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解析“一帶一路”建設圖景，聆聽智庫專家睿智之言。各位網友、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看由光明智庫和光明網聯合推出的系列訪談節目《“一帶一路”光明談》。“一帶一路”建設惠澤各國民眾，匯聚世界目光，已經成為深刻影響人類文明進程的重要事件。從今天起，我們將陸續邀請智庫專家聚焦這一宏偉篇章，從人文視角為您帶來深入解讀。
我是光明日報記者王斯敏。今天來到演播室的兩位嘉賓是：中國人民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人大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王義桅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全球戰略智庫常務副理事長兼秘書長王靈桂教授。兩位對“一帶一路”的研究都非常精深，也都在國際舞臺上為“一帶一路”做了大量推進工作。王義桅研究員為“一帶一路”所寫的圖書連續兩年獲評“中國好書”；王靈桂教授撰寫了大量研究報告，而且對國外智庫如何看待“一帶一路”做了很多研究。非常歡迎二位。
中國古代的絲綢之路曾經在東西方文明交流史中寫下了輝煌的篇章。今天，當人類的發展又站在一個嶄新的戰略關口之際，中國倡議的“一帶一路”建設，更是體現了對人類命運的深刻思考，以獨特的東方智慧為世界發展開出良方。可以説，“一帶一路”是從中華文明歷史深處走來的，是一種文化的延伸，本身就包含著中國上下五千年文明的基因。那麼這種文明基因究竟應該怎樣理解？在“一帶一路”建設的深入推進中，人類偉大文明的交融又將對今天的現實發展發揮什麼樣的作用呢？我們來聽一聽兩位嘉賓的思考。
“一帶一路”蘊含中國之“道”
主持人：作為媒體人，我有一個很深的感受：“一帶一路”提出三年多來，從倡議到建設、從構想到落地，世界各國對此的認識越來越清晰。我看到外媒有一個説法：“一帶一路”與其説是一條路，不如説更像是中國最重要的哲學範疇——“道”。我想請教二位，這個“道”應該怎樣理解？
王義桅：首先從名稱上來講，我們用了“一帶一路”。很多人説，怎麼不用絲綢之路或“新絲綢之路”？因為絲綢之路概念是德國人李希霍芬1877年提出來的，有為帝國列強在歐亞大陸擴張作理論支撐的含義在裏面，所以我們沒有用這樣一個老概念，而是用了一個非常中國特色的概念，這裡面載著“道”和智慧。中國走了一條符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我們要鼓勵沿線國家，也要走符合國情發展的道路，最終形成一個命運共同體，這裡面就蘊含著“道”。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要從“道”開始，從“一”開始。所以説“一帶一路”的概括非常有中國傳統文化的意蘊，又體現了中國發展道路的特色。
具體而言，“一帶一路”體現的是什麼“道”？
第一個就是孔子説的“己欲利而利人，己欲達而達人”。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幾年，讓七億人脫貧致富， 2010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工業製造國。在很多人看來，中國是“達”了。但是我們還要“達”人，“達”誰呢？“一帶一路”沿線這些國家。比如説巴基斯坦，儘管它被西方描繪成一個失敗的國家，但現在中巴經濟走廊成為旗艦工程，經過三年多的時間，把基礎設施短板補上，巴基斯坦的經濟就可以發展騰飛了。“一帶一路”也為非洲的國家帶來機遇，非洲很多國家都在實現工業化、現代化、新型城鎮化，中國跟他們分享經驗，就是“道”。這個“道”，就是中國人不僅想到自己，還想到別人。
第二個“道”就是費孝通先生説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按照原來西方線性進化的現代化邏輯，“一帶一路”沿線很多國家都是落後的，看每人平均GDP比較貧窮。“一帶一路”提出來以後，改變了完全看GDP的評價標準，激活了很多國家的文化因素，激活了他們的歷史記憶和自豪感。所以，“一帶一路”用文明共通的邏輯，超越了簡單現代化線性進化的邏輯，激活了共同復興這個美好的願望，這也是一種“道”。
