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是中國取得革命勝利的必由之路

發佈時間: 2017-06-19 08:33:22  |  來源: 光明網  |  作者: 羅平漢  |  責任編輯: 蔣新宇

作者:中共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羅平漢

近些年,社會上不時出現對土改必要性與合法性質疑的聲音,諸如地主並非是小説《半夜雞叫》中周扒皮那樣的人物,實際上他們有的省吃儉用、為人厚道,有的熱心教育、濟困扶危;地主出租自己土地是正當經營活動,不存在剝削與被剝削的問題;從生産力發展的角度看,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有利於集約經營和規模化生産等。這些問題究竟應當怎樣看?

地主富農是什麼樣的人

上世紀40年代後期和50年代初期,中國大陸進行土地改革運動的主要內容是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分配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其實,土地改革與土地改革運動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土地改革簡單地講,就是要變革舊有的土地制度。從這個意義上理解,十年內戰時期的土地革命,抗日戰爭時期的減租減息,解放戰爭時期的“耕者有其田”,都是土地改革的內容。土地改革運動是指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土地問題的指示(即“五四指示”),提出要實行“耕者有其田”後,在中國共産黨領導的解放區開展的廢除原有封建土地所有制,代之以農民土地所有制的群眾運動。土地改革運動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五四指示”發佈後到新中國成立,主要在老解放區和半老解放區進行的土地改革運動(老解放區是指1945年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前已解放的地區,半老解放區是指1947年7月人民解放軍開展戰略反攻之前解放的地區);第二階段為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後,在廣大新解放地區開展的土地改革運動,這一階段到1952年底基本結束。

既然土地改革運動的目的在於廢除舊有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毫無疑問其前提是農村階級成分的劃分。農村主要有兩大對立的階級,即地主與農民,而農民又細分為富農、中農、貧農和雇農階層。劃分地主和富農的標準是什麼?1933年10月,毛澤東寫作的《怎樣分析農村階級》一文作了這樣的界定:地主——佔有土地,自己不勞動,或只有附帶的勞動,而靠剝削農民為生。剝削的方式主要是收取地租。依靠高利貸剝削為主要生活來源,其生活狀況超過普通中農的高利貸者,應和地主一例看待。富農——一般佔有土地,或者自己佔有部分土地、租入部分土地,也有自己不佔有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富農佔有比較優裕的生産工具和活動資本,自己參加勞動,但剝削雇傭勞動為其生活來源的一部分或大部分。依據這一界定,地主與富農的共同特點是剝削,其不同之處在於地主剝削的主要方式是收取地租,富農剝削的主要方式是雇工。富農雖然屬於農民階級的範疇,但這個階層帶有剝削性質,所以人們習慣將之與地主並列,稱之為地主富農,其實富農與地主並不是同一個階級。由於地主與富農的剝削方式不同,而且地主一般不參加勞動,而富農參加勞動,故而在土地改革運動中,對待他們的政策也有所不同。“五四指示”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都規定沒收地主的土地,保護富農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種的土地及其他財産。也就是説,在土地改革運動中採取的是保存富農經濟的政策。

惡霸與地主概念不同,農民有可能“力作致富”上升為地主

説起地主,人們自然容易聯想到四個人,即小説《半夜雞叫》中的周扒皮、歌劇《白毛女》中的黃世仁、泥塑《收租院》中的劉文彩、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中的南霸天。這是當年文藝作品塑造出來的四個典型的地主形象,也是相當多中國人對於地主的最深刻的記憶。準確地説,這四個藝術形象應當稱之為惡霸地主,並且是集惡霸地主罪惡之大成者。

應當指出的是,惡霸與地主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按照1950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規定,惡霸是指“依靠或組成一種反動勢力,稱霸一方,為了私人的利益,經常用暴力和權勢去欺壓與掠奪人民,造成人民生命財産之重大損失,查有實據者。”惡霸尤其是惡霸地主最為農民所痛恨,但惡霸並非都是地主,地主也不是人人都是惡霸,那種同時具有地主和惡霸兩種身份者,便是通常講的惡霸地主。

從階級屬性看,地主是剝削階級,這些人在土地改革運動中之所以被劃為地主,主要是因為他們利用自己所佔有的土地,對農民進行剝削。但是,作為每一個體的地主,作為個體的人,他們的品行是惡還是善,人品是好還是壞,是各不相同的。有的地主可能一方面通過出租土地剝削農民,另一方面又將其剝削所得的一部分用於社會公益與鄉村慈善事業,做些鋪道路、辦學堂之類的善事。也有的地主為非作歹、欺男霸女、魚肉鄉鄰,成為惡霸地主。農民也並非清一色,當中也有少量好逸惡勞、偷雞摸狗之類的“流氓”。但從階級總體上看,因為地主佔有土地,可以憑藉土地過著不勞而獲的生活;而貧雇農由於缺少土地或根本沒有土地,不得不租種地主的土地而接受地主的剝削,所以地主和貧雇農之間構成了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形成了根本的階級對立,土地改革運動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解決這種階級矛盾。

還應該看到,有的地主可能原本就是普通農民,由於某種機緣和個人努力,慢慢積累了一些財富,購進了若干土地,隨著土地的增多自己耕種不了,便將土地出租給其他農民以收取地租。當地租剝削達到一定量的時候,這樣的農民也就演變為地主了。農民與地主的身份並非是固定不變的,地主如果破産,就有可能變成貧農乃至雇農,普通農民也有可能由於“力作致富”或“由小商業致富”而上升為地主。但一個農民一旦成為地主,其本人也可能仍過著勤儉的生活,但其必定將土地出租給農民以收取地租從而帶有剝削性質,其階級身份也就從普通勞動者演變成剝削階級的一員,階級屬性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地主集中土地不是為了集約經營和規模化生産

