礎上建構起來,又必定隨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程不斷向前拓展和充實。


(作者:高瑞泉,係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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