第三個“道”就是命運共同體。命運共同體超越了意識形態價值觀界限，讓”一帶一路”沿線各國在更大的層面上統合、合作，追求的就是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樣的“大道”。
主持人：“一帶一路“蘊含了中華文化中的很多精髓，比如兼濟天下，比如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王靈桂教授對此有什麼理解呢？
王靈桂：“一帶一路”這個名稱起源於中國向世界開放的古老歷史。從張騫西元前138年出使西域到現在，2100多年的進程中，中國向世界傳播古老文明，同時自身也不斷吸納和借鑒其他文明。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克勞利講過：絲綢之路使得歐洲和東方兩個經濟系統聯繫在一起，在東西半球之間輸送商品，促進新的品位的産生和選擇概念的形成。他還專門指出，這條路“把東方的味道、思想和影響，以及某種浪漫的東方主義帶到了歐洲世界“。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是中華民族文明和智慧的結晶，是中國懷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在21世紀向世界張開懷抱。我相信，這種“中國味道”一定會超過古老的絲綢之路，在新的歷史時期，煥發出獨特的芳香。
“一帶一路”承載著人類共同發展的希望
主持人：一種構想的提出，一開始總是會遇到各種不同角度的評判，甚至猜疑；一種古老的文明走進現實，也需要很大程度上的轉化和創新。“一帶一路”提出三年多來，逐漸從一種倡議，成為一種共識，各國對於這種倡議的認知和態度發生了什麼變化？這種變化背後是什麼在支撐？
王靈桂：古絲綢之路在東西方處於兩個封閉的文化體系之內這種背景下出現、誕生、發展，延續2100多年，本身就是革命性的。在這條路上，中國的造紙術、印刷術、指南針、火藥，通過不同的國家在不同的時段傳到了歐洲，對推動人類文明發展産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馬克思把火藥、羅盤和印刷術比喻為預兆資本主義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從這個意義上講，古絲綢之路經過2100多年的文化傳承和積澱，形成了“一帶一路”建設的文化內核。其中有很重要的一點——包容。包容性增加了感召力、吸引力。在“一帶一路”推進過程中，一些外國智庫開始有猜疑、有不解。但就是因為我們具有包容性，經過三年多的發展，現在國外的智庫界、輿論界這種風向正在好轉，態度發生了非常積極的變化。從很多智庫發表的報告，好多媒體發表的文章，我們都能感受到這一點。
主持人：我想，對此王義桅教授肯定也非常有感受。
王義桅：的確，現在有一百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積極呼應“一帶一路”，聯合國把“一帶一路”寫進了決議，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之所以能夠産生這樣的效應，首先和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取得的偉大成就分不開。很多國家尤其文明古國，比如埃及，過去GDP比中國高很多，經濟發展條件比中國好，怎麼現在差距拉到這麼大？所以很多國家問，中國人為什麼能做到這一點。我認為主要是三句話：前兩句是老百姓常説的“要致富先修路”“要快富修高速”；我還加了一句，“要閃富通網路”。網際網路可以快速實現彎道超車。