當下有人認為,從生産力發展的角度看,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有利於集約經營和規模化生産。因此,地主階級不應該被打倒,舊的土地制度也沒有必要改變。對於這個問題,毛澤東早在尋烏調查中就以切實詳盡的實例作了回答。毛澤東的調查結論是:以“收租坐視”為目的之地主,他們手中的土地並非為了集約經營與規模化生産,而是為出租營利。地主並不關心土地改良和生産工具改進,因為地主既不親自勞動,又不組織生産,地主佔有土地的目的,不是自己耕種,而是出租給農民,然後收取一定數量的地租。既然土地已經租給別人耕種,地主自然不必過於關心土地的經營狀況,也不會過於關心土地改良與生産工具改進的情況,他更關心的是地租的收取。從這個角度看,地主集中一部分土地在自己手中並非為了集約經營,也沒有實現規模化生産,對於農業生産力水準的提高也沒有積極性。正因為如此,不論是“五四指示”,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對於地主與富農都採取了區別對待的政策。

與此相關聯,當年啟動土地改革運動時,農村土地是否集中在地主手中,是時下人們議論較多的另一個話題。如果當年農村自耕農(或中農)佔主體,土地並非集中在地主手中,也就沒有必要通過土地改革這種方式大規模地調整農村的土地關係。中國地域廣大,農村土地的佔有情況自然也是華北與華南不同,西北與江南有異,某些地方土地集中程度較高,亦有的地方土地比較分散。即使在同一個地區,有的村莊或許一戶地主也沒有,而有的村莊則集中有若干戶地主。這些年來,學術界根據歷史文獻和檔案史料,對新中國成立前的土地佔有情況重新進行了估計分析,雖然這些數據各不相同,但都基本上認為當時土地集中的情況並沒有以住宣傳的那樣嚴重,地主富農並非佔有80%的土地,而多認為只佔有50%以下的土地。儘管如此,地主富農所佔有的土地遠遠多於中農更不説貧農,確是一個歷史事實。即使地主富農佔有的土地根本沒有達到以往所説的80%而是減半,中國農村的土地佔有狀態仍不能説是合理的。既然如此,通過土地改革運動解決農民土地問題,其正當性和必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經濟地位決定社會地位。農民的這种經濟地位決定了他們生活在鄉村社會的底層,基本處於沒有“話語權”的狀態。對於當時的中國農民來説,不但他們希望得到土地,打破這個束縛他們多年人身自由的枷鎖,也盼望得到平等與尊嚴。而土地改革為他們提供了機會,只要他們與共産黨一起革命,就能夠得到他們這些盼望已久的東西,以農民為主體的中國革命也就由此發生。

土改是中國取得革命勝利、建立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必由之路

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特殊的國情,決定了革命不能以城市暴動的方式一舉取得政權,而只能在農村積聚革命力量,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既然革命的重心在農村,這就決定了革命的參加者主要是農民。組織動員農民參加革命,成為革命成功的先決條件。於是一個重大的問題擺在革命的組織者和領導者面前:怎樣才能動員農民參加革命。

農民能否參加革命,啟發他們的階級覺悟固然重要,但農民考慮更多且更直接的,則是參加革命能否帶來實際的利益。要讓農民從革命中得到物質利益和政治權益,就只能對現有的社會經濟資源和政治資源進行再分配。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把地主階級的土地和其他財産,沒收之後分配給農民,同時打破舊有的農村社會秩序,剝奪地主階級(鄉紳)原在農村的社會控制權,讓參加革命的農民分享對鄉村社會的領導權。要使解放區農民參軍參戰,就必須揭示這場戰爭的必要性和正義性,必須使他們明瞭這場戰爭的勝敗,不只關係到共産黨的成敗,而且與他們自身的利益密切相關。要讓農民參加戰爭必須給其以看得見的物質利益,中共在沒有外援的情況下,除了土地關係的重新調整和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並無其他資源可供利用,於是,進行土地改革就顯得尤為必要。

土地改革的啟動,顯示出了特別重大的意義。一方面,它滿足了農民的土地要求,使他們深切地感受到,只有中國共産黨,才能使他們真正成為土地的主人,從而堅定了他們跟共産黨走的決心。另一方面,也讓農民成為中國革命最偉大的後背力量,因為他們要保衛自己剛剛獲得的土地,保衛勝利果實,僅僅推翻了本村的地主還不夠,還要與中國共産黨一起打倒地主階級的總後臺。

此外,土地改革還實現了中共基層組織與農村基層政權的有機融合,使黨的基層組織植根于中國社會的最底層。自古以來,中國的國家權力基本上只延伸到縣一級單位,至於縣以下的廣大農村並無政權組織。土地改革運動不只是農村以土地為核心的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同時也是在變動土地所有關係的過程中進行各種社會資源的再分配,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鄉村社會改造。從這個意義上講,土地改革運動獲得了巨大成功。

土地改革更主要的目的是解放農村生産力,為國家工業化掃清道路。只有消滅了封建土地制度,才能實現國家的工業化,這個歷史過程世界各國皆然。歷史的事件只能放在歷史的環境中去考慮,在當時的歷史大環境下,土地改革能夠滿足中國廣大農民對土地的強烈渴望,能夠改變生産關係,解放生産力,能夠調動廣大革命投身革命的積極性,為中國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國的成立源源不斷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支援。儘管當時土改也存在著一些問題,但也不能因此而否定土改,因為這是中國歷史上必然的選擇,這也是中國人民的必然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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