在埃及一次會議上，有一位阿拉伯學者講了一句話，説近代以來西方列強在我們中東就輸出槍炮，要我們的石油，只有一個國家給我們修路，這個國家就是中國。可以這麼説，我們解決了近代以來西方殖民者沒有解決的基礎設施短板問題、工業化問題，幫助“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經濟上起飛。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快速發展，現在中國要帶動“一帶一路”沿線的國家一起發展，在此過程中我們推行的是“五通”，引導全球資金投向實體經濟。比如非洲資源豐富，為什麼一直沒有發展起來？就是基礎設施的短板沒有補，所以我們在非洲解決了“三網一化”——高速鐵路網、高速公路網、區域航空網以及工業化，幫助非洲解決發展短板問題。所以説，我們是真心幫助發展中國家脫貧致富，這是我們的誠意與智慧。
我們試圖從根本上解決人類發展的三大問題。第一就是貧困，怎麼能夠脫貧致富？必須解決基礎設施改造問題，“一帶一路”抓住了這個發展軟肋。
第二個是貧富差距。資金要投向實體經濟，尤其是基礎設施，因為基礎設施是面對所有老百姓的，窮人、富人都能用到。所以重視民生、重視基礎設施是解決貧富差距的重要一環，其中尤其要實現陸海連通。比如説歐亞大陸中很多國家是內陸國家，而世界上很多貿易是通過海上進行的。“一帶一路”可以幫助他們打通尋找海洋的關鍵的經濟走廊，降低內陸國家物流成本，緩解貧富差距。
第三個就是治理碎片化難題。現在逆全球化興起，要把各國整合對接起來是個大工程。在這個意義上，“一帶一路”承載了全球治理和經濟全球化的夢想，是對經濟全球化的一種補充和完善，讓它更加開放、均衡、包容和普惠。
用“一帶一路”的“鑰匙”，解開發展問題之“鎖”
主持人：要想富先修路，“一帶一路”就像是沿線國家、甚至世界各國共同修通的，通向合作共贏的一條道路，能夠提升沿線國家的獲得感。
有句話是這麼講的：經貿合作是手牽手，文化交流才是心連心。我們知道“一帶一路”建設要推動“五通”——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在這種全方位大聯通的構建過程中，遇到了哪些和文化有關的問題和挑戰？我們又是怎樣用文明的交融和文化的力量，來促進這種融通實現的？
王靈桂：我舉兩個例子。上周我和南亞幾個國家的智庫學者交流，他們説，我們特別喜歡中國的“鐵公機”。我當時沒聽明白，後來才知道是指鐵路、公路和機場，簡稱“鐵公機”。他們説，幾十年了，沒有一個國家來給他們修鐵路、公路、機場。現在中國給他們加強基礎設施建設，他們特別歡迎。第二個例子，前段跟南非同行聊天，他説你們中國人了不起，舉一個小例子，過去我們非洲人要有一個手機，那是天方夜譚，因為幾百美元的手機買不起；但是自從你們的手機來了之後，基本上每一個非洲人都實現了手機夢。因為有了手機，好多電子商務都開展起來了。
中華文明博大精深，有很多獨到的地方。但是在推廣的時候，也遇到了很多挑戰。中國不同地區，民風習慣尚且不一樣，“一帶一路”沿線這麼多國家，每個國家的民俗習俗、法律文化，乃至宗教是不一樣的，我們在“一帶一路”建設中，不要指望用一套文化模板在整個沿線沿途國家都發揮作用。我們要有一把適合不同環境的鑰匙，這把鑰匙要用中國的文化去製造，但是樣式可以不同。我們智庫在這方面也準備了一些課題，研究如何將我們在文化溝通方面形成的經驗轉化為解決問題的“鑰匙“，這是我們的責任擔當。
主持人：對，我們用中華文化打造我們的鑰匙，針對不同的問題設定不同的規格制式。王義桅教授對這個問題有什麼看法？
王義桅：“國之交在於民相親，民相親在於心相通”，我們的“五通”要落實到民心相通，而民心相通是最困難的，任重而道遠。其中有個原因是世界很多國家受西方殖民主義影響很大，他們的歷史記憶和我們對歷史的看法有很大不同。所以從民心上做好工作非常重要。我們的相關學科建設、科研組織等應當根據“一帶一路”新時期的要求，進行重新規劃。比如説考古，不能只是在中國國內考古，而是應該幫助“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一起考古，一起把絲綢之路歷史講清楚。我們的作家要到“一帶一路”沿線去采風，去挖掘裏面共同的故事，去編織我們共同的夢想，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王靈桂：最近我們正在做一個項目：“一帶一路”百人傳記，一共有一百卷，5月14號之前出50本，年底之前出100本。“一帶一路”沿線許多國家的著名人物傳記，都是用英文或法文寫的，還有一部分用德文，用本國語言寫的很少。他們的歷史是有人替他們塑造出來的，所以這對我們是很大的挑戰，要通過我們的努力，真正把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的英雄人物寫出來。
王義桅：我補充一個例子。前年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在泉州主辦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國際研討會。泉州海上交通博物館門口樹著一座雕塑，一個阿拉伯學者看了感動得不得了，説你們門口樹的是我們的英雄，大航海家。所以我們不要只展示自己的輝煌，還要展示別人的，要重新看世界。我每次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調研，看他們博物館的時候，都很感慨，因為我們以前的教育、我們的知識體系裏，關於這些國家的知識實在太少，怎麼跟人家産生共鳴呢？所以，我們要讓文明共同復興，就要讓沿線國家有成就感、獲得感和參與感。
中華文化要解決“水土不服”問題，在沿線沿路生根開花
主持人：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漢森説過這麼一段話：“絲綢之路之所以改變了歷史，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在絲綢之路上穿行的人們把他們各自的文化像其帶往遠方的異國香料種子一樣沿途撒播。”我想請兩位教授開一個藥方：怎麼讓中華文化的智慧沿著“一帶一路“種植下去、撒播下去、生發出來？
王靈桂：在“一帶一路”建設的今天，我們可以借鑒一下歷史經驗。我舉一個例子。阿拉伯歷史上有一個百年翻譯運動，把歐洲歷史上各种經典翻譯成阿拉伯文。當後來歐洲因為宗教迫害文明中斷的時候，可以從阿拉伯把保存下來的思想、文化吸取回來，這對後來的文藝復興運動影響很大。後來，美國學者講過這樣一段話：“在延續2100多年曆史的古老絲綢之路上，對西方文化産生重要影響的莫過於始自莫臥兒王朝的‘百年翻譯運動’。”因此，中國文明首先要讓人看得懂，要搞好我們自己的經典翻譯工作，把我們的思想傳播出去。我們現在的對外傳播比較重視英語，但“一帶一路”沿線沿途國家有200多種語言，在翻譯方面力度還不夠。
王義桅：播撒種子，就是要讓文明的種子生根發芽，長成參天大樹。我在《世界是通的》這本書裏，把“一帶一路”稱為21世紀的新長征。我們要把合作共贏的理念，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把中國夢和世界各國夢融通的這樣一些種子播種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讓它生根發芽、開花結果。這才是治本而非治標。我們現在要把“一帶一路”變成教材，變成APP軟體，變成字典，甚至搞科普創作，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但也是一個長期工程，所以我們要有耐心。首先，我們自己要加強學習；其次，要為其他國家提供適合他們閱讀習慣的文化産品，讓他們更多地了解“一帶一路”。
王靈桂：文化走出去，要解決水土不服的問題。只要解決了這個問題，一定能夠在當地生根發芽，開出燦爛花朵。
總書記講，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種花朵，就算這種花朵再美，那也是單調的。中國的包容就是鼓勵開出更多不同顏色的花朵，這樣世界才會春色滿園。
讓不同文明進行對話，取長補短，相向而行
主持人：在“一帶一路”推進過程中，中國一方面在撒播種子，另一方面也要吸取，這是一個雙向的過程。在二位看來，“一帶一路”的實施對於中華文化發展創新有什麼啟發和推動？
王義桅：我在《“一帶一路”:機遇與挑戰》這本書裏強調，中華文明經歷了三大轉型：以前是內陸文明，今天主動實行“一帶一路”，陸海同時進行；同時，從農耕文明走向工業和資訊文明；第三，從地域性文明走向全球性文明。今天孔子學院遍佈130多個國家，是真正全球性的。
王靈桂：“一帶一路”所體現的文化在歷史上是有傳承的。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裏面有這麼一段話，“在羅曼語族各民族那裏，從阿拉伯人那裏吸收過來並重新發現的希臘哲學那裏得到營養的一種開朗的自由思想，越來越深地紮下了根，為18世紀的唯物主義作了準備。”當時的阿拉伯人就是通過絲綢之路吸收了古代歐洲人的思想保存下來，並不斷發展。“一帶一路”涉及不同的文明，文明之間會發生衝突，但是外來文化在中國本土化過程中儘管有磕碰，總體上卻是和平的，就是因為我們中華民族的包容思想。因為這種包容性，我們可以打造一個平臺，不同民族、不同文明可以在這個平臺上進行對話，取長補短，相互學習，相向而行。這是我們中華民族非常獨特的一種文化魅力，也是今後“一帶一路”研究非常重要的課題。
抓住痛點問題，補齊理論短板
主持人：就兩位的觀察而言，現在“一帶一路”建設有哪些比較緊迫的問題，您又有怎樣的建議？
王靈桂：“一帶一路”研究一定程度上存在虛化和泛化問題。我對國內現有的“一帶一路”研究機構進行了最簡單的統計，在網上輸入關鍵詞“一帶一路”和“機構“，居然有270多家。大家基本上是在一個水準上進行研究，現在的理論還解釋不了“一帶一路”建設豐富多彩的現實。因此，要加強“一帶一路”建設學術研究、理論支撐。
另一個痛點是什麼呢？我們研究“一帶一路”，但是我們很多人都沒有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去走一走、看一看，了解沿線國家到底有什麼特點。因為了解不深，只能是你説什麼我也説什麼。總之，“一帶一路“理論跟不上時代的發展。
説了痛點、難點，肯定有亮點。中國社科院剛剛評出2016年度的23個重要成果，其中就有我們關於“一帶一路”的作品，也算是一個亮點，不過這個亮點還是非常弱小的燭光。我們希望通過更長的時間形成燎原之勢，用智庫研究照亮“一帶一路”不斷前行的道路。
王義桅：第一個問題，就是要認識到“一帶一路”是從歷史中來，但超越歷史，一定要用前瞻的思維方式看“一帶一路”。還有一個就是現在的世界有越來越多的不確定性，不能用簡單的線性進化邏輯、趕超邏輯來理解“一帶一路”。要進行綜合式跨學科研究，真正確立“一帶一路”大學問。但目前我們的學科體系、思維模式、知識結構還遠遠跟不上。
王靈桂：研究“一帶一路”要依靠綜合學科，不是單一學科。就像老中醫開方子，這個方子肯定有很多味中藥，我們不能只吃一味，否則解決不了問題。
“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受到國際社會歡迎
主持人：“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將於五月舉行，二位對論壇有什麼樣的期待？
王靈桂：最近我遇到一件“麻煩事“——經常收到各國智庫的郵件、電話，問我5月14號這個會能不能讓他們來參加。我從中發現，這個會議在國外智庫裏有這麼大的影響，那麼多人都想參與到這個宏大的工程裏面。我想，“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受到國外的歡迎，受到國外智庫的追捧，本身就是一種動向。窺一斑而見全豹。從這一點，就能預測會議一定會非常成功。
我想，五月的論壇應該是一個總結的會，也是一個展望的會：總結過去三年多我們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取得的經驗、成就，也深入討論下一階段怎麼規劃。同是，我認為這個會是向務實轉變的一個轉捩點。“一帶一路”已經成為國際上的熱詞了，今後要繼續保持這個勢頭，同時要真正落地，要有實實在在的成果出來，讓老百姓感受到“一帶一路”帶來的切身利益。智庫應該在其中發揮相應的作用。
王義桅：在中國上大地上開這樣一個高峰論壇，我們是擁有智慧財産權的，是主場。我認為，這個會應有三個目標：一定要把倡議變成機制，把共識變成行動，把雙邊變成多邊，給老百姓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要靠項目體現“一帶一路”，靠産品靠服務等等改變人的生活，從而讓世界因為“一帶一路”而更加美好。
主持人：從中華文明的歷史深處走來，向人類共同的美好未來延伸，“一帶一路”不僅是一條包容發展之路，一條合作共贏之路，更是一條文明互鑒、交流交融之路。相信沿著這樣的道路堅定前行，我們一定能夠奏響人類文明的大合唱，鑄就共贏發展的新輝煌。今天的訪談到此結束，讓我們再次感謝兩位嘉賓，也感謝您的收看，我們下次再見。